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二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二○○六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遗传学家李振声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他颁奖。

　　李振声院士表示，对政府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十分感谢，将更进一步做好工作，牢记“发展农业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继续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做出新的贡献。他透露，荣誉归于集体，奖金也应归于集体，这次奖金将全部捐给单位，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助一臂之力。

　　李振声一九三一年二月生于山东，一九九○年、一九九一年先后入选第三世界科学院和中科院院士，还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陈嘉庚农业科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他历任中科院陕西省西北植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西安分院和陕西省科学院院长、陕西省科协主席、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等职，现任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迄今五十五年的科学生涯中，李振声主要从事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开创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育种新领域并育成“小偃”系列品种；创建蓝粒单体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提出小麦磷、氮营养高效利用的育种新方向。

　　七十六岁的李振声院士还是中国有重要影响的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专家，他曾提出黄淮海中低产田改造的建议并组织实施“农业黄淮海战役”，为促进中国粮食增产发挥重要作用。一九九八年至二○○三年中国粮食生产出现连续五年减产时，他又提出争取三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

　　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于二○○○年设立，奖金五百万元人民币。除二○○四年度空缺外，此前已先后有九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物理学家黄昆、高性能计算机专家金怡濂、地质学家刘东生、航天专家王永志、气象学家叶笃正和肝脏外科学家吴孟超。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李振声院士在小麦育种领域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及成果，以及他在我国粮食发展战略上作出的重要贡献，使他当之无愧的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今年７６岁的李振声院士和小麦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

        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李振声院士：在做小麦的超高产，我们现在比较稳妥的能够达到600斤，下一个目标就是650斤，700斤，还是常规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相结合。

        结缘小麦，是因为五十年前小麦条锈病的大流行。当时我国小麦单产很低，有小麦癌症之称的条锈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害，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旦染病，就会减产３０%到５０%甚至绝收。

        李振声发现，传统的近亲杂交选育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条锈病，而一种野生的长穗偃麦草具有非常好的抗病性。

        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李振声院士：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

        好比为小麦找一个牧草丈夫，因为是远缘，就像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难度非常大。整整用了20年的时间，他和他的同事们攻克了杂交品种后代不育、疯狂分离的难题，最终培育出了持久抗病而且高产优质的小偃系列品种。

        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李振声院士：总共加起来小偃系统产生的品种大概有70多个品种，这些品种累计推广面积大概在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了150亿斤。

        李振声还在世界首创了染色体快速选育的方法，使小麦育种速度提高了数倍；他选育的能够利用土壤营养元素的优质小麦小偃54，大大减少了化肥施用量，并由此引发了资源节约型农业的变革；他提出的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的建议，最终成形为“黄淮海战役”，为我国粮食产量走出徘徊立下汗马功劳。

        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李振声院士：我觉得荣誉应该归集体，奖金也应该归集体，我们就和研究所领导商量，把这次奖金全部交给所里，成立一个学生的助学基金，为经济困难的学生助一臂之力。



李振声院士二三事：小麦里干出大事业  

　　“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小偃4、5、6号小麦新品种是20年前在陕西杨陵西北植物所时完成的，完成人就有10位；小偃54和小偃81是我1987年回到北京后，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的，同样也是集体的成果”。

　　谈起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感受，李振声院士仍然像平常一样谦虚。小麦是小的，不仅名字里有“小”字，麦粒也如此之小，以致于单粒都不好称其重量，人们只好拿1000个麦粒来称重，叫做“千粒重”，用来描述品种的优劣。李振声院士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全部献给了小麦育种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重大成果，为我国粮食生产做出巨大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被誉为“小麦里干出大事业”。

　　1、支援西部，潜心小麦育种研究

　　春节前夕，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李振声院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为了这次采访，李院士早晨5点起床，准备了大量素材，并一字一句输入电脑。李院士对待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严谨、认真，脾气还特别地好。这些在学界都是有口皆碑。

