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业：科学家必须是个老实人

　　6月8日，两院院士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上午，记者把写好的稿件传给正在出席大会的孙大业院士，请他在会议间隙审阅把关。12时，记者接到了孙先生急匆匆打来的电话。通过电话线，孙先生提出了修改意见。虽然文章并无大的改动，一个小时逐字逐句的推敲，修改的是标点符号，去掉的是“绝对”“完全”这样的定语。以论文的要求来修改新闻稿件——几十年严谨的科学精神无疑浸润到孙大业院士的骨髓里。2006年6月3日上午11时25分，69岁的孙大业从实验室一路小跑地赶到河北师范大学南院门口的班车车站，等车回家。衬衣洗得有些发白，圆口布鞋，这位举止斯文的老人在路人眼里并无“异像”，只是衬衣口袋里“淘气”地探出头来的钢笔帽和右肩上分量十足的大书包，使他显得有些“出位”。10分钟后，车站才出现了第二位候车人。等得有些不耐烦的孙大业上前打听：咱这班车不是11点半到吗？“孙院士，您又记差了，那是北院班车的发车时间呀！”来人边答边乐：这个“孙迷糊”！“孙迷糊”是中科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孙大业在河北师范大学尽人皆知的雅号。相传当年他为怀孕的妻子熬粥，忘了放米，结果熬了一锅开水！35年一晃过来了，孙助教变成了孙教授、孙博导、孙院士，“迷糊”的笑传也一路跟了过来。这不，他的手机就用一根蓝带子拴在腰上，这是他不停地丢手机之后，助手从小孩挂在脖子上的钥匙串儿得到灵感帮他想出的权宜之计。但从没有人计较过他生活的粗放，大家觉得那不过是一个专心科研的人迥异于他人的专业特质。更何况一到了工作中，他就完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严谨到近乎苛刻的人，一个把科研等同于生命全部的人。他常说，科学家必须是个老实人。老老实实做学问，说出来只是一句简单的话，做起来却要用尽一生。1、“你们千万不要把我每一句话都当真，我经常说的，你们也千万不要不当真”从1959年初登讲台到如今，孙大业的学生都知道，老先生不喜欢那些什么话都听的学生。他经常对学生说：“你们千万不要把我每一句话都当真，我经常说的，你们也千万不要不当真。”他曾经问过学生一个问题，“你们是想当兵，还是想当帅？”得到的回答大多都是“帅”，“要想做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话，你们在科学上就不要什么都相信，即使是课本上的东西也不是都正确。过去认为对的东西，将来也会被证实是不对或者不够精确的。”“其实我自己就不是个很听话的学生。”早年间，还是中学生的孙大业由于个子矮，坐在第一排，即便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他上课时仍常常会神游天外，还会整出些钻刁古怪的问题让老师冒汗；大学毕业后，这个小个子助教，虽然外表斯文，却时常给教授们提意见，惹得老先生们不快。1981年，孙大业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植物系进修，曾经参与所在实验室的一个实验。结果实验出人预料地证实，钙调素不仅存在于植物细胞内，而且还存在于细胞膜以外的细胞壁中。面对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专家不以为然，他所在的实验室也因此轻易地将结果否定了。但是亲自参与这一实验的孙大业却坚持认为结果无误。1983年回国后，他带着研究生，在一间仓库里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开始了同样的实验。他和学生们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手段都证明了植物细胞外的确存在钙调素。随即研究发现胞外钙调素能够促进细胞分裂和原生质体再生细胞壁。孙大业把文章发表在了国外的顶级专业杂志上。“作者的研究工作可能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势将为细胞生物学作出突出贡献。”国外杂志审稿人这样评价他的文章。上个世纪90年代，孙大业是全国基金委细胞评审组的成员，而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翟中和院士，担任评审组的组长，两人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经常挨刺儿。”即便这样，孙大业也时不时地与翟先生“抬杠”。但是当翟中和院士卸任时，却出人预料的推荐孙大业担任评审组组长。而推荐理由恰恰就是认为他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件事让我很震撼！”从那时起，孙大业不再把质疑当成一种单纯的做学问的习惯，而是作为毕生追求的科学家的品格。在孙大业实验室里，学生们都尊敬的称他为“孙老师”。老头儿也感觉很受用。偶尔有人像国外实验室那样称他为“老板”，他就会不高兴，“我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学术空气，在企业里，老板说了算，员工只要服从。而在实验室里，我希望学生老老实实地讲出自己的意见。”2、“科研的过程太艰苦了，只有以此为爱好，少有杂念，才能有所成就”说起来，孙先生心里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结：“大跃进”的年代里，血气方刚的他下农村劳动时，曾和同学们一起被要求将十几亩已经快要成熟的稻秧拔下来插在同一亩地里，亲手参与放了一颗“高产卫星”。虽然难以启齿，但他还是常向学生们讲起这段旧事。他不愿意他的学生再犯同样的错儿。他常说，科学家必须是个老实人。老老实实做学问，说出来只是一句简单的话，做起来却要用尽一生。多年来，孙大业实验室的新研究生由于发表论文的数量有限而与许多奖项无缘。对此孙大业常怀定力，因为在他看来研究生刚来一两年就出成果是不现实的。他评价学生，实验的成败和论文的多少不是惟一标准，只要肯付出，就会得到他的肯定。相反，如果学生每次实验都很顺利、结果和预期惊人相似时，他反而会很警惕，要不厌其烦地去检查论证。孙大业有一条铁规：在实验数据没有被充分证实的情况下，论文是不允许发表的。