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中国》：这是不是一种科研资源的垄断呢？

　　沈国舫：这种说法是片面的。科技部对专家担任“863”、“973”等重大国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设置了年龄上限。应该说，绝大多数院士在奖掖后进上都堪称表率，很多院士不仅亲自带学生，还为在科研工作中有实际困难的青年多方奔走。从集体角度讲，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工程院不仅邀请很多中青年专家参与大课题，还为他们开设了工程科技论坛，使一些年轻的工程科技专家有展现才华的机会。

　　院士不是职称，不是岗位，只是一种终身荣誉称号

　　《科技中国》：很多搞科研的都争相评选院士，院士有什么特殊之处吗？比如说是一种“特权”阶层？

　　沈国舫：院士不是职称，不是岗位，只是一种终身荣誉称号。院士只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终生都要为推动国家科技的发展作贡献。

　　院士制度与国家现行的人事制度并没有相左之处，院士在原单位的任职也没有特权，到年龄一样要退出实职岗位，只不过对院士何时办理退休手续，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所谓资深院士，是指院士在80周岁之后，在院士增选或院士大会上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其他活动的参与也可以根据身体状况自行选择。这只是院士内部的规定，与其原单位任职情况无关。

　　如果说院士有特殊之处，就是只要身体允许，他们就要一直工作，国家也需要他们的智力资源。两院院士侯祥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92岁高龄时还牵头中国油气战略资源的咨询项目，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科技中国》：无论是中国工程院还是中国科学院，近几次增选的预期人数和实际人数越来越少，您对此怎么看？

　　沈国舫：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从群体来说，“文革”前大学毕业或者已经参加工作的科研人员现在至少也60岁以上了，这代人经过几次筛选，拔尖人才已经成为院士。现在再增选，选的就是学科中的二号、三号或四号人物，他们之间的水平比较接近，选择难度较大，得票容易分散。

　　第二，老院士中的很多人是所在学科的开创者或奠基人，在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与他们相比，新当选的院士在知名度或学术地位上可能有些差距，但是，这并不是说新当选院士的学术水平低，科技是在不断发展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学科的前沿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第三，如上所述，由一名工程人员成长为工程院院士至少需要20—25年的时间，但是十年“文革”造成了人才断层，这个年龄阶段的工程科技人员从总量上就偏少，所以增选人数的减少也是必然，不过我们一直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中国的工程科技发展迅速，有很多重大工程项目亟待完成，这必将造就一大批既有学术成就，又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程科技人才。同时，再过5年以后，大量现有院士要变成资深院士，各个学科都会出现大量空缺。据估计，到时增选人数会有一定幅度上升。

　　个别院士出现问题的根源不是院士制度

　　《科技中国》：据媒体报道，有些人当上了院士之后，就到处开会，拿出场费或红包，成了专职的“会议院士”。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沈国舫：院士也是普通人，也可能会受到社会各种风气、思潮的影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不是院士制度，而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反映。2005年我们给新当选院士和院士所在单位各发出了一封信，一再强调院士要自律，也希望社会各界正确看待院士。

　　《科技中国》：您认为目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沈国舫：目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院士增选过程和院士待遇两个方面。 在院士增选过程中，我们碰到过有些院士候选人依靠所在单位领导打招呼、媒体炒作，甚至于拉拢院士的不正当行为。为了维护院士队伍的纯洁性，为了维护院士称号的尊严，中国工程院采取各种方式，甚至可以说很严厉的方式进行防范。工程院对院士有自律要求，公开选举过程，加大选举过程的透明性，并且认真对待投诉信，进行深入调查，一旦发现有影响选举的不正当行为，会向其所在学部院士公布材料，通过民主的程序使不正当候选人丧失候选资格。

　　现在有些舆论认为院士的待遇过高。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说明一点，国家给院士的待遇是每个月200元补助，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标准，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除此之外关于院士待遇并没有其他明文规定。至于个别院士收入较高，这并不是院士制度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一些省、市或单位为了招揽人才，给院士各种各样的待遇，导致他们收入增多，这只是一种个别行为。工程院并不能对这些单位的行为进行干涉，只能要求院士们要自律，不能接受与所承担工作不相称的过高待遇。

　　《科技中国》：对于院士出现的这些问题，院方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沈国舫：由于院士人数少，学术层次高，属于“稀缺资源”，很多单位或企业在搞活动时都希望能请到院士出席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同时许诺高额的“出场费”。就此，工程院对院士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回避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活动，特别是为商业性活动或广告造势。

　　有些地方过度迷信院士，不合理地“炒作”院士，把院士人数当做评价科研单位或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就衍生出院士兼职的问题。工程院对这个问题早有警惕，在2003年的增选结果发布会上，徐匡迪院长提出“五个不希望”，明确表示希望院士们不要任不做实际工作的兼职，在院士中取得了极大共鸣和良好反响。

　　2005年工程院向新当选院士和院士所在单位各发出一封信，并通过媒体发布。对于新当选院士，工程院提出拒绝过高的、不适当的待遇，平等待人，严于律己等8条建议，保持院士称号的纯洁性，共同努力维护中国工程院的崇高声誉。对于院士所在单位，工程院提出了3条意见，希望他们能正确看待院士，不要过度“炒作”院士，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

　　《科技中国》：您能否对现有院士及其院士制度作一个评价？

　　沈国舫：应该说，绝大多数院士遵循了院士自律的要求，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个人操守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承认和尊重。当然，从目前情况看，院士的待遇需要有标准，收入也要进一步规范。这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