　　51年前，李振声院士响应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背起行李，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奔赴西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杨凌，在西北植物研究所开始了小麦育种的研究。那时，农业生产上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导致小麦减产20—30%。引起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原因主要是病菌的变异速度比育种速度快！当时培育一个小麦新品种需要8年时间，而条锈病平均5年半就能产生一个毒性更强的生理小种，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为了寻找新的抗源，李振声系统搜集鉴定了800多种牧草，发现野生的长穗偃麦草等对条锈病有很好的抗性。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了植物学家闻洪汉教授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教授的支持。

开展远缘杂交，有三道难题挡在面前：杂交不亲和、杂种不育和后代“疯狂分离”。从外观上看，杂种分离的类型很多，而且很不稳定。有时一个杂种看着很好，而下一代面目全非了。李振声带领课题组做了大量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弄清了问题的实质。

　　接下来就是对杂种的鉴定与筛选。这需要更大的耐心和细心的工作。1964年，小麦成熟前连续40天阴雨，到6月14日天气突然暴晴，一天的功夫，几乎所有的小麦都青干了，课题组筛选的1000多份杂种中除小偃6号的祖父（小偃55－6）和长穗偃麦草之外，其他全部青干了。只有一个仍保持着金黄颜色，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材料，李振声带领课题组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又经过两次杂交，育成了一个具有相对持久的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小偃6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耐强光和干热风，作为陕西省小麦骨干品种长达16年以上，至今仍然有50多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我国推广时间最长的自育小麦品种，1985年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

　　小偃6号作为小麦育种的骨干亲本，衍生出了50多个小麦品种，其中国审品种10余个，这些品种累计推广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从而开创了远缘杂交育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

　　远缘杂交对小麦遗传改良极为重要，但难度大，耗费时间长。为了快速地将外源优良基因导入小麦，李振声利用远缘杂交获得的“小偃蓝粒”为材料，在国际上首创了一套新的染色体工程育种系统，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的实用化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这个重大成果受到美国遗传学会主席、小麦染色体工程研究的奠基人的高度评价，并支持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由李振声作为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主持这次会议。

　　2、心系农业，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李振声1931年出生于山东淄博农村，赶上了山东1940、1941、1942连续3年大旱，挨过饿，深知粮食的珍贵和重要。因此，除了小麦的科学研究，李振声还高度关注我国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为农业生产提出科学建议。1987年，已经在西北工作了31年的李振声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上任没多久，李振声就提出在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田治理的建议。  

　　当时，我国出现了自1984年以来粮食生产的三年徘徊，三年粮食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了5000多万。政府急于想找到打破徘徊的方案。李振声通过三个月的调查，预测黄淮海地区有500亿斤的潜力，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在周光召院长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科学院25个研究所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发挥了带动作用。事实证明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当我国粮食从8000亿斤增加到9000亿斤时，黄淮海地区的增长数是504.8亿斤。  

　　2005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李振声用大量科学数据对十年前美国人莱斯特.布朗那本名叫《谁来养活中国？》的畅销书进行了回应。李振声汇集了我国近15年的有关数据，与布朗预测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布朗的三个推论都不正确，都不符合中国实际！第一，人口增长速度比他预计的慢了1/3,  布朗预计后4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1200万,  而2003年我国人口实际增长只有761万。第二，人均耕地减少的速度不像布朗预计的那样严重，因为通过遥感测定我国耕地面积比原来公布的传统数字多出了36.9%。第三，我国粮食15年合计进出口基本持平，净进口量只有879.4亿斤，相当于总消费量0.6%,  微不足道。  

　　李振声认为应该将这些真实情况告诉世界，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现在如此，将来我们相信凭着中国正确的政策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3、学点哲学，做研究少走弯路

　　回顾50多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李振声认为有四点在自己的工作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要有社会责任感。是社会养育、培养和教育了自己，自己应该向他们、向社会做出回报。第二，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智慧有限，一生中能做的事情有限，所以目标必须明确集中。第三，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探索和揭示自然规律，需要经过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研究对象越复杂，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如小麦育种，平均需要8年时间才能育成一个新品种。所以，做这类研究，没有毅力是绝对不行的。第四，要依靠集体和团队。现代科学技术，除数学外，很少能有个人来完成，一般都需要一个团队，因此依靠集体和团队是成功的保证。

