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千上万的旅美中国学生中，大约10%是学生命科学的，其中一半可能是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本文只涉及华裔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家，不包括相关的生命科学学科，如生理、药理、遗传、细胞生物、神经生物、医学和植物。因为这些学科许多与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对于各个科学家是否分类为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家有一定随意性，但是根据我的判断：

 

 

为了简化资料收集和写作，这里选了5种有代表性的国际杂志和4个年度。这5种杂志覆盖了生化和分子生物学领域。选择1919，1949，1979 和1999 来代表整个20世纪。应该指出，生物化学只在1910年后才成为生物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我选取这4个年度的理由如下：

 

1910年第一批中国学生留美开始。他们经过竞争性考试，得到庚子赔款基金的资助(庚款于1930年中止)。这些学生选修多个学科，只有少部分是学生化的。到1919年，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已经开始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出现了。1910至1949年间，多数留美学生都来源于中国大陆。1950至1979年，中国学生主要来源于台湾和香港。1979年邓小平访美与卡特总统会谈后达成协议，打开了各种合作项目之门。此后在1980到1999年间，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不断增加。从台湾和香港继续有学生留美，但是约从1985年起，大多数是大陆学生。最好的中国学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的学生第二波从1982年起，通过中美生化考试和申请计划(CUSBEA)留美。因为1981年中国没有GRE或TOEFL考试，美国大学不能评价中国申请者做研究生的能力，因此多数大学不接受中国学生。但是CUSBEA计划提供了所需要的信息，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面试而支持学生。其后，入选的学生到美国许多主要大学学习；令人欣慰的是CUSBEA留美的学生表现非常好。因此，1984年以后，美国许多大学开始大量接受中国学生，包括许多自己申请的学生。1991年开始，这些学生中许多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在不同大学成为教授。他们中的一些继续有突出的表现，被国际上认可为所在领域的领先人物。

 

论文的数量可以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家的贡献，仅从1919年到1999年间的论文发表统计可以看出。《生物化学杂志》1919年共发表98篇论文，其中2篇（2%）是由中国科学家作为主要作者贡献的。1979年有1965篇论文，68篇（3.4%）由中国科学家为主要作者。到1999年，5195篇论文中1943篇（37%）包括至少一个中国科学家，842篇（16.2%）是以中国科学家为主要作者。同样，《科学》杂志1919年有367论文，没有一篇是中国科学家。而到1999年，在它发表的324篇论文中，19篇（5.9%）是以中国科学家为主要作者。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年来，中国科学家在这些主要国际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不仅数量增加，而且由中国科学家作为主要作者的论文百分比也在大幅度增加。考虑到华裔在美国的人口百分比约是1%，而华裔科学家作为主要作者在《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化学杂志》、《分子生物学杂志》和《科学》等发表的论文比例分别为14.8％、14.0％、16.2％、5.7％和5.9％。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发现中国生物学家1979到1999年间的贡献。1999年，中国科学家在《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杂志》这两个优秀杂志发表论文的比例，比1979年要高很多。增加的贡献主要是1979年以后从中国大陆来的。其他3个杂志的趋势也类似(资料从略)。另外一个显著发现是，虽然全世界各地的中国科学家都寄论文给这5个杂志，但80%以上的论文是居住于美国的科学家发表的(资料从略)。

 

 

目前，在美国的华裔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家有近万人，很难计算确切的数字，部分是因为生命科学各个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了。因此，我选择生化或分子生物学家主要是依据他们发表论文的杂志和他们研究的主要方向。

 

我自己于1955年开始生物训练，从1965年起被认为是分子生物学家。依据从事的研究课题，我一直活跃在研究的第一线。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积极地参加各种国内和国际的会议。通过这些会议，我有机会接触许多突出的华裔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家。我深切意识到不断增加的中国科学家正在生物科学中作出最前沿的发现。如果要了解这些华裔科学家在生物科学作出贡献，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们更多的信息。有一些在生平书籍里可以找到(如American Men and Women of Science)，其中包括许多退休或去世的科学家。

 

 

