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被业界称为“汪老邪”的汪建，最近收到了比尔·盖茨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非常高兴能在西雅图见到您的团队。我很欣慰，华大基因从科研学生工中培养了很多顶尖人才。”汪建激动地摇晃着信纸：“这个年代还有多少人用纸写信？更别说是比尔·盖茨了。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他回想起两三个月前，在华大基因与盖茨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会场上，盖茨对他说：“我见过很多人，没上完大学就去做技术、做产业了。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很多人没上过大学，就去做基础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这封漂洋过海的信只花费了105美分，但汪建却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过去5年里，在深圳北山工业区一座由旧鞋厂改造的大楼中，华大基因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6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世界第一个黄种人基因组图谱、第一个大熊猫基因组图谱等重大成果。2011年5月24日，英国《自然》杂志公布的科研机构实力排行榜中，华大基因入选中国十大科研机构。汪建认为，在大规模计算能力突飞猛进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走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头脑里没有框框的年轻人更适合搞创新

汪建指着远处一个瘦高个说：“这是我们的牛人——王俊，我们的执行院长，忙起来连我都不搭理。”2001年，继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华大基因启动水稻（籼稻）基因组框架序列图研究。当时25岁的王俊已担任华大基因生物信息主管。由于设备未全部到位，前期测序进展缓慢。王俊得知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家科研机构正在急行军，便决定团队吃住在实验室。两个月后，2001年10月20日，他们向世界宣布完成水稻基因组框架序列图。敢用年轻人、善用年轻人，成为华大基因的诀窍之一。2012年12月20日，《自然》杂志评选年度科学界十大人物，王俊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人，当时他仅37岁，但在华大基因已算“老人”。

汪建说：“基因研究是门新学问，以前大家都没有见过，理论上这一领域没有专家，头脑里没有框框的年轻人更适合搞创新。华大基因是一个跑马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给年轻人干事的空间，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2007年新一代测序仪问世，汪建带领科研人员离开国有体制，集中8亿元用于基因测序与分析，用两亿经费购买设备，彻底激活了年轻人的创造力。

2009年五四青年节，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收到一封“请战书”。11名该校与华大基因共同培养的在读本科生立誓：“半年至1年时间内，发表1—3篇《自然》或《科学》级别的学术论文。”2010年3月4日，其中5人先后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请战书起草人金鑫套用量子力学创始人狄拉克的话说：“100年前，三流的物理学家都可以研究一流的物理学课题。当下物理学中未被发现的新领域是有限的，但基因组科学正处于临界状态，只要方向选对又肯努力，即便是本科生也会有所成就。”

一群没戴博士帽的科研人成了科学家

赵柏闻的故事打动了比尔·盖茨。赵柏闻高中没读完就加入华大，现在负责生物信息分析，手下光博士就有好几个。汪建认为：“今天，很多大学是为了学院和教师设的，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网络的出现让获取知识变得非常简单，不一定所有人都要花那么多时间到学校去。”重能力不重学历，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中使用，华大基因聚集了一大批“怪才”。3年前刚满20岁时，罗锐邦已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有一次他喝多了酒，拉着王俊说：“你是三重傻帽儿。你看，你有学士学位、你又拿了硕士学位、你还拿了博士学位。你看我，现在什么学位都没有。”王俊不以为忤，反以为荣：“华大基因后继有人了。”

给人才以自尊和自由，华大基因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1%）、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10%）、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100%），一群没戴博士帽的科研人成了科学家。《自然》杂志发表社论《科学家真的需要博士学位吗？》。汪建认为，华大基因的成功得益于给人才提供成长平台：“国外基因研究还是传统实验室模式，一个导师带两三个学生，三四年做三四个课题；华大把研究和产业结合，一年光课题就有8000多个，每个人每年怎么也能做七八个。”

然而，汪建也有烦恼：“李英睿这小子，在北大读到大二就来华大了。在到毕业的两年里，他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11篇论文。我们给他报了一个青年人才项目，没想到第一轮就被毙了。原因特简单，就是没有博士学位。”他感慨：“科研能力和博士论文到底有啥关系？不戴博士帽就做不了科学家？”中科院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说：“几千只绵羊，不如几头狮子。华大基因青年人才就像是狮子，他们不该被一顶博士帽困住。”

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把基因研究当成头等大事

美国把基因当成生物领域头等大事的消息让汪建按捺不住。他说：“21世纪是生物经济时代，基因研究是基础中的基础。基因是一门大科学，能够改变人类的未来。如果中国不想掉队，就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各方面一起使劲。”为了抢占国际基因研究制高点，中科院研究生院华大教育中心加紧建设，深圳市批准成立的华大基因学院开始运行，华大基因同时承担国家重任建设世界上数据最大的基因库。过去几年里，华大基因获得省市科技经费支持约2.9亿元，基因组等研究获得了科技部1.2亿元资金支持，但汪建认为：“从国家层面讲，有些相关部委并不认同；华大基因还未获得体制内院所的同等待遇。”

汪建说：“科研国家队是正规军，属于圈养动物，国家花大气力支持，我们不嫉妒。我们是游击队，属于野生动物，不出东西可以不理睬。可是，你数数看，我们做了多少事，难道真比圈养动物差吗？”他想起美国海归博士王晓东任所长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那是中国科研机构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国家开了口子。他期盼华大基因也能获得同等关照。华大基因副院长徐讯发现：“研究热门领域的，通过人才评价的几率很大。”汪建安慰他：“不发枪，不发炮，不发冲锋号，照样打得敌人满地跑。这事别往心里去。”他感慨：“这不仅是一个人才评价的事儿，更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战略科学家。”

他谈到美国老布什政府的例子：“当年，老布什布局未来产业时，投了三四十亿美元。几十年过去了，回报是一万多个亿。再看看国内，我们评选了那么多人才，投资了那么多产业，1:100的回报有多少？1:10的呢？”深圳光启研究院院长刘若鹏深有同感：“不少所谓的专家，对于新的研究领域并不了解，就开始议论你，给你归类，否定你。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不负责任的。”汪建认为，华大基因做到了“闯荡江湖”，希望相关部门放下既得利益，不要让固有体制困住人才的手脚。

人才评价需要创新制度安排

华大基因的故事反映了“体制外”与“体制内”在人才培养和评价方面的差异和碰撞。近年来政府部门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能评上“领军人才”动辄有上百万的经费配套。但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政府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学历”“资历”“论文”“专利”“影响因子”等可量化指标被用来甄别人才，资助重点往往是功成名就的人士，更多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反观科学共同体，面对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和工程，科研人员趋之若鹜，“以科学为业”的执着和坚守节节后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怀尔斯七年里一篇论文没发，专注于证明费马大定理，若在国内，估计连工资都得停发。中南大学的大学生刘路凭借一篇国外高水平期刊的学术论文，破格被聘为教授级研究员，所引起的争论说明我们对这种“冒尖”方式还很不适应。华大基因偶尔流露出对“体制内”的渴望，实际上反映了希望被承认和接纳的心态，说明了“父爱主义”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人才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正确评价关系到战略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部门和科学共同体都需要努力。政府的问题出在“选拔”上，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究竟需不需要“选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某地希望5年培养出一批乔布斯，还是一种“选拔”的心态在作怪。对于科学共同体，力所能及的是加强自律和诚信。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厚植创新土壤是需要时间的。另外，对于像华大基因这样的“体制外”机构，既然已经打动了比尔·盖茨，为什么非要得到“科学流行界”的承认呢？虽然谁也不能断言华大基因的可复制性，但它毕竟成功了，不妨当个参考，给我们提个醒。（科技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