　　李振声还反复强调哲学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他说自己学习哲学的捷径是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几十年的经验，让自己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      

　　李振声给自己谈起75岁之后确定的任务有三个：第一，  继续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促进他们的工作有更大发展。第二，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咨询工作。第三，  看看书报，练练书法。



当代“后稷”：本网专访最高科技奖得主李振声院士  

　　题记：用什么标题来报道今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呢？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借用1986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一个长篇通讯的标题：当代“后稷”。这篇通讯报道了我国杨凌农业科学城的知识分子，李振声院士当时就在杨凌工作。今天，李振声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这首先是他个人的荣誉，同时也是所有杨凌农业科学城知识分子的光荣，也是全国农业科技界的荣誉。“后稷”是尧和舜时的“农官”，他树艺五谷，教民稼穑。1932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亲自勘察地址，选择杨凌，成立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如今的杨凌已经举世闻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科学城。



　　第一次听到“李振声”这个名字是在1973年，那时我在家乡杨凌上小学3年级。隔壁的余奶奶是一位手艺高超的裁缝，她经常为西北农业大学的植物学家闻洪汉教授等做衣服。她常常说起李振声“可用功了！”“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1982年，我有幸就近考进西北农业大学（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系，系主任名叫李振歧，李振歧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当时还想：李振歧和李振声是不是兄弟俩？

　　待到何佩茹教授讲授《植物遗传学》时，我第一次知道了“蓝粒小麦”这个名词。我的家里还种植过“小偃6号”小麦。1987年，李振声院士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我正好联系中国科学院的新闻报道工作，对中国科学院开展的黄淮海农业科技攻关进行了跟踪报道。对李振声院士有比较多的了解。

　　1、为什么要考农学院？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何乐而不为？

　　我是在农村先上私塾，后上学堂的，上学堂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在亲友的帮助下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原来想到济南托人找个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即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的一个招生广告，说可以提供吃住条件，于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考了，没想到考上了。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这是我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是济南解放给我提供了这个条件，所以也就对这个机会特别珍惜，学习比较努力。  

　　2、为什么钟情小麦育种研究?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我出身一个农民家庭对农业比较熟悉；在1942年山东大旱，我挨过饿，知道粮食的珍惜、可贵。

　　（二）我考进了山东农学院，系主任是来自原燕京大学沈寿铨教授，给我们上小麦育种课，讲的很好，从小麦的进化、分类、育种的理论与技术，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余松烈教授讲的遗传课，也很生动，两位老师的讲课使我从理论上提高了对小麦育种的认识；另外，学校农场繁殖了当时山东推广的几个优良品种，齐大195、扁穗小麦、鱼鳞白等，我将这些优良品种引回家中，种植后确实比当地老品种增产，乡亲们都来换种。使我认识到科学技术确实对提高粮食产量有重要作用。因此就产生了将来我也要争取从事小麦育种研究的想法。  

　　3、三个人（华罗庚、钱三强、艾思奇的影响）对自己影响很大。

　　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也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当时科学院在北京的人数不多，只有200多人。院部领导就请著名科学家给青年人做报告。我有机会聆听了一些报告。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个：  

　　（一）是华罗庚先生讲怎样学习？概括起来有四句话: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别人起床时，我已学习四个小时了；我研究数学是从小学教科书的数学一、二、三、四、五、六册开始的；要学会读书，要能将一本厚书读薄。  

　　（二）是钱三强先生讲怎样做研究？他说：做研究必须注意基本训练，我跟居里夫人做研究工作时，第一个课题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做研究的基本训练，包括怎样收集资料，怎样选题，怎样进行试验设计，怎样做调查，怎样整理分析数据，怎样撰写论文等等；而当我做第二个题目时，难度比第一个课题还大，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他说，认真完成基本训练后就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三）是艾斯奇先生讲唯物论和辩证法：听艾斯奇先生讲课的收获主要有三点；第一，懂得了唯物论与辩证法不是少数人的哲学，是大众的哲学，他对每个人的做人和做事都有指导作用；你不学也可以做人和做事，但是学习之后可以帮助你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第二，对科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哲学原理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如果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那就是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是错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同时，事务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要跟上事物事务的发展变化，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才不至落后。第三，学习哲学的捷径是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  

