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引发科研“大跃进”

　　拿博士学位先要SCI文章魔鬼指标逼出“注水”数据

　　拿到博士学位已经好几年了，但李宁（化名）回想起来还是为自己当初“迫不得已”的造假不能释怀。之所以违背本心造了假，是因为他所在的医学院要求博士必须发表一篇SCI（国际上最具影响的《科学引文索引》）文章，否则不发学位证。

　　李宁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很少在深夜12点前回到宿舍，因为他明白：“符合学校要求的SCI文章只能发到国外杂志，选题、查资料、开题报告、做实验、整理数据、形成英文论文、向国外初次投稿等诸多繁复的过程，要尽量压缩在1年或者半年内完成。因为论文投出去之后通常还要根据反馈回的修改意见再补充实验数据、重新修改论文、再投稿，最后等待杂志最后的‘宣判’。要想通过研究生两年左右的实验室工作拿到像样的实验结果实现论文发表，除了自己所在实验室此前良好的研究基础和个人的刻苦努力外，常常还要有不错的运气才行。”

　　李宁的运气不好。在遭遇到好不容易订购到的试剂不幸失效、实验动物非正常死亡等一系列“滑铁卢”之后，本已胜利在望的他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自己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每月拿着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三年如一日地干，但最后却很可能因为一个冷冰冰的SCI而前功尽弃。在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一向瞧不起弄虚作假的他终于也颤颤巍巍地在电脑上打开了工具软件，开始对自己的实验结果修饰起来……

　　SCI文章猛增提升高校地位论文“大跃进”波及整个科研领域

　　在包括不少医学院校在内的国内众多科研院所看来，SCI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天使——由于对教授以及研究生发表SCI文章提出了硬性要求，很多高校已经尝到了SCI文章数短期内大幅度攀升、学校学术地位也由此扶摇直上的甜头。

　　甜头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能够把其实很难比对的各校学术水平简单量化后供人们热衷的高校排名之用以外，SCI还渗透到了基金评审、项目申报、科研人员评价、职称晋升以及发表论文奖励等高校科研领域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差不多变成了横扫一切的标准。只要有SCI文章，就好像掌握了“芝麻开门”的咒语，在拿基金、要项目、当教授、升博导等方面就几乎可以“赢者通吃”。高校则同样可以凭借SCI文章数量争取更多的经费和支持。因此，每年一度由某专门机构公布SCI排名的现场，变得更像是由各科研院所参与的科研政绩的“角斗场”；而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则显示，20余年间中国SCI论文数增长了2000％，有媒体评价，这是“一场波及整个科研领域的论文‘大跃进’”。

　　梁斌（化名）是一所医学院的教授，他认为SCI这把尺子的采用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目前SCI在很多地方已经被严重异化，SCI标准在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间的“一刀切”已经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流行病学的不少教授、研究生们已经不太愿意去做现场了，因为那样很难发表SCI文章，他们的“主战场”也悄悄地转移到了实验室，毕竟基础研究的结果更容易获得SCI收录杂志的青睐。梁斌对于公共卫生这种应用学科的专家也忙着冲刺SCI收录杂志的倾向提出了疑问：“SARS来临的时候光靠SCI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靠公共卫生专家去疾病现场才能解决问题。”

　　急功近利催生“垃圾SCI”自引率居高不下“催肥”影响因子

　　“即便对于确实需要用发表论文来衡量水平的基础学科，片面追求SCI也常常会导致‘papermaker’（论文制造者）的出现。”梁斌透露，现实中确有一些人SCI文章发得不少，但研究水平却难以恭维。其“秘诀”在于换着不同蛋白、不同基因，在不同部位、不同细胞“横向”做，这样“论文工厂”似的流水线作业，完全可以做到换一个细胞或一个部位就能发一篇SCI论文，这充其量不过是“垃圾SCI”，根本谈不上科学研究。

　　梁斌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国内曾有媒体报道浙江的一位化学教授就是用类似的办法，即以同一模式给不同的金属测序，测出一个便作为一个成果发表，在3年内发表了82篇SCI文章，平均不到两周就完成一篇论文。令梁斌等人担忧的是，像这位化学教授一样参透了SCI论文“真谛”的学者并非个别。

