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级研究员和研发部主任，黄大年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工作了十二年。但在2009年年末，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英国，回到中国。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中国自2008年开始实施的人才引进政策。四年间，许多像黄大年一样在国外从事尖端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纷纷选择回国。

他们有的进入科研机构和高校，有的则选择创业。尽管在外人眼中，他们是拥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光环之下不仅有荣耀，还有隐忧。

朴实的梦想

“我想，大多数在外漂泊的中国人都有类似的祖国情怀和感恩情结，都有一种希望落叶归根的心态。我对这片生养我的土地一直都有回报甚至归国工作的想法，也希望最好别等到落叶时，而是在人生发展果实累累的收成季节。”黄大年说。

正是这种想法，让黄大年在英国工作期间一直与母校吉林大学保持联系，作为访问学者，几乎每年都回来看看。2008年，人才引进政策的推出，为黄大年与吉林大学的“牵手”提供了契机。双方一拍即合，吉林大学决定通过该政策引黄大年回国。

由于黄大年长期从事高精度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研究工作，属于尖端核心技术和敏感领域，他必须“裸辞”才能归国从事研究。于是，2009年的圣诞节前夕，他携妻子一起踏上归国的飞机。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转型期，正在从科技强国向科技大国的方向努力，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所以我选择回来。”黄大年说，“我也不希望真的等叶子落了才归根，还是希望在归根前为国家做点什么。”

出乎黄大年意外的是，他的职务在回国的洗尘宴上就“拍板”了——国家深部探测重型装备项目首席科学家。“在英国，效率肯定不会那么高。”这让他感到了家的信任与温暖。

与黄大年一批归国的还有饶毅、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等人。在回国前，他们几乎都曾在国外研究部门任要职，但一直与国内研究机构、高校保持良好往来，使得这次集体回归水到渠成。

无奈的现实

2010年，70位专家接受中央的邀请前去北戴河疗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接见了他们。如此礼遇，让专家们更加坚信自己选择归来的决定是正确的。

然而，好景不长，经过了“蜜月期”，国内外的差异渐渐显现。当西方思想遭遇东方文化，在国外生活了数十年的专家们有话要说。

黄大年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国内高校的评价体系让他感到困惑。“在吉林大学，学校要求教师必须达到一定课时，带一定数目学生才能完成绩效。但在我的研究团队中，很多人在国际上都是顶尖人才，可就是因为一直埋头研究工作，无暇兼顾其他，工资水平一直上不去。”黄大年表示。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也指出国内科研制度的问题，例如科研经费使用限制、强制退休规定以及工资制度无法满足高层次人才需求等。

善融者行

专家们感到的种种不适，被定义为“逆文化”。1944年，学者Scheuts提出这一概念，指回国人员在重新适应母文化时产生的文化震荡。

面对逆文化，积极融入从而逐步改变科学圈的规则，成了许多海归的共识。施一公表示，他感到身上的责任很重，并愿意把这种责任传递给其他海归人才。

只有公平，才能真正实现互融。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指出：“归国人才不是‘客卿’，同样是‘主人’，对归国人才和本土人才应一视同仁。”

如今，端起酒杯的施一公，不仅做着一流的科学研究，还以身作则改变了许多潜规则。融合，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