　　4、如何想到把小麦和牧草的远缘杂交作为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  

　　我在北京工作5年后，响应中央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与课题组13位同志一起，调到陕西杨陵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在北京期间，跟随导师土壤学家冯兆林先生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曾经收集种植800多种牧草，对牧草研究有一定基础。到西北后，在生产上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导致小麦减产20－30％。引起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原因是，病菌变异的速度快，育种的速度慢，即8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而据25个国家统计条锈病平均5.5年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成为当时一个世界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了植物学家闻洪汉教授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教授的支持，所以开展了这项研究。  

　　5、远缘杂交：20年磨一剑。

　　远缘杂交，从开始到出成果，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当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如64年社教运动中就曾受到批判。因为，远缘杂交已进行了8年还没有育成品种，所以受到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批判。这个课题，虽然受到批判而未被砍掉的原因，主要是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远近结合的计划。就是，在决定开展远缘杂交研究时，我心中感到没有把握，怕不成功，所以就同时开展了常规的小麦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到64年我选育的生选5号6号已开始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工作队最后说，他毕竟已有两个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了，不能说他的工作都是脱离实际的。这样才算过了关。  

　　6、蹲点，对科研工作有什么影响？  

　　69年姚文元写文章说，知识分子学农的不会种田，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章发表后，我们有5位同志就被下放到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去蹲点，接受农民再教育。开始主要是参加劳动。后来，四队队长的父亲问我说，你懂不懂红薯储藏？我们队上的红薯烂得很厉害，你来看看。红薯储藏的原理不复杂，第一是控制适宜的温度，一般10－15度为宜。低于10度容易出现软腐病，高于15度，会出现黑斑病；其次，湿度不能过大。我检查了生产队的红薯窖，四队的温度太低（6度），软腐病很重；五队的温度太高（16度），湿度太大，发了芽。我们分别采取相应措施，使问题得到缓解，县革委会在全县发了通报，我们取得了农民的信任。  

　　第二件事，帮助生产队考察了小麦苗情，统计了各队一、二、三类苗的比例，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有两个队麦田三类苗较多，其中一个队按我们的建议，加强了管理措施，第二年获得了丰收；另一个队没有采取措施，减了产。我们抓住这两个典型进行了宣传，全面推广了小麦丰产栽培措施，第二年本大队，小麦平均亩产，从原来的360斤提高到500斤以上，一举“过了黄河”;宁王公社小麦亩产达到400斤，“过了纲要”，大队和公社都被县上评了先进，我也被公社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励红宝书毛选四卷合订本一本。  

　　7、小偃6号：科学研究的成功也偶然吗？  

　　远缘杂交的难题，主要有三个：杂交不亲和、杂种不育和后代“疯狂分离”。  

　　对小麦与长穗偃麦草的杂交来说，前两个问题经过两年的努力就基本上解决了，困难的是第三个问题，即从外观上看，杂种分离的类型很多，而且很不稳定。有时一个杂种看着很好，而下一代面目全非了。我们做了大量的细胞遗传学的工作才弄清了问题的实质。简单的说，所有非整倍体杂种都是不稳定的。只有恢复到整倍体以后才能稳定下来，这包括八倍体、异代换系和易位系。  

　　其次，就是对杂种的鉴定与筛选。这有时要靠机遇与细心的工作。比如小偃6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耐强光和干热风，这个特性是怎样发现的？1964年，小麦成熟前连续40天阴雨，到6月14日天气突然暴晴，一天的功夫，几乎所有的小麦都青干了，我们1000多份杂种中除小偃6号的祖父（小偃55－6）和长穗偃麦草之外，其他全部青干了。而它仍保持着金黄颜色，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材料，我们抓住这个材料又经过两次杂交，育成了一个具有相对持久的抗病性（作为陕西省小麦骨干品种长达15年以上）、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8、蓝粒单体小麦系统：洋专家也叫好！