作为博士生导师，孙大业每年招考学生时，都会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为什么报考研究生？曾经有位叫崔素娟的女孩儿回答：我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科研。这个回答是孙大业希望听到的。近半个世纪的科研工作使他认识到：“科研的过程太艰苦了，只有以此为爱好，少有杂念，才能有所成就。”而今崔素娟已经成为孙大业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作为孙大业的得意门生，当年评副教授时，她就是以一篇发在国际顶级专业杂志上的论文，涉险过关。而评正教授时，她又是只交了一篇利用5年心血做出的高水平论文。这背后，当然是孙大业的力挺：“评职称有一篇高水平的论文就足够。干吗非要凑一些平庸之作！”在师大许多想出成果的青年教师中，流传着孙院士的“跳高定理”：只要跳过一次世界记录就能证明你的水平，否则就是跳100次1米高也没有意义！”有时，学生们也会和他讲讲“窗外事”，他自己也时常上网浏览新闻，黄禹锡、汉芯技术的学术造假和学界的浮躁之气令他颇感痛心。除了参加每年全国“两会”和其他学术会议时呼吁科技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之外，他也对纯洁学术空气的社会层面的原因进行了许多思考。比如各种检查太频繁，分散了大家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把职称和科研成果短时间的简单挂钩造成某些科研人员的急功近利等等。和他搞科研一样，每一个结论的背后都会有翔实的论据，让人感受到这位学者率性中的缜密。3、“你不做一点新的东西，不在前沿向前走一步，就不能叫科学研究”对于河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各个专业的年轻学者，每年有一个奖项是大家分外看中的，而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每次只有一人得奖，也不仅仅是为了那4000元的奖金，更重要的是这个奖是由孙大业先生个人颁发的。2002年，孙大业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后，用所得奖金设立了一项基金，其每年所得利息用来奖励师大一篇优秀的自然科学论文———在科研的新起点上能够得到这样的肯定，是师大所有年轻学者期许的，所以竞争也格外激烈。由于是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论文，共同竞争这个奖项，所以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而孙院士的标准就是“要有新意”。“你不做一点新的东西，不在前沿向前走一步，就不能叫科学研究。”孙大业深知，对于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研究方向的选择对他们将来的科研之路意味着什么。1981年，孙大业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植物系进修，他的合作教授斯坦利·茹是世界知名教授，植物光敏色素领域的权威。茹教授曾经给他4个研究题目，供他选择。其中两个是茹教授研究方向的光敏色素，另外两个分别是向重力性和钙调素。而向重力性的课题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实验条件，回国以后难以发展。前两个题目则是茹教授希望他选择的，在其指导下出成果很快，而作为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后孙大业也很好“交差”。在茹教授焦急地催促和等待中，孙大业为了弄清楚这四个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状况及进展程度，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查阅了有关文献，听有关的课程和讲座。4个月后，他给出了答案———选择植物钙调素研究，而就在一年前植物中才刚刚被证实存在着钙调素。这也是他选择的理由———我喜欢搞点新东西。1983年孙大业回国后，逐渐从植物钙调素研究过渡到细胞信号转导。而当时国内对这一工作知之甚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主持编写了《细胞信号转导》一书，由于出版社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出版工作也颇费一番周折。书最后是他自己出资三万多元出版的，但如今《细胞信号转导》一书已经出了三版，印刷了五次。许多深入的研究都会涉及到“细胞信号转导”理论。2001年，孙大业由于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创新性系统性的工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就在最近，孙大业的一位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有个意外的小发现，相对于中科院院士的身份，这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但是69岁的孙大业却仍然惊喜异常，正如他所说，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常使他热血沸腾。4、“留学生是我们储备的人才银行，如果这些人都回来工作，那我们是个什么劲头”不久前，作为评委，孙大业参加了生物类全国重点实验室评估的复评工作。这其间有件事很是刺激他。十年前，孙大业就参加过首次重点实验室评估，当时有些实验室排名靠后，而这次却突然“发力”，大有希望挺进“优秀”的行列。原因就是这些实验室在近两年，网罗了一大批业内顶尖人才。孙院士在评估过程中也有“私心”：他搜集了科研院校招揽人才的信息，准备回来将“情报”提供给学校领导，希望最近河北师范大学在人才引进上也有自己的大手笔。在我省，孙先生的爱才是出了名的。老先生到目前为止当的最大的官就是“研究所主任”，而在十年前，他就主动提出自己不再担任这一职务，而让时年32岁、博士刚刚毕业的马力耕教授主持全面工作。