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来应该是“宁静致远”的，也必须处于“宁静致远”的状态。然而，今日的中国大学，被认为已经深陷名利场而精神虚脱得了狂躁症，忘记了“宁静何以能致远”的道理。“宁静”是“致远”的前提，“致远”是“宁静”的目标。大学的“宁静致远”不是求清净，也不是随波逐流无所作为，而是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在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中探寻规律、求索真理。

　　大学“狂躁”中的“宁静致远”工程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向媒体表示：“中国大学精神虚脱。”他直言，大学如果有所失范，对国家的毒害非常大。

　　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领导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然后，会把国家引向歧途。中国大学该悬崖勒马了。杨玉良站在悬崖边上大声疾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也曾指出：大学深陷名利场。他认为，作为传承和创新文明的大学，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痛苦而无奈地步入追名逐利、失魂落魄的“快车道”，在越来越疯狂的“全球化名利场”上，世界各国的大学和教授所面对的诱惑、压力越来越大，世界战略格局和多元文化冲突，对大学精神的腐蚀也越来越大，导致大学各种政策、评价“指挥棒”越来越偏离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陈骏直言，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愈演愈烈，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培养日益脱节，从教授到年轻教师，在本科教学中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越来越少。针对大学教育的尴尬处境，陈骏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大学对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的未来，须承担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而在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看来，大学得了“狂躁症”。他认为，近20年来，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学术泡沫等“临床病症”，狂躁地采取“大跃进”式的速度来扩张有违教育规律，一窝蜂地争相改校名、搞校庆，尽显浮夸之风。

　　对此，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一针见血，“比如盲目扩招，当校长的肯定知道会影响教学，但领导考虑的是政绩，扩招、改名、举办校庆是政绩工程。而踏踏实实搞教学，效果可能要一二十年后才显现，那就等于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考虑政绩的人是不愿意的”。

　　毋庸讳言，中国大学在面对名利诱惑时，越来越偏离了“宁静致远”的发展轨道。对此，南京大学校庆的“序长不序爵”，人民大学校庆不办庆典办公益，南方科大高调去行政化，都是彰显大学精神回归“宁静致远”的壮举。特别是暨南大学，启动了“宁静致远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工程”通过思想、制度、队伍、保障和协同创新五大系统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旨在全校范围内创造一种安于教学、静心研究、致力育人、崇尚奉献的校园文化；以德为先、唯才是举、见贤思齐的舆论文化；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精神文化；待遇适当、能体现尊严和体面的物质文化；公平、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制度文化。校长胡军表示，“我们期望以宁静之心态，行致远之举动”。

　　大学改革“试验田”中的“宁静致远”

　　大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回归“宁静致远”的状态。可是被誉为中国大学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大，因高调进行“去行政化”与“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等改革，校长朱清时在各类媒体的追逐下疲于奔命，南方科大淹没在背离“宁静致远”的舆论旋涡中难以自拔。

　　朱清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想做风云人物，却处在风口浪尖，社会上所有人都关注教育，大家都觉得自己懂得教育、理解教育，都用自己的观点评论教育，使得我们的工作很困难”。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尚需特许。朱清时说，坚持自主招生的好处是，能重点考察学生的能力而不是分数，自授文凭也是中国大学改革的必由之路。从国际范围看，许多国家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文凭的价值由社会来认可，这既体现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也体现了教育本身的价值。南方科大希望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已经远远突破了体制内大学的自主招生范围，也试图摆脱体制对文凭的监管。从根本上来说，南方科大这种挑战体制的探索，难免陷入舆论的旋涡。

　　“去行政化”改革尚需立法。南方科大的“去行政化”改革，不仅在校内不设传统的行政化机关，而且希望挣脱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过多的行政干预。在南方科大公布的管理暂行办法中，“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原则被写入总则。“去行政化”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做成的，要有个过程，还必须要有新机制才行。在朱清时眼中，这种新机制就是理事会制度。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政校分离、管办分离”的要求，南方科大建立了学校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作为学校的外部治理机构，审议和决定有关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最主要的工作是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学校的运行，减少行政化。

　　南方科大的改革，不仅需要自己去坚守与突破，更需要现有体制给予兼容。因为，南方科大改革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对现行体制进行突破，摆脱行政化痼疾，实现自主办学。社会舆论认为，南方科大能否在具体事权上实现独立与自治，能否尽可能通过法律框架，对如何招生、办学、行政力量介入到何层次进行明晰，如何避免陷入行政化窠臼，在行政力量与办学理想之间寻找平衡……这些都决定着南方科大改革的成败。对于南方科大改革而言，自主办学不应是拒绝政府行政干预的盾牌，而是努力减少行政干预损害改革价值的防火墙。

　　“宁静致远”路在何方

　　在中国大学“狂躁风”不断蔓延，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躁动浮夸，以至弄虚作假等现象时有发生的今天，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著名法学家江平对“大学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这一大学灵魂的呼唤振聋发聩。而南方科大与暨南大学清醒地意识到“狂躁风”有悖大学精神与大学使命，率先进行了“去行政化”改革或启动大学“宁静致远工程”。这两所大学的探索精神，在“狂躁风”盛行的今日显得弥足珍贵。

　　可是，南方科大一直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难以享有片刻的“宁静”。

　　暨南大学轰轰烈烈推进“宁静致远”的工程思维与做法，也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狂躁的大学终于有了“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理性自觉与清醒。忧的是，在各项急功近利的“工程”充斥的大学，再把“宁静致远”当成“工程”来建设，恐怕会南辕北辙，不仅难以“宁静致远”，反而离“急功近利”愈来愈近了。

　　大学“宁静致远”，不是要脱离社会，不考虑社会需求，而要在这个充斥着物质欲望的消费时代，自觉地检视自己对知识、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责任与担当。今天的大学要在滚滚红尘中，用一颗宁静的心默默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可见，南方科大太需要“宁静致远”的内外部环境了，暨南大学的“宁静致远”，也无需仰仗轰轰烈烈的“工程”，而需要自然、淡雅、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