　　事实上，由于SCI主要考察的是论文被引用的频率，因此学术杂志的SCI影响因子越高则证明同行对其刊载的论文引用的越多，其成果对该领域的研究就越有参考价值。而“垃圾SCI”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别的研究者会关注、引用这样的文章，除了“自娱自乐”和博得更多的名利之外，在科学研究上的意义几乎等于零。而由于SCI影响因子可以通过人为增加文章的被引用频率而得到增长，一些研究人员在发表论文的时候就会不约而同地尽量引用自己原先发表的论文，或是文章所发表的同一家杂志上的论文，这种作者自己引自己、杂志自己引自己造成居高不下的自引率，从而人为提升SCI影响因子的做法，真正损害的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从本质上讲与“垃圾SCI”没有什么区别。

　　“SCI至上”的更严重后果就是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产生大量“注水”论文。供职于一所对博士有SCI要求的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内部的研讨会上语出惊人：“就我了解，为了在规定时间发表文章拿到学位，很多学生满足于取得一点模棱两可的结果就忙着写文章发表，而根本不去作深入的验证。更可怕的是，研究结果中‘掺水’的现象已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舍弃对结论不利的数据，有的无原则地美化、修饰实验结果，甚至还有极个别论文中大量的数据都是编造的！”

　　SCI是双刃剑请国际专家评议更有价值

　　尽管过分强调SCI“劣迹斑斑”，但在梁斌看来现在还远远不是“打倒”SCI的时候，毕竟目前在学界还很少能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它的指标。一位医学院的领导对此也感同身受：“SCI无疑是把双刃剑，可取消了SCI，我们拿什么来评价教授、评价研究生的水平呢？”与这位领导类似，很多先行者事实上也都意识到了一味追求SCI的弊端，但由于SCI指标“一抓就灵”的巨大诱惑，实在不忍抛弃它，因而常常变得骑虎难下。

　　梁斌认为，在评价人的问题上，与其单纯依赖SCI，还不如依靠活生生的人来得更准确些，像中科院某研究所引入国际同行评议，来对所里的专家进行背对背的评价也许是一条出路。由于不在一个利益圈内，请出国外专家对教授们进行短期的“贴身”考察，往往能够比单纯考评发了几篇SCI文章更有价值。

　　“‘不唯SCI’才应是努力的最终方向。即便你有SCI文章，但水平达不到博士学位要求，也一样不应该拿到学位，或者虽然没有SCI文章，但确实够格，就同样能拿到学位。到那个时候这种全国性的SCI‘偏执’可能就会告一段落。”梁斌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

　　记者手记

　　“橘逾淮则为枳”折射科研领域痼疾

　　在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现实情境之下，本应是高居象牙塔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难于免俗———在申请基金、评职称、拿项目、申请公费留学等一切与科研评价关的事务中，几乎都掺杂着人情、主观的因素，这样的情况一直被诟病。为了找寻一个可以尽量消弭人为因素影响的科研评价体系，SCI作为科研创新的工具被引入国内，因其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及其相对超脱的国际“身份”而很快得到了追捧。于是，近20年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SCI在国内落地生根、发扬光大的历程，看看去年本土科学家打破25年来在《细胞》杂志上的沉寂，一举发表了4篇论文时国内科学界欢呼雀跃的情形，就不难理解SCI之于我们究竟有多重要。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全民“SCI狂热”所引发的种种弊端，却不禁联想起“橘逾淮则为枳”的古语。SCI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折射出了研究数据弄虚作假、流水线式的“科研”、自引率居高不下、论文一稿多投、研究数据重复发表等其实一直都存在于科研领域中，甚至有些见怪不怪的“本土”痼疾，折射出了眼下科学界弥漫着的学风日下、浮躁虚夸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还真不是“打倒”SCI的时候。把像SCI这样的“外来和尚”为何最后总是念出歪经的根源分析透彻，继而拿出措施努力革新，把自己的土壤培育好，也许比废掉SCI，再另外引入一个“看起来很美”的其他评价标准更有意义。

　　观点一　　科研造假何以成风

　　首先应该受到质问的是学术道德。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已经不是新鲜事，在各种利益导向下，一部分科学研究项目正在成为争资源、争地位、谋权力、谋私利的竞赛。在本应单纯的科研领域，却充斥着大量不应有的潜规则。

　　其次应该反思科技制度。评审制度是科技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起着判定科技创新水平高低与真伪的重要作用。然而，从已经披露出的一些事件来看，评审制度在造假者面前似乎失效了。已经有完全的造假成果得以“过五关斩六将”，居然骗过了评审专家、学校、市级甚至国家级审核，还得到了国家资源的支持，非常值得深思。