几年前，科研条件有所改善，在他的倡议下，6个学术带头人的研究所设立了7个实验室，就是为了虚位以待将来引进高层次人才。“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必须有一个留学的过程，在学术上和国际接轨，所以我们国内许多博士毕业后，都到国外去留学，但现在就应该想如何把他们引进来，这才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完整链条。”孙大业的实验室在地方高校中是相当出人才，弟子中有二十多人博士毕业后，到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而目前只有现任的研究所主任———孙颖一人回国工作，孙先生也因此颇为遗憾。“有人统计，美国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高级人才有百分之三四十都是中国人，这都是我们储备的人才银行，如果这些人都回来工作，那我们是个什么劲头？！”按说，人才储备不是孙院士的“研究领域”，也有人劝他不必在此事上劳心费力，可老头儿的忧患意识不但没有随着年纪的增长消退，反而与日俱增。他做这件事的动力只有两个字———责任。随着中科院开始引进人才一段时间后，许多海归的高级人才，开始青睐地方院校，孙老师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引进人才的好机会。于是每到年节，他会亲自拨通在海外工作学生的电话，唠唠家常。今年3月，在美国的学生李家旭接到了孙老师的电话。老头一上来就对弟子最近不打电话，也不发电子邮件表示了不满。李家旭看孙老师生气了，一着急说了实话———我怕您叫我回去。老头一听乐了———我知道你刚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我怎么会叫你马上回来？我只是希望你有空回来看看，这儿也会有让你满意的实验室，也有你能干成的事儿。电话那头，李家旭被孙先生深深打动：孙老师，今年7月我一定回国去看您，去看咱们的实验室！

院士名片

孙大业，细胞生物学家。1937年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浙江温州，1959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及细胞信号转导专委会召集人；《细胞研究》，《实验生物学报》以及《植物生理学报》等多家学术刊物编委；国内多家大学和研究单位国家及部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1990年和1995年，作为第一完成人，两次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获得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获国家政府津贴，1993年获曾宪梓教育奖，1995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2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人物经典植物细胞探秘人1981年，孙大业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植物系进修时，选择了当时在国际上刚刚开始的颇具前沿性的崭新研究领域———“植物钙调素”课题。所谓钙调素，是指细胞里受钙调节的蛋白，其作用是在生物体受到刺激时传递信号，调节生命活动。一般认为，钙调素在细胞内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在美国的两年多时间里，孙大业参与发现了钙调素存在于植物细胞膜以外的细胞壁中。这个发现在当时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被认可。回国后，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自己的发现。研究成果在国外《植物科学》、《植物细胞学》等刊物上发表，审稿人评价：“作者的研究工作可能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为细胞生物学作出突出贡献。”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孙大业对胞外钙调素的研究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国际植物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是国内外较早认识到“植物中存在多肽第一信使”的学者之一，向传统植物学观点“植物中不存在类似于动物中的多肽类激素”提出了挑战。之后，他又提出“细胞中具有兼性信使”的新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系列创新的学术观点开始被一些科学家所关注。他在《植物细胞》上发表的有关胞外钙调素与G蛋白的文章是在国内独立完成的、是我国在这一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93年，孙大业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细胞信号转导》专著。40年来，孙大业及其学生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1篇。当孙大业在胞外钙调素的系列研究形成自己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后，他又以前瞻性的学术思想提出了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手段，积极拓展植物多肽信号研究领域，将目前实验室的研究方向调整为质外体多肽信号与植物的生长发育的调节，以便将来有可能在农业生产上有所应用。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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