　　小偃6号的育成和大面积推广，证明远缘杂交确实是改良小麦品种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育种过程耗费的时间太长（20年），别人很难重复。于是我想必须另寻捷径。在70年代后期，我们学习美国遗传学会主席E.R.Sears的经验，开展了染色体工程研究。Sears创建了一套染色体工程工具材料－中国春单体系统，通过这套材料可以将远缘植物的染色体转移到小麦中，但是，这套利用起来也存在一些困难，就是这套材料的保存与利用都须通过显微镜下的细胞学鉴定才能完成。  

　　我们工作的创新点，是运用从偃麦草中得来的蓝粒基因创造了一套蓝粒单体小麦。蓝粒单体小麦在一个麦穗上可以长出四种颜色的种子，深蓝、中蓝、浅蓝和白粒，不需要用显微镜，只根据种子颜色就可以知道它的染色体数目，深蓝的42条，中蓝和浅蓝的41条，白粒的40条。40条染色体的小麦叫缺体，用它与远缘植物杂交，可以较容易地将外源染色体转移到小麦中，为染色体工程育种开辟了一条新路。这项成果受到Sears等国际小麦遗传育种学家的好评。在Sears等国际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的支持下，1986年，我作为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在西安组织了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1993年，又在北京组织了第八届国际小麦遗传学会议，扩大了我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

　　9、建议治理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田

　　当时，我国出现了自1984年以来粮食生产的三年徘徊，三年粮食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了5000多万。政府急于想找到打破徘徊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同科学院的农业专家，通过三个月的调查，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在周光召院长的全力推动下，科学院25个研究所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发挥了带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预测如果我国粮食在8000亿斤的基础上要增加1000亿斤的话，黄淮海地区有500亿斤的潜力。事实证明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当我国粮食从8000亿斤增加到9000亿斤时，黄淮海地区的增长数是504.8亿斤。  

　　10、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

　　2004年你在人文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的讲演，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  论据和论点是怎样形成的？  

　　1999-20032004年，我国粮食出现了连续5年下滑的情况。在这之前我在一些场合就谈过粮食下滑的问题，但未引起人们重视。这次人文论坛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做了一些准备。发现问题确实严重，从1998年的10245.9亿斤，到2003年已经下降到8613.4亿斤，  5年减少了1632.5亿斤；人均粮食从821斤下降到667斤，相当于80年代初的水平，后退了20年。我就如实的讲了出去，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同时，我分析了减产的原因，发现70％以上的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不到30％因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即政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因此提出争取三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利的支农措施，连续三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04年恢复到9389.4亿斤,  2005年恢复到9680.  0亿斤,  2006年达到9949.0亿斤，已近1万亿斤。  

　　11、告诉世界，中国人能养活自己！

　　2005年4月，您在博鳌论坛上又有一个发言，是对十年前美国人莱斯特.布朗那本名叫《谁来养活中国？》的畅销书的回应。那么我很想知道当年莱斯特.布朗为什么会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提出如此质疑？您在博鳌论坛上是怎样回应他的？在今天我国的粮食安全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我认为这本书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有警示作用，应该重视。但对这本书的封面有些反感，对一些推论和预测的情况我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次博鳌论坛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  。

　　我想要谈和平崛起，不能?避中国的粮食问题，那就必须对莱斯特.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做出回答。我首先学习、消化和提取出了他的主要论据和论点。第二步，汇集我国近15年的有关数据，与他预测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他的预测结果没有兑现。这时我决定写这篇文章。  

　　先说莱斯特布朗的研究方法，他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工业化过程中粮食的生产、消费和进口需求为模板；以中国政府1950到1990年40年间公布的有关数据和发展轨迹为依据，对中国后40年的人口、耕地、粮食生产等进行外推，得出了中国到2030年发展状况的一些重要结论，主要有三点：  

