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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订阅挨着物理学的饭桌的是化学那帮人的饭桌。我曾和其中一个家伙一起干过，DaveMcCall， 那时他正和我们的秘书眉来眼去的呢。我走过去对他说："我能加入你们吗？"
他们还能说不吗。所以我就和他们那帮人吃了一阵子饭。我开始发问了："什么是你们哪个领域的重要的事呢？" 一个多星期以后，另一个问题："你们正在搞什么重要的课题呢？" 有过了一段时间后："如果你们干的事情不那么重要，如果你们不认为那将导致重大的结果，那你们还在贝尔实验室搞它干嘛呢？" 我于是从此不再受欢迎。我得再找别的人去吃饭了了！那还是在春天。
到了秋天，Dave McCall在饭厅堵住我对我说："Hamming，你的话一直让我记着。我想了一个夏天，比如，什么是我的领域里重要的问题。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研究，但是，这思考是值得的。" 我然后说："谢谢你，Dave。"转身走了。我注意到几个月以后他成了他们部门的头，我注意到有一天他成了国家工程院的院士（member）。我注意到他成功了。
我可没听说过他们那个饭桌上的还有其他人在科学和圈子里被提起过。他们没能问自己：什么是我这个领域里的重要问题？
如果你不去搞那些重大的问题，你就没法干那些重要的活。十分显而易见，大科学家细细地从头到尾考虑过在他们那个领域里的诸多重要难题，并且随时留神考虑如何攻克那些难题。我得提醒你，说"重要 /大问题"得留神。在一定的意义上，当我在贝尔尔实验室的时候，那三个在物理方面的突出难题，从未被好好研究过。所说重要，是指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以及你能谈及的任何金钱的程度。我们未曾搞过（1）时间旅行；（2）遥距传递（teleportation）；（3）反引力（antigravity）。他们不重要，是因为我们没法对付他们。一个问题，不是仅仅因为解决以后能带来什么后果而重要，你必须有办法对付她才行（It's not the consequence that makes a problem important, it is that youhave reasonable attack）。当我说多数科学家没有做那些重要的工作，我是指这个意思。
我前面说到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planting acorns so that oaks will grow）"之类。又不可能总能清楚结果在哪，但你却能在那些可能"有戏"的地方充满活力。甚至即使你相信大的科学就是一些运气什么的，你仍要站到电闪雷鸣的山顶, 而不必藏在你感觉安全的峡谷。话虽如此，众多科学工作者毕生仍只例行公事般地从事"安全"的工作，
所以他/她"产出"有限。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要干大事，你必须毫不迟疑地（clearly）去干重大难题，而且你得有个想法。
顺着John Tukey和其他人主张的思路，我最终采用了我称作"重大思考时间""制度"。当我周五去吃午饭，我此后只会讨论重大思考。所谓重大思考，我是指那些诸如 "计算机对整个AT&T会成为什么角色"，"计算机怎样改变科学界"的问题。举个例子，我那时注意到十分之九的实验是在实验室做的，但只有十分之一是在计算机上做的。我有次专门更一个副总裁谈了我的看法：事情得反过来。比如十分之九的的试验应该在计算机上做，
剩下十分之一留给实验室。他们早知道我是数学狂缺乏现实观。我知道他们错了，并且随着越来越证明我对，他们自然就越来越错了。他们在不需要的时候建起了各种实验室。我发现计算机正改变着自然科学，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问自己： "计算机会给科学什么影响，我能怎样改变（影响）？" 我再问："这如何影响贝尔实验室呢？" 我有一次发表高见，用同样的方式，指出一半以上的贝尔试验的人在我离开之前将会离不开计算机或相关。现在你们已经看到结局了。我发奋思考：我的领域向何处去，机会在哪里，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值得做。让我继续下去，就会有机会做点大事。
