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7名诺贝尔奖得主和20多位著名科学家为Elysium Health公司背书的事件在美国引发广泛争议。Elysium Health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抗衰老领域的药品和保健品研发。该公司推出的产品Basis，在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情况下，以保健品形式销售。

Elysium Health的创始人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Leonard Guarente长期从事抗衰老研究，主要关注一种名为sirtuins的基因。他的团队及其他研究人员已证实该基因可延长实验生物体的寿命。另外两位合伙人Eric Marcotulli和Dan Alminana均为技术投资人，看好抗衰老领域的市场前景。

此前，一家名为Sirtris Pharmaceuticals的公司致力于从红酒中提取天然抗衰老成分白藜芦醇，并试图制成医用药物。2008年，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以7.2亿美元收购了Sirtris公司。

由于Elysium Health未获FDA批准，只能以保健品形式销售Basis，因此美国评论认为，该公司顾问名单中诺奖得主的知名度将对产品销售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然而，成为顾问的专家并不认可这种广告效应。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Thomas C. Südhof表示，科学顾问委员会并不需要认同公司产品，其唯一任务是为公司发展和产品测试提供技术支持。但同样加入委员会的哈佛大学药学院基因学家George Church透露，作为交换条件，他获得了公司0.5%的股份。

这一事件本身虽属普通争议，但因涉及多位诺奖得主而放大新闻效应。在中国医改推行“两票制”的背景下，此事更应引起重视。

药企资助科研泛滥

经过央视回扣门报道和两票制强势落地后，医药代表代金营销模式预计将逐渐减少。但药企营销是刚需，后续如何发展备受关注。据统计，2016年上半年，我国上市公司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11家，总额约200亿元。如此庞大的费用如何花？有人想到互联网医疗，有人则想到更隐秘的营销方式——资助科研。

会议资助是常见形式。医疗行业对此再熟悉不过，每年大量行业会议充斥着药企赞助。巅峰时期，中华医学会也曾卷入其中。国家审计署披露，2012年至2013年，中华医学会在160个学术会议中，以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20万至100万元价格标注不同等级赞助商资格，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

但会议营销方式过于生硬，基本等同于广告。正如美国诺奖学者代言争议中所提，著名学者的知名度对药品销售的推动远强于广告。美国药企早已谙熟此道。美国《新闻周刊》2006年报道，两份知名医学杂志坦承未公开药品研究文章作者与相关药品及医疗设备生产厂商之间的关系。其中，《神经药理学》曾刊登一篇夸奖治疗抑郁症设备的文章，该设备通过在大脑部位通电流起到治疗效果，而文章作者正是该设备生产厂商的顾问。另外，《美国医学协会会刊》也表示，其刊登的一篇关于妇女偏头痛与心脏病关系的研究报告的作者，在生产某种治疗偏头痛药物的公司中享有股份。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上世纪90年代末，哈特金斯等人对美国癌症患者临床化学治疗的调查被视为典型事件。研究者为得到药品开发商所需结论，在实验中做了“手脚”。在美国，65岁以上癌症患者约占63%，但参与临床试验的65岁以上患者比例不到25%。由于高龄患者耐受能力较差，化学疗法对年龄较大患者效用较小，因此有意排除高龄患者可使实验新药疗效显得更好。

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营利组织“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提供10万美元资助，举办了一次关于阿尔茨海默氏症诊断试剂的研究活动。该协会邀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共同组织，塞尔克以国家卫生研究院专家组成员身份参与研究。随后，在权威刊物《老年神经生物学》上，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特邀专家组名义公布了比较研究成果，其中特别推荐的正是雅典科学公司的产品。

中国类似案例也已见诸报端。2013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主任宋伟民教授发表研究称，雾霾能使鲜红色肺6天变黑，且PM2.5对肺的损伤几乎无法逆转。但事后澄清，实验中将PM2.5溶液直接喷涂在大鼠肺部，与呼吸吸入方式完全不同。随后，一篇关于广州某药企的新闻提到，该药企携手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针对其两款药品对防治肺部PM2.5损伤的研究，结果显示“效果显著”，广告效果明显。

随着对药品代金销售的高压，这种以资助科研带动销售的方式可能更加普遍。虽然药企资助对推动科学研究有贡献，但不能否认利益牵涉可能破坏科研的客观中立性。哈佛医学院学者玛西娅·安吉尔曾指出，药品公司赞助对其产品进行临床试验的研究，但如今是企业设计试验流程，掌握试验数据并决定是否公开结果。研究人员仅扮演傀儡角色，按企业要求搜集数据。

利益链无孔不入

关键是如何应对。有时后果严重，例如Theranos公司曾拥有星光熠熠的顾问委员会，最终却声名狼藉。一些学术期刊采取严厉措施。安吉尔介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早在1984年就规定，医学研究作者必须公开与相关药品或医疗设备生产厂商的关系，后来不少医学杂志也采取了相同政策。

科学界认为，解决科学家与制药厂商利益关系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信息透明。学术期刊、资助组织及专业学会可规定，只要科学家涉及可能影响研究客观性的利益关系，需公开向受试者、同事及所有相关人员说明情况，以便学术界判断研究是否合乎伦理及结果可信度。

美国国会沿用了这一思路。2010年，作为医保改革系统的一部分，美国国会通过了《医生收入阳光法案》，要求从2013年起，所有制药公司和医学仪器制造商必须公布支付给医生的每一分钱。此外，美国相关法规要求，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科学家必须明确公布任何实际或可能存在的利益关系，并报告如何控制、减少或消除影响。

然而，美国相关部门对此规定的执行一塌糊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份备忘录记载：“除非申报者严重违反申请程序，我们不应该调查利益关系的性质或研究者如何处理利益关系。”甚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官员也从制药公司获取现金。据《科学美国人》报道，近70名顾问委员会成员以讲师团出场费、咨询费等形式从药企收取了100多万美元，违反了美国伦理规定：如果委员会成员从一个组织获取大量酬金，将被禁止参与与该组织有关的决定。

可见，围绕药品营销，美国已形成涵盖政府官员、科研人员、医生等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影响科研中立性，也影响政府廉洁性。这也提醒我们，两票制的落地并不意味着问题彻底解决，整个医药市场仍需持续规范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