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工程与纳米科技研究院院长应仪如：人才培育不是5年计划

生物工程与纳米科技研究院（IBN）院长应仪如教授在台湾出生，在新加坡度过九年的求学生活，之后随父亲到美国纽约深造。

　　2003年，杨烈国担任新科研主席时，成功邀得她回来新加坡。

　　回家五年后，她接受本报记者访问，畅谈新加坡科研发展的方向、分享自己对新加坡培育人才的政策以及本地学习华文的环境的观察。　

　　应仪如教授（42岁）在纳米科技享誉全球，五年前，她受邀来新领导生物工程与纳米科技研究院。

　　走过五年创建期，应仪如教授和研究院如今面对更多的挑战。

　　今年，至少有两家干细胞研究中心在从事五六年的研究后，因没有突破性成果或无法达到投资者——经济发展局的要求，而不再以干细胞研究为主轴。成立近七年的美国ViaCell已撤出新加坡，ES  Cell国际则专注于干细胞生产。克隆绵羊多莉幕后功臣之一的科曼博士（Alan  Colman）曾领导ES  Cell国际。

　　应仪如认为，新加坡培育人才的政策有一些偏差，缺乏长远的人才培养蓝图，导致目前的科研发展遇到瓶颈。

　　过去政府大力宣传生物医药业，许多学生朝这个方向发展，培养出一大批生物医药大学毕业生。可是应仪如说，要进入生物医药业，毕业生必须至少有荣誉学位，最好有更高的学位。

　　“政府实在有必要制定一个20年的人才培育计划，而不是五年计划。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是否为某个领域栽培了太多人，其他领域却没有培养足够的人。”

　　目前，生物工程与纳米科技研究院在征聘人才时面对局限。研究院需要化学家、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药剂师、化学工程师、资讯科技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和生物工程师，可是找不到足够的化学家、工程师和懂生物的资讯科技工程师。

　　“我们不是没有培养化学家，但我们培养出来的化学家都进了石化企业。我们总是来到一个阶段，才知道需要哪些人才，整个价值链也因此开始出现漏洞。”

科研不是一份政府工

　　谈到价值链，应仪如也说，很多上游研究工作到了下游面对诸多瓶颈，一些迫切的实验可能得到国外进行。

　　她举例说，研究院开发的人造骨骼矫形术在实验室里进行了老鼠实验后，必须联合医院及医生在猪身上做实验，可是研究院很难找到愿意合作的医生。

　　“是不是因为医生都忙着看病，没有剩余的时间做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这样陷入胶着状态。在美国，有很多医学博士做这样的研究工作。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医学博士？事实上，我们似乎不是很支持奖学金得主念医学博士。”

　　她也说：“我们几乎得一脚踢。我们自己从德国和美国找来风险投资者，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但如果我们不去做，就会眼睁睁看着起步公司陷入胶着状态。在美国，我们无须担心这些，我们做了研究，我的学生就可以把成果商业化。”

　　她希望政治领导人对科学研究有深入的认识，因为科研并不是一份政府工。

　　至于生物工程与纳米科技研究院的未来，应仪如计划重整研究院，将现有的六个部门重整为四个：药物与基因输送、细胞与组织工程、生物传感器和生物元件、药物合成与纳米生物科技。研究院也将探讨替代能源。

制订科研蓝图须广泛咨询

　　要认识科学研究，成立政府咨询团是必要的步骤。可是，政府咨询团成员必须来自各个领域。

　　应仪如认为，新加坡政府咨询团大部分顾问都是生物学家，政府自然会得到偏向一方的意见，新科研的情况正是如此。

　　“你看美国国家工程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他们的成员来自各种领域，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佼佼者。他们聚在一起，提出一系列的工程挑战。这不只是他们所属领域的挑战，也是跨领域的挑战。这么一来，你才可以得到多样化的看法，才不会仓促决定某个焦点，也可以进行更广泛的咨询。这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国家工程学院去年召集了18位世界各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领袖与企业家，经过一年的脑力激荡，总结出人类在21世纪将面对14项“科技工程大挑战”，借以推动人类的工程发展。应仪如是18位参与者之一。

　　以太阳能工业为例，应仪如说，她在五年前来到新加坡时，便建议新科研发展能源研究。“有一些重要的领域，我们应该早一点进入，而不是等到五年后才来追赶别人的步伐。”