多数大科学家牢记很多重大问题。他们约有一二十个大问题想方设法去攻克。每当他们发现一个新想法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们说："唔，这个与该问题有关。" 他们于是抛开其他一切，全攻此问题。现在我要说一个可怕的故事，我听来的，不担保其真实性。我当时坐在机场候机厅正和一个在Los Alamos的朋友谈论关于在当时欧洲发生的裂变实验多幸运，因为这使得我们在美国这儿能搞原子弹。他说："不。在伯克利（Berkeley）我们已经收集的不少的数据。我们之所以没能推导出来，是因为我们正在建造更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我们推导出来那些数据的话，我们就能发现裂变。" 他们让到手的鸭子飞了。机会稍纵即逝！
伟大的科学家们，一旦机会来临，他们便紧追其后并且决不言弃。他们放下其他一切。
他们摆脱掉其他事情，紧追一个想法不放手，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通盘的考虑。他 们的思想是时刻准备着的，看见机会就紧跟其后。当然，很多时候也不能奏效，但是你并不需要如此"安打"多次就能做一些大的科学。就这么简单。一个主要的诀窍就是活得长一点。
另一个性格特点，我一开始并没注意到。我注意到以下这些事实：有人"闭门造车"，有人"开门迎客" （people who work with the door open or the door close）。我观察到，如果你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你今儿或明儿就能多干点，你也会比别人多出不少的活。但是，10年以后就未必了。你不知道干了点什么值得干的事儿。那些把门敞开的人的确是受了很多的打扰，但他也不时地获得些线索，了解这世界是什么或什么更重要。
好了，我是无法证明何为因何为果，因为你会说："关门造车"意味着"封闭心灵。" 我可不知道。只是我可以说，那些敞开了门干活的人和最终成就了大事的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你关上门多使劲地干也无济于事。反而，他们看起来干得有点不对劲—-也不是太不对劲，但足以不成气候。
我想谈谈另一个话题，那是从大家都知道的歌词里来："你做什么无关紧要，你怎样做才紧要。" 我从自己的一个例子说起。当年正值关注二进制的日子里，我着迷似的搞着数字电脑（digital computer），其中一个问题最好的模拟计算机也无能为力。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结果。我仔细考量了之后对自己说："嗨，Hamming，你知道你得就这个军事方面的活向上打个报告。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可得能说明问题在哪啊，每一个主张模拟装置的人都等着看你的报告以便挑你的毛病。" 老实说，我是用对付一个相当"土"的方法去算那些积分的，但我居然也得到了答案。我终于明白了事实上这问题不在于就是找到了答案，关键在于首先证明了它，在此之上，我能用一个数字电脑战胜"模拟电脑"，而且在它自己的领域。我然后修改了那个解决方案的法子，创立了一个相当一流的理论。那个公布出来的报告就有一个后来好多年以后公认的"Hamming's method Integrating Differential Equiations（"哈明XXXX法"，哈哈，谁愿意怎么翻就怎么翻吧。译者注）
这个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陈康烂谷子了，但是当时可火了一阵子。就是稍微改变了问题本身，我创立了一个好的、漂亮的理论。
同理，当早年在顶楼用机器（再次提及的 "机器"均指计算机。那个年代，计算机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译者注）的时候，我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成功的居多失败的少。周五弄完了一个问题回到家里，却奇怪我并不快活—-我很沮丧。我看到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又接着另一个问题。想了相当长一阵子后，我决定：不，我得对各种"产品"进行"批量生产"，我得考虑所有"下一步的问题"，而不是仅仅眼前的问题。通过改变提问，我仍得到了同样甚至更好的结果。我去着手主要问题：我如何才能在我不知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攻克机器（计算机。译者注）并做些"未来的问题"？我要如何为此做准备？我要怎样做才能站到计算机之巅？我要如何遵从牛顿的法则？他说："如果我能比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旁上。" 而现如今，我们（仅）站在相互的脚面上！
你 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干你的活：你的工作成为别人工作的基石！于是别人就会说：
