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警惕这两种极端立场，以便为理性的中间立场留出空间，这对我国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投机。一些商业利益及相关专业人士急于推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应用，但缺乏独立专家和民众代表的监督，未能建立起严格的审批机制。这一问题与中国许多其他问题类似，表明我们需要加强体制规范的建立和严格执行。

第二个问题是反智。对转基因技术的最强烈批评往往来自少数反智人士，他们不仅反对转基因本身，还反对一切科学技术的进步。

这两种问题相互交织，互相促进：当投机者发现反智主义者是反转基因的先锋时，他们便指责反智，要求不受严格审查，迅速推进。而反智主义者则利用投机者的问题，试图全面废止转基因的应用。

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媒体的质量，建立科技与民间之间的良性讨论与对话；必须建立严格的机制，审核每一项影响环境和人体的项目，包括转基因食品及其来源植物的栽培；同时，我们也需摒弃渗透到中文媒体中的反智思潮。

健全理性讨论

通过中间理智的参与，我们可以限制投机行为，回击反智主义，这将有利于我国新型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及新技术在产业中的安全应用。

我之前对国内转基因的争论不够关注，部分原因是我并不参与转基因的产业应用，且对商业持轻视态度。尽管我不轻视产业，但我认为产业和商业都是他人的事务。此外，过去我看到的反转基因言论往往来自不懂相关知识的人，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反驳，普通读者也不会相信。然而，最近我意识到非理智的言论在市场上占据了太大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懂得转基因技术但没有商业利益的人不应退缩。我本身没有商业利益，也不接受任何转基因食品的科研经费。我的研究经费主要集中在神经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领域，与转基因应用无关。因此，我没有利益冲突。中国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即使政府部门做对的事情，也可能遭到猛烈批评。有时问题的对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政府做了某事，某些人就会自动认为是错的。我并不是盲目支持政府部门的人，曾多次批评掌管我经费的部门，可以说在活着的华人科学家中，我对政府部门的批评最为激烈。我并不想迎合与我无关的农业部，我的意见是为公众提供一个独立的参考。

绝大多数懂得转基因的生物学研究者与我的观点相同，其中一些人已经公开发言，另一些则通过私下方式表达希望更多人能够公开发言。

严格执行规定审核

关于投机的问题，其实质与我国目前出现的其他追求利益而缺乏监督的问题相似，需要解决，与具体技术关系不大。因此，解决办法与其他问题相同，只是要认识到快速发展的科技需要加快监督，不能在事后做出反应，技术的不良应用有时事后解决困难更大。

在技术层面，我国应就转基因食品咨询国内外植物生物学家和农学家。这些专家比我更懂。我只能从外围支持，留出空间让民间理性讨论，让专家安心评审，不必惧怕无理取闹。

对于国外的转基因技术，我们不能以阴谋论抹黑，也不能一概而论。美国政府和美国科学院对转基因食品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由于美国有健全的食品和药品安全监督，通常情况下，他们批准的食品，包括转基因食品，具备相当的科学基础。然而，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美国公司。公司在发展和促进技术应用的同时，也为了自身利益做一些匆忙的事情，包括在技术上加入一些提高利润的因素，例如使农民每年必须重复购买种子，而不能一次性或少量购买后自行繁殖。在安全性方面，我国进口的转基因食品必须确保没有问题。在产业利益方面，我国应为农民争取利益，代表农民对进口种子公司提出要求，或通过支持我国自主同类产品打破国外大公司的垄断。

对于国内，必须建立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审批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植物对环境的影响、单种农作物种植对长期栽培的影响以及人类食用的安全性。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批懂得转基因植物的植物生物学家和农业学家，选择没有利益冲突的人参与政策制定、评审鉴定和顾问咨询，避免政策受直接有利益的群体所偏导。公众监督和讨论的重点应是我国是否建立了制度，是否任命了懂行且没有利益冲突的人员和专家，是否确保严格审核每个转基因应用项目。

严格的审核并不意味着全面禁止或不通过任何转基因项目。如果因为害怕批评而不审核、不通过任何项目，势必导致有人自行应用，形成无序的局面，而守规矩的项目却被拒绝，从而造成混乱。

反智的危害

近年来，部分人对转基因的反对愈演愈烈。

一些现象非常滑稽：欧洲后现代极左派反转基因，反对所有新技术，转基因成为他们的热点。中国的极左反转基因者则像东施效颦，看到国外反技术进步的趋势，模仿其立场，不仅反对转基因，还号召中国人民食用有机食品。有机食品并不是新事物，而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产物。如果按照“极左东施”的理想，中国人都吃有机食品，中国的粮食和蔬菜产量将大幅下降，“极左东施”可能有饭吃，但很多中国人可能就要面临饥饿。因此，“极左东施”看似在关心中国人民，实际上却不切实际，中国不可能全面推广他们希望的有机食品。

西方极右派反转基因的原因则是宗教信仰：不能改变上帝的杰作。中国的右派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反对食用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然而，实际上，“极右华人”的反对并未影响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因自身需求进口美国大豆，而美国大豆的规定是不标明转基因，因此许多中国人实际上已经食用了美国转基因大豆产品，这一数量是不可计数的，因为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并未分开进口。华人反转基因的影响仅限于中国的转基因技术，这些技术有些是引进和改进，有些是国内自主研发。世界历史上，先进产品的发展不可能被阻挡。“极右华人”反转基因的结果是减缓中国的新技术发展，而无法影响全球。因此，“极右华人”看似在保护中国人民，实际上却可能损害中国自身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依赖进口国外产品，最终与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

我国知识分子一向赞同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理念。但在现代科技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异常问题时，有些人因害怕得罪有利益的人，或在恶势力面前害怕“惹事”。如果理智和懂行的人都不发声，一方面机会主义者将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反智主义将逐渐掌握舆论。以转基因问题为集结点的反智主义势力，可能不会止步于此，未来可能不断成为我国发展的障碍。

2011年8月8日发表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