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斌

　　长期以来，德国科学界都非常自信：“不端行为在德国是不存在的，那是美国固有的现象。”但9年前，这个“神话”破灭。

　　德国公认的细胞研究领域的权威赫尔曼与布拉赫，两人发表的37篇论文中，被发现 有捏造、篡改的数据。1997年，这起德国史无前例的事件被公开，震惊科学界。

　　看来，科学领域的不端行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幸免。不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们心中的“科学界”与欺瞒、弄虚作假屡见不鲜的政界、娱乐界“是不同的”。捏造、篡改、剽窃等不端行为是某些研究者精神异常而发生的极少数事件，与大部分科学家并没有关系——人们大都这样认为。

　　改变这一普遍看法的是一只“被着色的老鼠”。1974年，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的W·萨默林博士进行了老鼠皮肤移植实验，为证明实验的成功，他用笔将白色老鼠的皮肤涂成黑色。事件曝光后，萨默林始为千夫所指，但人们逐渐了解到，这与研究组织利用发表具有新闻价值的成果来确保研究基金的做法密切相关，“博士在上司苛求研究成果的压力下，精神和肉体同时受到了压迫”。

　　人们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只要存在不合理的科学研究体系，就会不断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萨默林博士。事实就是这样：获得巨额资助，经常在著名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的著名研究机构不断爆出不端行为。

　　1992年，研究诚信办公室在美国成立，它负责对不端行为进行调查、监督和研究。当山崎茂明——《科学家的不端行为》一书的作者，8年前来到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办公室大楼时，他惊讶于这里“将调查资料全面公开的做法”。

　　毫无疑问，解决不端行为的第一步，就是将情况公开，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真相。停止向有不端行为的研究者提供资金、中止相关职务，“都算不上严重的处罚”。

　　对于研究者来说，最头疼的是他们的不光彩事迹将通过诚信办公室发行的刊物，尤其是互联网公布于世。而且，只要提出申请，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相关的详细报告资料。“这么一来，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将被公开，这对于研究者而言，无异于断送了他们的研究生命。”

　　问题是，能被曝光的不端行为到底有多少呢？有人认为只是冰山一角。

　　世界最大的学术团体——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对其会员做过问卷调查，在469份有效问卷中，27%的调查者在过去10年里碰到过捏造、篡改、剽窃等不端行为，平均每人目击过2.5次可疑事件，其中，48%的当事人承认了自己的不端行为。

　　如何让更多的不端行为大白于天下？这是科学共同体的每位成员的责任，因为他们都是科学系统的“看门人”，这其中当然包括学术期刊的编辑。

　　根据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的说法，“期刊的编者应对其受理的或已发表的稿件中有无不端行为进行核查，对于那些发表后发现不端行为的论文，应当负有发出撤回通知的责任”。但目前，编者只是将偶尔发现的有不端行为的稿件直接退还给作者。这让山崎茂明忧心忡忡：“如果编者放弃追究可疑稿件的责任，将会使被篡改或捏造的数据掺入科学文献中，危害科学界。”

　　匹兹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布罗伊宁博士在1979~1983年发表了24篇有关智力障碍儿童药物疗法的论文，其中很多数据完全是捏造的。但这些论文被他人引用过101次，其中11篇论文被引用10~26次。而在SCI收录的1955~1987年间的3000万件文献中，被引用次数达到10次以上者仅占7%。

　　不端行为导致的错误的研究信息，应在科学信息的流通领域被剔除，这不容置疑。杂志的编者和数据库方面对此负有极大责任，他们有必要及时对不端行为进行报道，撤回已发表的论文，并将其记录在案。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它在MEDLINE数据库的索引中增加了“retraction of publication ”条目，后来又把发表出来的有关撤回论文的报道，同原来的文献记录链接起来，使查阅的人们很容易识别那些“被撤回的论文”。

　　在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山崎茂明发现了几起被揭露的日本研究人员的不端行为。不过，他断言：“如果发生在日本国内是不会被公开的。”这与中国的情况很相似。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日］山崎茂明著 杨舰、程远远、严凌纳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