"看哪，我站在他的肩膀之上，我看得更远了。" 科学的本质是积累！通过稍微改变一下问题，你就能常常作出非常好的的活，而不是一般好的活。我再也不去做相互孤立的问题，除非它能代表某一类问题的共性。我决不再去解决单一的问题。
现在，如果你是个不错的数学家，你会明白，可扩展性意味着解很简单（显然我不是。谢谢ingot的更正。译者注）那是他要的问题，但是这是问题如此这般的特征。对啊，我能用高明得多的方法攻克整个这一类难题，因为我尚未被那些细节所困扰。" 抽象化的方法通常能够简化问题。更者，我丢掉（file away）细枝末节，只准备将来的问题。
为了结束这部分，我要提醒你："好工匠不怨家伙式—-一个有用之才与其工作的问题相处融洽，无论他得到什么，并且尽力而为争取最好的解决结果。" 我还要建议，通过改变问题，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在你的最终成果中，你总能成就相当程度的不同寻常，因为，你要不然能以此方式做事—-让人们确实在你的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建树；要不然只能以彼方法干活—-下一个人不得不把你干的活从头再来复制一遍。这不是仅仅一个作业的方法，这是你写报告的方法，你写论文的方法，以及整个态度。做更广泛的、一般的工作就像做一个个案一样容易，并且会更加有惊人满意的结果和有价值！
我现在得来聊聊一个非常讨厌的话题— -你做完一件事情还不够，你还得把它"贩卖"出去。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推销是一件棘手的事。这非常讨厌，你本不该做这事，这世界就该等着，当你做成某件大事时，他们就该赶快出来主动迎接。但是，事与愿违的是每个人都很忙着他们自己的活。你必须很好地主动介绍，使得他们能把手头的活放在一边，过来瞧瞧你的东西，理解它，然后回过头来说："是，那玩意不错。" 我建议当你打开一本刊物，翻页的时候，你问问为什么你读其中一些文章，不读另外一些。你最好在写报告的时候也想想：当它发表在《物理评论》或其它什么刊物上的时候，别让读者们把你的文章翻过去，而是停下来读一读你的文章。如果他们不停下来读它，你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you won't get credit）。
一共有三件事你得去推销。你得学会写好写清楚以便人们愿意看；你必须学会发表相当正式的发言；你还必须学会作出非正式的谈话。我们有不少所谓的"后排科学家"。在一个会议上，他们更愿意闭口不谈。三星期后，决定也做完了，然后他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说了一通为什么你该如此这般一番。哎，太晚了。他们不愿站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会议的中央，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我们应该做这件事，为了这些原因…" 你必须掌控这种形式的交流以及准备发表演说。
当我刚开始做演讲的时候，我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病态，我非常非常紧张。我意识到或者我得学习作演讲，或者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得缺一条腿。头一次在纽约IBM要我做一个演讲，我决定要做一个非常好的演讲，一个真正符合听众需要的演讲，不是一个专业上的，而是更广泛的；一个如听众喜欢，我可以在演讲结束时轻轻地说 "只要你们想听，我任何时候愿意效劳"的演讲。其结果，我通过给有限的听众做演讲获得了大量的锻炼。最终我战胜了害怕，而且，我也能学到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方法没效。
通过参加会议我搞清楚了为什么有的论文能够被记住而有的却不能。专业人员就愿谈论非常限定的专业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听众只想要一个宽泛的发言，并 且希望比发言者说得更多的调查和背景介绍。其结果是，很多发言毫无效果而言。发言者说了个题目，
然后一猛子扎进了他解决的细节中去，听众席上的极少人能够 跟进。你应当勾勒一个大致的图画去说明为什么重要，然后慢慢地给出纲要，说明做了什么。那样更多的人就会说："对，乔做了这个或马莉做了那个。我知道了怎么回事。是呀，马莉讲得不错，我明白了马莉做了什么。" 我们的倾向是做一个高度限定的、安全的发言。但那往往是没有成效的。而且，太多的发言充斥了太多的信息。所以我说"推销"的方法显而易见。