　　此外，现有的科技资源分配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科技资源分配有较强的计划经济特色，而且庞大的科技资源审批权力过于集中在个别部门，很容易导致失去监督制约，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后应该反思的是政府和社会对创新的过强期待。韩国“黄禹锡事件”暴露后，韩国人曾经反思，韩国社会追求快速赶超的短期心态，也应该对此事件负责。黄禹锡在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如此多期待和资源之后，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学术腐败是个道德问题，但更是制度问题。如果不能重建学术道德风气，不能从制度上进行改进，国内的科技发展将处在一种危险的环境中，对未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摘编自5月27日《中财网》作者：贺军

　　观点二　　科学不应被行政权力捆住

　　在我国当下的学术界，来自于学术行政部门的制约比比皆是，比如学术行政部门规定，什么档次的学术期刊可以按什么比例来折算字数，至于学术杂志的档次则当然是由有关行政部门说了算。这就是当下学术界的处境：学术界的自主规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条款。

　　对此，学术行政部门摆上台面的依据是，不作这样的硬性规定，科研人员或高校教师的成果该如何评估？因为他们工作的性质不同于流水线上的工人，做多做少一时半会是看不出来的。但由此滋生的恶果就是学术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某些更善于与行政机构打交道的科研人员，设法利用种种非学术的手段，争得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的机会……而那些真正醉心于学术事业的人，因心思和特长都不在疏通关系这一方面，因而名利皆失。

　　对学术行政机构强力干预学术研究的机制，很有必要进行改革，并代之以同行评价机制。

        摘编自6月6日《东方早报》作者：陈蓉霞刘景任大刚徐德芳

　　观点三　　宽容失败同样重要

　　当前，全社会都十分重视科技创新，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宽容就没有创新。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经历无数失败后不断接近科学真理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成功很短暂，而失败是常态。唯其如此，经历艰辛后的成功才显得珍贵无比。

　　但在艰苦而寂寞的科学研究路途上，能走到鲜花铺就的成功终点者极少，许多人终其一生都默默无闻。奖励成功者理所当然，那是对他们付出的报偿；而对于失败者，他们的劳动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这对营造创新环境十分重要。

　　其实，奖励成功与宽容失败，是建立科研激励机制的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奖励可以激发科研人员的荣誉感，调动他们的创新积极性，从而起到促进创新的作用。

　　与奖励相比，宽容失败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奖励只针对极少部分人，而宽容是基于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人文关怀，鼓励更多喜爱科研的人走上科学探索之路。同时，宽容失败可以医治科研的“浮躁病”，将科研人员从多出成绩、快出成绩中解放出来，潜心做些实实在在的研究。

　　当前，社会的创新氛围有些畸形，成功者往往“广播中有声，电视里有影”。于是，现实中，我们只闻科研捷报频传，却从没听说哪项研究半路卡壳；科研人员也时时处于“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境地：好不容易争取来课题，拿到了课题还要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出成绩，否则，不但辜负了各方面的期待，自己的后续研究也难以为继，甚至面临还能不能端科研“饭碗”的问题。因此，科研不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急功近利的心态直接相关。

　　我们不能为学术造假者辩护。然而，不可否认，不敢失败的心理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科研人员。在社会的各种奖励机制不断健全之后，当前应加强“宽容机制”建设。只有让失败和成功都变成科研的常态，科研工作才能健康发展。摘编自5月25日《光明日报》作者：金振蓉

　　观点四　　应改变学术评价体系

　　自上世纪90年代始，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在高等院校广泛推行。由于改变了此前高校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这种考核曾被视为大胆改革的先锋之举。

　　但是，高校科研院所屡次发生学术腐败事件，甚至一些知名的学者也被冠以“学术造假”的帽子。前不久还爆出了安徽亳州师专的12名教师用买来的论文申报职称的事件。对于这些现象，有关人士说：“学风不正，学术不端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学术‘失范’。”

　　在学术腐败盛行的背后，仅仅是部分教师、学者的学术道德有问题吗？在我看来，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的科研和人事管理部门，从便利管理出发，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量作为科研和教师管理的量化手段，按照规定，一位硕士生在校学习的两年或三年期间，必须独立在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以上学术论文。一位博士生每年必须在独立的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学术论文。高等院校内教师的职称评定、年度考核也与论文发表数量直接挂钩。甚至学术期刊收入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衡量一所高校科研机构品质的重要指标。

