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诺奖最近的中巴司机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两位美国科学家钱永键、马丁·查尔非和日本科学家下村修。他们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他们三人将分享总额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

　　当普鲁切听到广播里传来的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结果时，他正在做早餐，准备一会去汽车零售行上班。或许你可以猜想一下普鲁切当时的心情———作为最早参与该项研究的科学家，他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放弃了这一项目，错过了迈向斯德哥尔摩的机会。

　　1　被迫中断的研究

　　1961年时，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第一个发现了让水母在暗处发光的绿色荧光蛋白。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乔治亚大学进行基因和生物化学研究的年轻人普鲁切（Douglas  Prasher）在研究博士后论文时开始对绿色荧光蛋白（GFP）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下村修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但20年内还没有人成功将其基因分离出来。当时的普鲁切就认为，基因决定了蛋白质中的绿色荧光成分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观察不可见的分子功能。

　　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他决定试一试。随后，他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继续这一研究。为此，他曾前往华盛顿州的海域里，寻找水母，提取其中的蛋白质。

　　不过，普鲁切的工作并不顺利。1988年，他试图向美国卫生中心申请更多资助。尽管他告诉中心，水母蛋白会在今后作为一种特殊的示踪工具大有用处，但请求还是被拒绝了。幸好，同时发出去的另一份请求得到了回应，普鲁切获得了美国癌症协会一个长达3年的20万美元的资助。他得以用这笔钱分离、克隆绿色荧光蛋白。可是，不久钱也花完了。

　　因为不是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终身教授，所以，他只获得了3年的工作合同。在这三年里，他将时间完全用在研究符合蛋白质的基因序列上。这在当时还是耗时巨大，却不容易出实际效果的研究。最后，普鲁切没有保住自己的职位。“我知道我已经快不行了，我的经费都用完了。”

　　与此同时，普鲁切成功克隆绿色荧光蛋白的成就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查尔非的注意。查尔非在获得诺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他所有的荧光蛋白是透明的，他希望能就普鲁切克隆出来的发冷光的水母蛋白进行研究。马丁找到了普鲁切，希望能进行合作，让他没想到的是，普鲁切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送给了他。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钱永键也得到了同样的馈赠。“我找到了他的电话，打给他。他竟然愿意送给我。”钱永键说。

　　普鲁切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想继续研究下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在那种环境下，资助全都花完了，你就有义务让别人分享你的成果。他们做下去了。”

　　他们的确做下去了，从普鲁切的研究中继续前行的查尔非和钱永健，与GFP的发现者下村修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2　科学界无他容身之处

　　普鲁切没能在其他生物的重组细胞里发现GFP的荧光性，而查尔非与钱永健则做到了。1994年，查尔非的研究结果在《科学》杂志上刊登，他将普鲁切也列为作者之一。

　　普鲁切接下来却遭遇了一系列坎坷。51岁的他来到美国农业部，在马萨诸塞州的奥蒂斯植物保护中心任种群遗传学家。在那儿，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他一度病倒。接下来，他转入马里兰州的植物胚质检疫与生物工艺实验室。可惜，这里提供的研究资金也很快断掉了。他接下来的一份工作在汉茨维尔，为美国航天宇航局的承包商检查太空舱里是否存在有害细菌。普鲁切说，这是他做过的最有趣的项目。2006年，这个项目又被砍掉了，他再次失业。

　　普鲁切在接受《汉茨维尔时报》采访时说，自己实在没法在科学界找到任何其他工作了。所有积蓄全都用完，账单却越积越多，最后他只好到当地的汽车销售行里做店内司机。

　　现在，普鲁切每天开着巴士，带着顾客在汽车行里转悠。“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他告诉记者，“科学研究让人感到孤独。这儿我则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对话总是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我有时像酒吧招待。如果人们有事讲太多他们的事情。”对于自己的选择，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普鲁切说他并不感到遗憾。“我是否感到背叛，感到被排除在外了？没有，一点都没有。我钱都用完了，这些人出现了，让我们知道蛋白质可以这么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即使是这样，每小时不到10美元的收入还是让普鲁切负债累累。他也经常陷入消沉之中，而现在，GFP突然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也希望这能成为自己重返科学界的机会———最后的机会。“我当然希望重回科学界，毋庸置疑。”普鲁切说，“但在这个小镇，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普鲁切曾试着向当地的生物技术中心求职，但没成功。连该地的社区大学都拒绝了他作一名生物讲师的请求。

　　他还是开玩笑说，如果钱永健或者查尔非路过自己所在的城市，“我可得让他们请客，而且得由我挑馆子。”

　　3　对水母没什么兴趣了

　　“对这个工作，他过于优秀了。”普鲁切所属公司的服务总监鲍勃说，“不会有太多的生物工程学家想要成为司机。”普鲁切的一个前同事在接受采访时则说，这完全是“对天才的浪费”。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查尔非对普鲁切的贡献做了很高的评价：“他做的事对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评委完全可以把奖颁给道格拉斯和另外两人，而把我排除在外。”钱永键也认为，如果没有普鲁切的话，两人不可能实现现在的成果，“道格拉斯·普鲁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普鲁切却说如果真的让自己成为诺奖得主，站在其他人旁边，也一定会觉得很别扭。“他们更应获得这个奖，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科学。我却没有。”

　　普鲁切说，听到了这三人获诺奖的消息很高兴，“我很为他们高兴。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课题竟然发展到如此重要的地步。”他也说，自己并没有太关注查尔非或钱永键的工作，因此，听到他们获奖的消息，大吃了一惊。

　　普鲁切一直和钱永键保持着通信联系。后者一直在努力说服美国化学协会承认他的水母研究成果。但普鲁切说，他现在对水母已经没有兴趣了。

　　■  链接

　　绿色荧光蛋白

　　绿色荧光蛋白简称GFP，最早是下村修等人在一种特殊水母———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  victoria）中发现的。其基因中产生的蛋白质，在蓝色波长范围的光线激发下，会发出绿色荧光。这种蛋白成为了当代生物科学最重要的示踪标记工具，在绿色荧光蛋白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可以观察到先前肉眼无法看到的过程，比如脑神经细胞的发展、癌症细胞是如何扩散、阿兹海默病患者的神经细胞是如何破坏的等等各种细胞的命运。绿色荧光蛋白让实时动态的观察生命体内的生物学现象已经变为可能，它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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