让我总结一下。你得去干那些重要的问题。我反对全部是运气，但是我承认是有不少运气的成分。我赞成巴斯德的"运气光顾有准备之士"的说法。我极力主张我过去所为，如多年以来坚持的星期五下午"大想法时间"，只有大想法—-意思是我投入10%的时间试图去搞懂本领域更大的问题，比如什么重要和什么不重要。我早些时候发现我相信"此"却一整周时间都奔着"彼"方向忙乎。这的确有点滑稽。如果我真正相信作用点在"这"，为什么我往"那"去？我要不就的改变我的目标，要不 就的调整行动。所以，我改变我做的事并且向认为重要的方向迈进。就这么简单。
现在你也许要告诉我，你还未能支配那些你干的事。当然，当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难。但一旦你获得了适当的成功，就会有更多的人前来要求结果，比你能提供的要多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些选择的权力了，但不是全部。我来告诉你相关的一个故事，这还与"开导"你的老板的主题有关。我有一个老板，叫Schelkunff，它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有军队的人来求助我，要求周五出答案。嗯，我已经决定把我的计算机资源为一组科学家所用，用于精炼数据。我正沉浸于短的、小的、重要的问题。这个军队的人却要我在周五提交结果。我说： "不行。我会在星期一给你结果。" 他就跑到我的老板Schelkunoff那里。Schelkunoff说："你必须给他干这活。他必须周五要结果。" 我问他："为什么我也得如此呢？" 他说："你必须！" 我说："行。Sergei，但是你得坐在你的办公室一直到周五最后一班班车，盯着那伙计，看着他走出门去。" 我在周五下午很晚拿出了结果，给了那军队的人。我然后走到Schelkunoff的办公室坐下。当那人出门的时候，我说："你看， Schelkunoff，这伙计手里什么也没拿。我可是把结果给他了啊。" 星期一一早Schelkunoff把他叫来，对他说："你周末过来干活了吗？" 我能听到好像磨磨唧唧的，那伙计试图搞清楚到底怎么发生了什么。他知道他本该周末到，没有最好别说有。所以他说他没来。从那以后 Schelkunoff总说："你设定了你的最后期限，但那也没准（you can change them）。"
一次教训就足以开导我的老板明白为什么我不愿把探索性的研究放在一边儿去搞什么华而不实的事，为什么我能判断不去做那些抢占所有设施的没劲的事。我宁肯用这希望设备去为一个小事进行大运算。再说一遍，早年我的"运算"能力受到限制，因为在我的领域里，"数学家对机器无用处"的结论显而易见。每次我都得告诉其他领域里的科学家们，当他们抱怨："我没法干，我没有计算机（mechine）。" 我跟他们说："去告诉你们的副总裁：Hamming需要更多的计算机（computing capacity）。"
我还干了一件事。当在计算领域早些时候我产生了（loaned）一点编程的能力时，我说：
"我们没有给与我们的程序员足够的认可。当你发表一篇论文 时，你应该谢谢程序员，
否则你就别再从我这指望更多的帮助了。程序员应该被个别地致谢，因为他们付出了努力。" 我等了好多年，然后我翻了翻某一年全年的BSTJ（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Journal. 译者注）文章，数数有哪些专门感谢了那些程序员。我把这拿到老板那里，
对他说："这反映计算机在贝尔实验室的中心地位—-如果BSTJ是重要的，那么，计算机怎么重要就一目了然了。" 他只好让步。你也能开导你的老板，这并不容易。在此，我是自下而上的角度，而不是自上而下。但我告诉你是怎样才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不管头头们怎么想。你得把想法"推销"给他们。
好了，我现在谈下一个话题："努力去做一个大科学家值得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问问周围的牛人。如果你能让他们放下谦虚，他们往往会说："是的，做真正一流的事情，并且掌握它，就如同将美酒、美女、和美曲放到一起一样美妙。如果你再看看老板们，他们往往都重又回来，或者提出项目要求，试图重去体验新发现的时刻。他们总是这样。所以很显然，做过的人还想再做。但是这种体验是有限的。我从不敢出去问那些没干过大事的人他们怎么想这个问题。这难免有失偏颇，但我还是觉得值得一试。我想，十分肯定地值得一试那些一流的工作，因为事实是，价值体现在奋斗过程中而非结果上。为自己的事情奋斗本身就值得。成功和名誉只是附带的孳息而已。
我已经告诉你如何做。那么既然如此容易，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还是失败了呢？比如，