　　第一、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从1990年的11.4亿增长到16.6亿;  第二,  到那时中国的人均耕地将由1990年的人均1.2亩下降到8分地;  第三，中国对粮食的需求按人均消费400公斤计算，将达到6.4亿吨，而到那时中国自产粮食的能力只有2.7亿吨,不足需求量的一半，短缺3..7亿吨，即一半以上的粮食需要靠进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全世界的粮食出口量只有2亿吨左右，那么，就是说，将世界市场上销售的粮食买光还不够中国的需要，可见问题之严重程度！所以纽约时报说，“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会使世界挨饿！”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布朗的预言正确与否，需要靠中国农业发展的事实来检验。从1990到2004年，已经走过了15年，相当于布朗预测后40年时间的1/3以上，用15年的事实和布朗的预测对比一下，看看两者的轨迹是否一致？这是世界人民，也是我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我们对比的结果是，布朗的三个推论都不正确，都不符合中国实际！第一，人口增长速度比他预计的慢了1/3,  布朗预计后4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1200万,  而2003年我国人口实际增长只有761万；第

　　二、人均耕地减少的速度不像布朗预计的那样严重，因为通过遥感测定我国耕地面积比原来公布的传统数字多出了36.9%；第三，我国粮食15年合计进出口基本持平，净进口量只有879.4亿斤，相当于总消费量0.6%,  微不足道。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将这些真实情况告诉世界，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现在如此，将来我们相信凭着中国正确的政策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12、一生中能做的事情有限，所以目标必须明确集中

　　从事科研工作几十年，您觉得在您的科研生涯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的关键是什么、经验是什么？您认可的科研态度、科研精神是什么？您的人生座右铭是什么？  

　　回顾50多年来我所走过的历程，我感到有四点在我的工作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第一、要有社会责任感：我觉得父母和亲友，老师和学校，领导、组织和单位，总之是社会养育、培养和教育了我，我应该向他们、向社会做出回报，这样就使自己始终觉得有一种责任感。  

　　第二、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智慧有限，一生中能做的事情有限，所以目标必须明确集中，如果能集中精力和时间做成一两件对社会真正有益的事情，那就不错了。  

　　第三、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  探索和揭示自然规律，需要经过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研究对象越复杂，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如小麦育种，平均需要8年时间才能育成一个新品种。所以，做这类研究，没有毅力是绝对不行的。  

　　我常常想到顾炎武的名言“以兴趣始，以毅力终”，我认为，它对加强科技工作者的个人修养很有帮助。  

　　第四、要依靠集体和团队：现代科学技术，除数学外，很少能有个人来完成，一般都需要一个团队，因此依靠集体和团队是成功的保证。  

　　13、  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

　　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比如以小麦远缘杂交研究为例，小偃4、5、6号是20年前在陕西杨陵西北植物所时完成的，完成人就有10位，还有当时研究所支持和为这项工作服务的所有同志；另外，小偃54和小偃81是我1987年回到北京后，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的，也是集体成果，所以我说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份努力，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在荣誉面前，我一方面对政府和人民给予的荣誉表示十分感谢；另一方面感到更应进一步做好工作，牢记“发展农业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继续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做出新的贡献。  

　　荣誉归于集体，这次奖金也应归于集体，所以，我已向单位说好了，将这次奖金全部捐给单位，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助一臂之力。  

　　14、继续着力培养青年一代

　　75岁之后，您给自己定的任务是什么？  

　　第一、  继续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促进他们的工作有更大发展。  

　　第二、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咨询工作。  

　　第三、  看看书报，练练书法。



　　附李振声院士简历：  

　　出生年月：  1931年2月25日  

　　学  历：  1951年  山东农学院农学系毕业  

　　经  历：  1951--1956年  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研究实习员  

　　1956--1965年  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后改名为西北生物土壤究所）助理研究员，农业研究室副主任  

　　1965--1987年  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遗传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  

　　1983--1987年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  

　　1987--1992年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遗传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91--2001年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93--2003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八届、第九届)  

　　1992年至现在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女儿眼中的李振声：“生活上非常朴素，绝不浪费粮食”

　　“父亲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做人，他经历过很多‘运动’，告诉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２００６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李振声的女儿李滨把对父亲的感受娓娓道来，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普通而慈爱的父亲形象。  

        在女儿眼中，李振声既是一个平易简朴的父亲，也是一个慈爱严谨的父亲。“他自己非常正直。工作上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生活上非常朴素，从不挑食，绝不浪费粮食。”  

        李滨是李振声的二女儿，在陕西长大，１９８７年才回到北京，当年２９岁，一直在李振声课题组工作，一家三口也一直和李振声住在一起。“他在家里常常是写东西，也就吃饭的时候交流，讨论工作基本是在单位。”  