　　对于政治领导人经常强调新加坡资源有限，应仪如并不认同。她认为，新加坡有很多资源其实都投入了重复的领域，例如生物医药。

　　“我们是否投入太多在某个领域？例如基本生物学，我们会从这样的投资得到什么？我们是要培养诺贝尔奖得主，还是要培养一个新工业？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早一点好过迟一点。我们确实需要一个长期计划。如果一项投资无法在五年、十年内取得回报，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没有耐性，到时就会太迟了。”

科学不是精英的游戏

　　应仪如曾在2000年被“Technology  Review  Magazine”（《技术评论杂志》）评为“在这个世纪开创先河的前100名杰出青年”，34岁就升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尽管是精英，应仪如不认为科学只是好学生和精英的游戏。

　　因此，由她领导的研究院从一开始就积极为广大学生组织科学活动，培养年轻学子对科学的兴趣。研究院在2003年10月展开的“青年研究计划”至今已吸引了178所学校的2万2000名学生参加。

　　她说：“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认识科学。我们不应该只是栽培修读科学的奖学金得主，让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选择自己的事业。这些学生被告知未来科学的前途无量，他们应该往科学发展，以科学研究作为他们的终身事业。

　　“其实，科学研究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单靠努力是不足够的，必须是非常努力。然而，科学研究的金钱报酬和努力很可能无法成正比。因此，进入科学界必须有非凡的热诚，必须酷爱科学。我们应该清楚告诉年轻学生，这是选择科研作为终身事业必须要有的思想。”

　　她也强调，我们不应该漏掉那些念书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实践表现好、实验做得好、对新事物很有好奇心、很有创意的年轻人。

　　话虽如此，应仪如澄清自己并非不相信绩效主义（meritocracy），她强调只是应当给予年轻人更多机会和空间接触科学，让他们在充分认识了科学之后，才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决定。

　　她也对主要根据考试成绩颁发奖学金的做法有微词，因为踏进实验室后，奖学金得主需要的不仅仅是好记性、能写出好报告，还要能突破框框思考。经常接触学生就让她发现，有一些学生在中三中四时的科学成绩非常好，可是升上高中后反而退步了。

　　“当你抱着不全然认识某件事的态度，你就会愿意去探索，但如果你自以为很熟悉某个课题，你会以为已经无法在这个领域发掘出新事物，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报告，你就会变得斤斤计较。”

希望女儿掌握好华文

　　35年前应仪如随父亲前来新加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念起。30年后，应仪如的女儿陈曦敏也在新加坡上小学了。

　　应仪如五年前决定应邀来新加坡出任生物工程与纳米科技研究院（IBN）院长，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希望让女儿在亚洲的环境文化里成长。

　　应仪如在台北出生，7岁那年，父亲应裕康博士到当时的南洋大学担任中文系高级讲师，举家移居新加坡。父亲把应仪如送到传统华校孺廊小学，要她学好华文。中学时候，她成为当时莱佛士女中少数出自华小的学生，每天花两个半小时往返南大校园和莱佛士女中。

　　如今，她也希望女儿在新加坡接受良好的教育，掌握好华文。可是，应仪如觉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和当年有天渊之别。

　　她说：“我孩子现在处于一个很不一样的教育环境；她必须非常努力，即便只是念小一。这里的环境肯定比西方学校面对更大的压力。以前三年级才学的课程，现在一年级就得学了。

　　“可是，华文的程度却大大地下降了。现在的幼稚园和小学低年级强调教小孩认字，却不怎么重视书写。不懂得写，就很难记得这些字。我想，这里教导华文不像其他科目那么有系统。”

　　为此，她在女儿念幼稚园第二年就聘请家教教女儿汉语拼音。她自己也买很多中文书，先念一遍给女儿听，并解释其中的意思，然后叫女儿跟着念。女儿学过汉语拼音，所以即使认不出那个字，也看得懂汉语拼音。

　　应仪如习惯每天阅读《联合早报》。她说，华文世界其实有非常多有趣的文章和书籍，不会看华文或华文程度不足以阅读这些材料是非常可惜的。她认为，未来人们接触华文的机会将与英文一样多。

　　除了华文水准下降，应仪如也认为新加坡的高中教育须更重视实践学习，这也是生物工程与纳米科技研究院从一开始就把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与科学研究并列为研究院的主要工作。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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