在我看来如今贝尔实验室数学部门有不少人比我有才华和能力，但他们 却没能做的和我一样多。确有一部分比我做的要多，香农（Shannon）就比我多，还有别的一些人。但我的确比很多资质高的同事要多产。为什么这样？他们 怎么啦？为什么这么多的有很好前景的人都失败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动力和投入。做大事的人中，能力差一点但全力投入的人，比起能力很强但有点花里胡哨—-那些白天上班干活晚上回家干别的第二天再来干活的人，要多有成就些。他们缺乏一流工作所需的必要的投入。他们是干出了不少得不错的事，但别忘了，我们说的可是一流的工作。这是完全不同的。不错的人，聪明的人，总是出些不错的活。但我们说的是非同平常的活，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和真正荣誉的活。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个性的缺陷。我要举一个我在Irvine（美国加州大学 Irvine分晓。
译者注） 熟识的一位同事的例子。他是计算机中心的头并且那会儿是校长的特别助理。
显然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有一次他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介绍他处理信件的方法，以及如何处理回信。他告诉我他的秘书如何的没有效率。他把信件一垛一垛分放好，并且知道哪是哪。而且他会自己用打字机一一回信。他向我吹嘘有多么多么了不起，他是如何不用秘书的帮忙就把这些事都干了。我于是背着他问他的秘书。那秘书说: "我当然没法帮他，他根本不让我拿到他的信件。他不让我进入他的系统，我也不知道东西放在地板的哪块。我当然没法帮他。" 然后我回去对他说："你看，如果你用现在的方法，单枪匹马地干，你就只能原地踏步，不会有长进了。如果你能学会利用整个系统来工作，你就能走得更远，能走多远就多远。" 结果是他再没有什么长进了。他缺失的个性使得他总想控制一切，而不是意识到你需要整个系统的支持。
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普通的科学家会与系统为敌，而不是学会和系统相处并利用系统所提供的帮助。系统的支持其实很多，如果你能学会如何用的话。如果你有耐心的话，你就能学会很好地使用系统，而且，你终究会学会如何绕过它。因为，如果你需要一个拒绝，你就到你的老板那里，轻易就能得到一个拒绝。如果你想做什么事，别去请求，做就是了，然后交给他一个既定的事实。别给他一个拒绝你的机会。但如果你就想要"不"，那很容易得到那个"不"。
另一个个性缺陷是自负地坚持己见。我要说说我自己的事。我刚从Los Alamos来时在纽约麦迪逊大街590号，那时用着台计算机。我仍按西部的打扮，大斜杠口袋，一个bolo（?译者注）以及所有那些玩艺。我隐隐约约地注意到我好像没有得到和别的人一样的服务。
所以我开始琢磨。我来了等着轮到我，但我觉得我没得到公正的待遇。 我对自己说：
"咋回事？并没有IBM哪个副总裁说过 '得跟Hamming过不去'。只是那些底下的秘书们这样做。当一个裂缝出现的时候，他们抢着过来看看谁跌进去了，然后再去找别的人（瞧热闹。译者注）。可是，这是为什么？我可没得罪他们。" 答案只有一个：我没有按照他们认为的此时此地应有的打扮穿衣着服。原来如此—-我没穿合适！我得做个决定—-我是坚持我的自负，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从此耗干我职业生涯的努力；还是顺应环境？我最后决定还是作出努力顺应环境。真是一蹴而就，我于是马上得到更好的服务了。而现在，作为一个花里胡哨的老角色（old colorful character），我得到比其他人还好的服务。
你应当根据你演讲听众的期望来穿衣打扮。如果我要在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中心做个演讲，我就穿个有bolo和旧款灯芯绒外套或别的什么。我十分清楚别让我的衣着、外表和举止影响我在意的事。不在少数的科学家觉得他们必须坚持他们的自我，按他们的方式做他们的事。他们不得不着这个、那个，还有其他的事，并且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
John Tukey几乎总是穿着随意。他走进一个重要的办公室，人们往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证实这是一个一流的人后才能听他说。有相当一阵子John不得不对付这类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