        尽管“交流很少”，李滨清晰地记得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爱的父亲在她６岁生病时，带她去杨凌看病的情景：“老中医家很远，需要上一个很大的坡，父亲用自行车推着我满头是汗，后来又背着和抱着我坐火车，没让我走过一步路。”“还有一次是我快４０岁的时候生病的一次，父亲对我非常关心，在家悉心照顾我，但他从来不在外表上显示对你的爱，可能是父亲山东人性格的缘故。”  

        李滨堪称是和李振声在一起时间最多的人，在百度上输入“李滨和李振声”，很快就可以搜到相关网页６５５篇，大多是父女在同一课题组工作的资料。对父亲的获奖她没有感到特别意外，“去年课题组的人一个假期都没有休息，都在为这个奖项整理材料。”“正如父亲说的‘这是一个集体的荣誉’。”  

        １９５６年，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条锈病大流行。国家的粮食产量当时只有２０００多亿斤，就有１００多亿斤被条锈病给吃掉了。李振声带领着课题组，分别试用了９种牧草与小麦杂交，终于有３种成功，其中长穗偃麦草和小麦的后代表现最突出。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难题接踵而至，比如杂交的第一代多数不育。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反复试验来改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分别主持了两个不同的课题，他们经常出差蹲点，忙得照管不了我们。”李滨说，“那时等父母回来的时候，感觉就特别好，可以和妈妈睡到一块了，和爸爸睡到一块了，比过年还高兴。”  

        李滨说，父亲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业比较熟悉，一辈子都和麦子打交道，不太喜欢聚会，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看看老友。  

        “父亲今年７６岁了，已经从中科院副院长的职位上卸任，他不会玩牌、不会打麻将，就是看看电视，散散步，常常爱去小麦育种基地走走。”记者问到李先生的爱好时，李滨毫不犹豫地说：“毛笔字，一有时间就写。”  

        采访结束时李滨给我们留了她家里的电话，那隽秀的字体可以看出父亲对她的影响。  

        得知李先生决定将这次的５０万元个人奖金全部捐给单位，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时，李滨说：“我们没有意见，全力支持父亲。”



“和蔼可亲、思想开明”——学生眼中的李振声

　　“带着对李振声的崇敬之情，我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很幸运，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中科院遗传发育研究所，成为李先生课题组的一名博士研究生。”童依平对自己当初报考博士生的情景记忆犹新。  

        作为李振声的接班人，童依平对自己的恩师满怀崇敬之情：“对待科研工作，李先生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十分关心学生的研究进展，总是主动与学生交谈，交换研究思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李振声指导学生，跳出了单纯的知识传递，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科研方面，给学生足够的研究空间，鼓励青年人发挥创新精神，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  

        小麦育种是李振声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整个小麦生长期里，他经常前往研究所农场试验田，亲自调查麦子的生长状况。  

        从寒风萧瑟的早春时分到骄阳似火的盛夏时节，总能看到李先生在田间地头工作的身影。童依平说：“有时，先生突然发现一个好材料就像找到了一个宝贝，并且总能想出办法把这个材料尽快用到育种工作中去。往往在田间工作大半天，我们都感到有点儿累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调查记录。这种对工作的热忱和激情鼓舞着后辈，让我们感受到他对待本职工作的朴素的情感。”  

        李振声的生活非常节俭。童依平介绍说，在实验站调查时，他与大家吃在一处，从不搞特殊，他深知农民种田不容易，所以从不浪费粮食。身教重于言教，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身受感染，最终把节俭朴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在学生眼中，李振声是一个“和蔼可亲、思想开明”的人。“在培养我们专业能力的同时，还经常以他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如何培养正确的人生观”。  

        童依平给我们讲起２００６年元旦去老师家拜年的情景：李先生利用我们去给他拜年的机会，精心挑出许多人生格言，亲自念给我们听，每念完一条又给我们讲他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童依平说，当先生读到陈云那句“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时，反复对我们说：“搞科研，甚至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花在调查研究上。这样得出的结论才算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