　　如此一来，粗略计算便可得出庞大的发稿量与核心期刊数量之间存在着极其悬殊的比例。于是，面对巨大的发稿量，许多核心学术期刊也逐渐变了味道，以扩版来减缓发稿压力。同时，论文发表数量的巨大需求，也造就了论文黑市的出现，而且使得论文的买卖成为中介机构发达、供销两旺的巨大市场。

　　笔者认为，解决高校中的学风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靠学术团体的自治，不能单纯依靠学风建设委员会，而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也许也需要一些改变。            　　摘编自6月3日光明网作者：单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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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宜瑜指出　不能苛求青年科学家迅速出成果

　　这几天，常常有来自大学的院士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反映情况：很多研究生刚刚入学，导师就忙着帮学生找选题，催他们写论文。否则，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时间里，就无法完成硬性论文指标，不能毕业。

　　陈宜瑜认为，“一定要看发表文章数量、一定要看排名先后”的科研评价体系，已经严重阻碍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过于苛刻的量化考核指标让他们无法正常进行科研。他说：“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浮躁，不光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管理者的问题，是评价体制的问题，必须尽快进行调整和改革。”

　　陈宜瑜说，在青年科技工作者申请科研项目的问题上，对预期科研成果不能有过多要求，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不能苛求青年科技工作者必须短期内出成果。“认识一个自然规律，发现一个新的理论，要不断包容失败，包容探索，因为谁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结果。”

　　据了解，国家自然基金委未来的改革设计是，科技工作者的项目资助申请书只需要写明以前做过什么，将来准备做什么，而不必要求写明将来直接的科研结果。

　　不久前，国家自然基金委公布了对科研工作者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结果，一些青年科技工作者因为弄虚作假、谎报自己的学位、学历受到严厉处罚。陈宜瑜说：“如果申报项目就开始作假，将来怎么搞科学研究？青年科技工作者必须讲诚信，这是一个基本认识，所有青年人都必须注意。”

                摘编自6月8日《中国青年报》作者：李健原春琳潘圆

　　专家提出　国内科研环境有两大硬伤

　　重庆大学数理学院院长杨虎表示，目前国内的科研环境令人忧虑，应当营造更宽松的环境，让教授们潜心做创新型的研究。他认为科研环境有两大硬伤：一是以论文的数量论英雄，为了应付考核，教授不愿做长期的工作和研究，而是做短平快的工作，导致学术上的粗制滥造和急功近利，形成浮躁的学风。这也是学术造假的根源之一；二是以出国经历和博士学位作为晋升的必要条件，形成新的唯出身论。上个世纪90年代，学术界曾有破格提拔的风气，不看出身看水平，现在出现这种忽略水平看本本的现象，值得反思。

　　“国外却并不这样。”杨虎以自己在美国、新加坡的经历介绍，在国外副教授就可以成为终身教授，业务上没有固定约束，可以几年不发文章，教授们可以按自己的兴趣目标，潜心研究，作出真正原创性的成果。

　　杨虎说，10多年来国家投入的自然科学基金翻了几倍，但有显示度的成果没有明显增加，这与研究上的短视分不开。他呼吁，政府应当营造更宽松的科研环境，为教授们减压。

　　                                摘编自6月4日《重庆晚报》作者：陈雪莲

　　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呼吁　建立科学不端行为监察制度

　　针对时有发生的严重违背科学道德现象，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代表学部主席团呼吁，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科学不端行为监察制度和科研学术道德教育制度等，有力促进整个学术界科研诚信体系的建设进程。

　　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加之我国目前的科技体制、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均还不够完善，科技界存在着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科技成果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等问题，甚至在少数人中出现了弄虚作假和抄袭剽窃等严重违背科学道德的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科技队伍的学风建设和创新能力建设。

　　“这些问题也必须引起院士队伍的警惕。”路甬祥对院士们提出了“五坚持五反对”：坚持追求真理，不断更新和拓宽知识结构，反对因循守旧，压制新思想和新学说。坚持无私奉献，正确对待院士荣誉，反对获取不当名誉和利益，抵制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坚持严谨治学，保证科学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反对急功近利，杜绝学术剽窃欺诈行为。坚持甘为人梯，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年轻科技人才，反对以权威自居，压制年轻人成长。坚持兼职要适度，取酬要合理，鼓励充分发挥特长为社会多作贡献，反对索取不当报酬，徒挂虚名，参与同自己专长无关的评审和鉴定活动的行为。

                        　　摘编自6月6日《新华网》作者：李斌卫敏丽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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