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科“贻害社会”的言论，最初出现在微博上。一位自称“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的用户发表此观点，随即遭到某著名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驳斥：“不懂历史学就不要乱说。”此事最终演变为公共事件，引发广泛讨论。

事实上，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文科（当事人后称专指文史哲三科）“贻害社会”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类似言论常见于高中文理分班时的争论，其思维水平并未超越高中生。当事人和部分媒体引用上世纪50年代末C.P.斯诺的“两种文化”说，以及当代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的“三种文化”说，反而混淆了问题本质。

从这位“教授”的言论，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技术化”偏向不仅影响学生，也左右管理者和教师的思维，形成广泛的话语霸权。

“技术化”偏向始于1952年院系调整。上世纪90年代以行政手段进行的大规模大学合并，本意是纠正这种倾向，但操作者多为院系调整后接受教育者，“技术化”已成为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因此，无论怎样变革，核心理念仍是“技术化”。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师生感觉却越来越小；“文理渗透”最初还是口号，如今连口号也不再提及。

所有“技术化”都打着“科学”旗号，以获得合法性和内心平衡。但“技术化”并非科学化，“科学”与“技术”从来不是一回事：科学强调合理怀疑，技术多取标准化程式。两者不多的重合处，在“技术化”思维者那里却仿佛可以随意互换。反映到大学教育中，“技术化”思维直接导致“有用”才有价值的庸俗实用主义盛行。

对某些技术性学科而言，“有用”即有价值是成立的。但将其普适化，放之非技术性学科，则显得荒谬。近年来，文史哲专业处境困难，不仅是社会需求减少，更关键的是“技术化”思维衍生的庸俗实用主义极力消解非实用专业的地位。说文科“贻害社会”的人，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但“技术化”思维者无法预料的是，如此“实用”下去，大学角色必然向职业培训中心转变，独立性日益弱化，成为社会附庸，最终挑战大学之为大学的存在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化”思维无视“人化”的可能性。妄论“技术创新”才是创新的人，忽略了大学教育中的创新应基于思维多样性。多样性思维是“人化”最基本的体现，因为人本身就是多样的。只有在多样性前提下，才可能有思维碰撞和思想进步。因此，即使“技术化”思维有其合理性，它也只是“一样”而非“多样”。长期的“一样”和标准化，必然导致思维方式上的非此即彼的极端论或一元论。

以这位自称“哈工大教授”的人为例。当网友提示“读史可以明智”时，他反驳：“读史使人明智吗？老祖宗读了几千年史，最终也没明智起来。”我们不必讨论他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判断正确与否，仅就态度看，他显然对历史研究缺乏起码了解，也缺乏起码的温情。即便顺着他的批判态度推论，结论仍不成立：他没有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读史，老祖宗是不是更不明智？这里反映出的不仅是他的无知和学科偏见，也牵涉到对人的尊重。造成这种单一而决绝态度的，正是他思维中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观。

一般来说，当人们的阅读经验缺乏时，直接经验会起关键作用。仅凭对所接触的个别人文学科从业者的不美好印象，就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文史哲三门人文学科的价值。这说到底，是教育单一“技术化”偏向所致。

我们常听说大学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但很少看到令人共感的实践成果。从量化管理到各种工程、计划和重大课题的竞相推出，再到大学章程的制定，有点像从GDP到“绿色GDP”，再到令人捉摸不透的“幸福感”的虚化演进。工作没有停顿，但没有落实理念的方法，没有对自身思维缺陷的自觉，大学教育改革也只能是继续工作，继续虚化演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