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与保护生物研究所及耶鲁大学联合开展的大规模研究，利用COVID-19疫情封锁期间人类活动骤减的独特“自然实验”，揭示了野生动物对人类直接存在与景观改变的复杂反应。研究团队整合了美国境内37种共4581只哺乳动物和鸟类的GPS追踪数据，并结合匿名手机位置信息，首次直接量化了人类活动对动物运动行为的影响。相关成果于2026年5月21日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

人类存在与景观改变：两种不同的压力源

长期以来，生态学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化、农业等景观改变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但难以区分人类直接存在（如徒步、车辆通行）的作用。COVID-19封锁期间，人类活动模式发生剧变，为分离这两种效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研究共同第一作者、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布伦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的Ruth Oliver助理教授指出：“人类对野生动物有着复杂的影响——从我们的物理存在到我们如何重塑栖息地——但如果没有关于这两方面的信息，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的全部影响。”

研究团队分析了2019年和2020年同一时期（封锁前后）的每周GPS记录，涵盖4581只动物。为了精确测量人类活动，他们使用了匿名手机地理定位数据，这是首次在人类-野生动物相互作用研究中采用此类数据。共同第一作者、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研究生态学家Scott Yanco表示：“手机数据在疫情期间被提供给研究人员，以帮助揭示COVID-19封锁的影响。通常，私营公司会保留这些数据，这使我们难得有机会量化人类存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并证明在制定稳健的保护计划时，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土地改造。”

物种特异性反应：从狼的回避到鹿的适应

研究分析了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动物的活动范围和生态位大小（描述物种如何与栖息地和可用资源相互作用）。结果显示，57%的物种受到人类存在与景观变化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67%的哺乳动物和68%的鸟类在人类活动增加时改变了活动范围或生态位大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效应在国家公园等低开发区域最为强烈，表明在相对原始的环境中，动物对人类存在更为敏感。

不同物种的反应模式差异显著：狼在人类存在时扩大了活动范围，这可能反映了它们倾向于分散以避免人类；白尾鹿在景观改变加剧时扩大生态位，但在人类存在增加时收缩生态位；而沙丘鹤则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模式。Oliver强调：“这些发现凸显了基于物种的保护的极端重要性。每个物种都有不同的栖息地需求、独特的行为倾向和面临的特定威胁。有效的保护需要我们理解每个物种面临的特殊挑战。”

从“人类活动暂停”到保护策略革新

本研究是COVID-19生物记录倡议的一部分，该全球合作项目旨在调查野生动物对疫情封锁的反应（研究人员称之为“人类活动暂停”）。此前的研究已记录了哺乳动物广泛的行为变化、海洋交通的重大转变，以及追踪人类运动在研究野生动物反应中的价值。该倡议汇集了600个合作伙伴，收集了约13000只动物的10亿个位置记录。

这项新方法将动物GPS数据与移动设备位置信息相结合，使科学家能够区分基础设施和栖息地改变与人类自身存在的影响。Oliver团队目前正在研究人类驱动的景观和气候变化如何影响野生动物死亡率。她指出：“我们目前的研究表明，动物改变了它们使用空间和资源的方式，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帮助它们适应还是压力的迹象。我们的团队现在正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询问那些对人类压力改变行为的动物，其死亡风险是更高还是更低。”

疫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研究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因此，在此时期之前制定的保护政策缺乏许多关于动物如何对人类做出反应的新见解。Oliver总结道：“我们的结果让我感到乐观，我们可以通过更精细的政策实现野生动物共存，更明智地考虑我们需要在何时何地给动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