下面选择了22位科学家再作稍微多一些的介绍，因为我认为他们对生物科学的进展有最大的影响。另有几位科学家也属于这一部分，但是有其他文章对他们有更详细的介绍。在植物和农业生化或分子生物学，这样的科学家包括：蔡南海、邓兴旺、贺端华、Hei－Ti Hsu、Teh－Hui Kao、孔宪铎、George Liang、Jan Sheen、T.C. Tso和杨祥发。

 

以下对22位科学家主要贡献的介绍依据贡献的年代分别在A到E部分。名字以英文字母排列。他们做贡献的地点在名字的最右面的括号内。因为空间有限，对每个科学家只作很简单的描述。

 

 

 

贡献:发明“血液分析方法”，以“Folin－吴法”著称(J. Biol. Chem. 38:81－110，1919；J. Biol. Chem. 41:367－374，1920；J. Biol. Chem. 43:189－219，1920)。

 

影响:他的工作使人们能只用几毫升(而不是20到50毫升)的血定量分析血液成分，特别是葡萄糖。这有助于加快大鼠研究，加速了Banting和Best发现胰岛素。Folin－吴血液分析法在1920到1950年间用于世界上许多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的追踪。

 

 

 

贡献:发现和研究几种重要的多肽激素，如lipotropin、生长激素、ACTH和内啡肽。他发明了方法纯化这些激素、测定它们的顺序、研究它们的生理功能(J. Biol. Chem. 159:353－365，1945；J. Biol. Chem. 239:1048－1049，1964)。获得过拉斯卡奖等多项奖。

 

影响:他开创了垂体前叶激素的研究领域，导致对这些激素的重要生化和生理作用有更好的理解。

 

 

 

贡献：她是1960年发现RNA多聚酶的3个科学家之一，用这个酶和豌豆的无细胞体系第一次提供实验证据表明真核细胞基因组DNA只有一小部分是表达的、染色体上基因转录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受发育的调节(Proc. Natl. Acad. Sci. USA 48:1216－1222，1962)。近年，她的研究组集中研究病毒复制并发现了一种新的抗病毒药物(Proc. Natl. Acad. Sci. USA 92:11239－11243，1995)。

 

影响：她发明的研究转录调控的体外方法开辟了深入研究基因调节的领域。

 

简悦威(Kan，Yuet－Wai)(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贡献：理解地中海和镰刀状贫血的分子机理、发明这些病的独创性DNA检测技术(Nature 251: 392－393，1974)。发现DNA多态性并用其信息决定地中海和镰刀状贫血基因的关联性(Proc. Natl. Acad. Sci. USA 75: 5631－5635，1978)。获拉斯卡奖。

 

影响：DNA检测现在已经普遍用于许多人类疾病的诊断、包括产前诊断。DNA多态性现在被用于许多遗传分析。

 

蒲慕明(Poo，Moo－Min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贡献：他对细胞膜上蛋白质运动有几个先驱性的发现。在神经生物学内，他对于我们理解神经生长、突触发育、递质释放和突触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理有贡献 (Nature 247:438－441，1974；Nature 388:439－448，1997)。

 

影响：他的工作把定量因素引入现代细胞生物学，开创了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我们对神经发育的理解。

 

曹安邦(Ts’o，Paul)(加州理工学院；霍普金斯大学)

 

贡献：第一个显示核糖体的结构(Biochim. Biophys. Acta 30:570，1958)。近年，他发明了一个很敏感的方法检测小量血样本里的循环癌细胞(Urology 49:881－885，1997；Cancer 88:2787－2795，2000)。

 

影响：他发明了重要诊断工具可以早期发现癌细胞和跟踪治疗后果。

 

吴瑞(Wu，Ray)(康奈尔大学)

 

贡献：建立了第一个依据位点特异引物延长来分析DNA顺序的方法(J. Mol. Biol. 57:491－511，1971；Nature 236:198－200，1972)。将用连结子(linkers)和适应子(adaptors)的方法引入DNA操作和克隆(Gene 1:81－92，1976)。

 

影响：他的DNA顺序分析方法为许多科学家所改进，特别是桑格(Sanger)，最后导致今天多于50亿碱基对的顺序解开。适应子用于建造许多载体和cDNA文库，并用于在细菌或真核动物细胞表达重要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