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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订阅荣格释过数以万计的梦，他不认为梦仅仅是为了满足愿望，也不认为梦进行了什么伪装，梦展示出做梦者自己内心被忽视被压抑的一面，因此梦的本质不是愿望的满足，而是启示。
“曾经是弗洛伊德学生的荣格，确实是站在了弗洛伊德的肩膀上。”朱建军说。
荣格提出了“集体潜意识”说。他指出，在人们的梦里，有时会出现极为相近的情节，孩子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会做出有极为深刻的哲理和象征意义的梦。这是因为人类经历过的一切都在每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中留下了痕迹——这就是集体潜意识。不同人的集体潜意识中的内容是几乎相同的，因为人们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心灵史。
荣格关注到个人心灵蕴藏着的人类集体潜意识，而弗洛姆则指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一样也有潜意识——社会潜意识。社会潜意识会在梦中出现，或在其他象征性的活动——比如畅销书主题或有巨大影响的电影等——中表现出来，成为流行的风尚。
朱建军研究了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梦的特点：“前一段常见‘赶不上火车’，近来‘考试’一类的梦增多。这些梦固然有多种可能的象征意义。不过常见的是：害怕‘赶不上机会’和‘面临考验’。”
虽然不同的主观派研究者将梦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推展，但是各家明确坚持的一点是，梦所用的语言是象征，而这种原始的表述方式几乎是解梦的惟一通路。
“在我们现代人熟悉的逻辑思维之外，还有一种更古老的思想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歌、梦、气功、宗教、精神病的妄想中可以看到集中的表现，这就是象征思维的能力。有人认为，在人类进化的这个岔路上，走向逻辑思维也许不一定是最有利的选择。”朱建军对本刊说，正是基于此，他把梦形象地称为“原始人来信”。
关于梦的共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梦的研究，在实证和主观两条梦路上，貌似渐行渐远。虽然如此，今天来看，它们还是在态度上取得了一些共识。
首先，解梦在心理学的临床治疗方面的作用基本得到了公认。心理学者和心理医生普遍相信的一点是，人们虽然不愿意对别人坦白内心，却不在意给别人讲一个自己的梦。对心理医生来说，一个梦所讲述的，也许比几次咨询中所了解到的还要多。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督导周振基告诉本刊，目前大部分临床的心理医生会用三种以上的心理学方法对病人进行整合治疗。就他本人来说，他通常是用精神分析法找出病因，然后用认知学派和行为学派的方法进行治疗。
“在很多时候，找出病因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治疗的作用。”周说。多年来他在每一个案例的咨询中，都会留心搜集患者的梦。
关于梦，实证派和主观派的另一点共识是，梦已降为一般的科研目标。
“在心理学的浩瀚领域里，科学家们把潜意识看作是与感觉、知觉、注意、思维、语言等并列的心理活动，虽然是非决定性的因素。”周仁来对本刊这样说，在弗洛伊德提出梦的理论100多年后的今天，梦也许终于找到了它应处的位置。★
“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遭遇饥渴年代
1981年的一天，吉林大学历史系学生雷颐听同学说，学校图书馆新到了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当即决定，马上把书借到手，下节课不上了，坐在图书馆抄书。之所以决定要旷课，是因为，他后面立刻又排了一圈同学，都在等着看这书。
那年头，萨特的书要比今天周杰伦演唱会的票更抢手。
所有的这些外国新潮思想的书，都打着“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大学生中流传。因为书太少，雷颐回忆说，他有时一抄就是半本。
文革后：“内部资料”
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朱正琳，也已经听说了弗洛伊德。他的老师张世英，早年间在西南联大时专攻黑格尔，对弗洛伊德并不陌生。很快，“恋母情结”“潜意识”等等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名词，成为朱正琳和同学们挂在嘴边上的常用语。但是，朱正琳也是苦于找不到弗洛伊德的原著。
“上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就是从萨特和弗洛伊德开始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说。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一个刚刚从文革浩劫中摆脱，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从封闭开始走向开放的时代。今天已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雷颐，这样评价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对来自域外的思想著作的狂热需求：“当时人们要对导致产生文革的体制进行批判，追求思想解放。思想解放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的资源。而那一代年轻人，严格来说，又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们的学养是不够的。所以当时是以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去读书。也可以说，那时看到什么就抓来什么，抓来的东西或许就是杂乱的。这时候就发现，书店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内部资料’，常常是在书店的里间卖，那些都是从东欧和苏联传进来的一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对僵化的制度进行批判的‘异端’思想著作，比如南斯拉夫的卡德尔、波兰的沙夫的书。”
接着，就有了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内部资料”。朱正琳记得，他们圈子里一位朋友赵越胜，过生日的时候，一位法国朋友给他带来的一份厚礼让他惊喜万分——那是一套台湾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的中译本。这套中译本很快就在朱正琳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开来。
实际上，在1984年前，中国大陆境内还没有弗洛伊德的正式译著出版，饥不择食的人们，看的多是台湾出的中译本的影印本。
80年代：“文化丛书”
提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就必然要提到“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的“西学热”潮流中，这套丛书普及最广，影响最大。从1983年这套书开始出版，到1988年，有人统计过，共计出版70余种，而它的计划是出一百种。当时有点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家里无不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研究员王焱，作为当年“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向记者叙述了这套书的缘起：
1980年到1981年初，当时在北京当一个普通编辑的金观涛，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认、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先声。同时，社科院的另两位知识分子林春和李银河，在北京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她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在那里，也将金观涛的论文登出。在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最早出现的拨乱反正的声音。也就是说，最早的对僵化教条的批判，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的。
后来，金观涛又写出了关于中国“超稳定结构”的论文，金的妻子刘青峰还将她和金之间的通信，出了一本《公开的情书》，在年轻人里影响非常大。而当时的“三论”的影响之广，连刘再复研究文学批评时都用了这些理论，搞出“性格组合论”等等，风靡一时。
刘青峰的父亲，在中共内是一个部长级干部，而刘的哥哥刘茂才，当时在四川当省委宣传部长。于是，刘青峰与金观涛，就挂靠在团中央青少年研究所，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书，这套书，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这套丛书，都是小开本，字数只有10来万。全是对西方最新的思潮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编译或是少数作者原创。
最先出的一批，包括金观涛与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到三个月就第二次印刷，印数从数万跃至二十几万。
“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在今天看来比较“杂”，有的人，比如王歧山，现在成为了北京市长，有的仍留在学界成为著名学者，如丁学良、刘东，有的人，后来进了决策层的“智囊”班子，在政治风波中沉浮。
王焱还记得当年编这套书时的火热情景：“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后来影响相当大，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介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那本书是经由王焱的手出来的。
王焱笑道：1982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去国外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会的主题就是韦伯思想，可是去开会的中国人却没人知道他。韦伯的书在国内没有人出。后来，王焱与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韦伯研究小组”，小组中的两个人，就翻译了这本名著。这本书在1986年出版，印数也有38000册。
也在1986年，他们还出了一本《弗洛伊德著作选》，对弗洛伊德的学术作了一个综合的推荐，称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的奠基者”。
除了“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两套丛书：一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这个系列又分为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前一套文库，以翻译原著为主，后一套文库，则是对大师们及其著作的解释性文字。
另外一套影响比较大的丛书，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实际上，在80年代影响中国文化界的，除了以上三种丛书的编委会，还有一股力量，就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旗帜的“中国文化书院”。
九十年代：弗洛伊德热的句号
198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这是在文革后中国大陆最早正式出版的弗洛伊德译著。实际上，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