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研经费相当充足的今天，为什么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难以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进一步探讨，为什么普遍认为中国科学界存在浮躁现象？

原因之一及解决办法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个，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显著改善。即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

具体而言，博士后起步的教职应为助理教授，享有目前“正高”的所有待遇（如独立课题组、博士研究生导师等），并且工资可以提高，但必须经过晋升副教授和正教授的两轮评审。在研究所，相应职称应为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中国的教育科研机构在条件改善的前提下，逐步全面实施这一制度。同时，考虑到之前的教授系列人员，愿意和能够加入低职称、高要求体系者，也应允许其竞争加入并获得提高的待遇，即高待遇必须与高要求同步。

生命科学是中国科学界浮躁的重要来源，本文以此为例。

不在学术界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但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大家都清楚中国生命科学这二十年的基本情况：许多在国外完成博士和博士后的人回国后，立即被授予正教授职称，再发表一两篇《Nature》、《Science》或其他领域顶尖杂志的论文，就能成为院士。科学水平一般（并非所有人）到此为止。

换句话说，在国际优秀大学晋升副教授的时期，在中国却可以直接成为院士。而在成为院士后，各种事务增多，科研时间减少。这导致中国较优秀的科研人员的科学活跃期结束得较早。

如果中国的科学，至少在生命科学领域，仅以达到美国优秀大学副教授为学术退休的标杆，那么，尽管中国科学界有许多优秀且努力工作的人，但因为目标较低，向更高、更深发展的机会非常有限。在中国科学本身就不如国际先进的情况下，活跃期又比国外教授短，中国科学只能在中层面追赶世界，而在高层面追求则显得不切实际。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界的浮躁现象自然会出现，不浮躁反而显得奇怪：因为职称高，没有“后顾之忧”，不怕评审，科研人员便热衷于通过关系获取经费，而非依靠学术成果。中国生命科学界中，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的时间里不参加学术报告。有些人（国内所谓的优秀者）不听国际重要科学家的报告，而只关注国内院士的报告，以便在院士投票中占得先机，这给现在的学生树立了不良榜样。70年代、80年代的教授，条件虽然较差，但科学热情却高得多，他们骑自行车、搭公交车全市奔波去听学术报告。而如今，很多单位的国际学术报告，教授们却选择不去听，甚至有些所长邀请了讲者，自己也不出席。

以助理教授起步，需给予必要条件：工资高于或比照以前招聘的正高；应允许独立领导课题组；可以独立带博士研究生；可以独立申请国家研究经费；可以参与国内同行评审（课题、经费），等等所有目前中国正高职位享有的条件。

降低职称的必要性

中国职称普遍偏高，原因是历史性的。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较低，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人才，只能通过高职称来吸引人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措施。

这一不得已的现象，现在在一些院所仍然存在。然而，对于中国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已经不再是问题。继续以高职称作为补偿的做法，可能是中国科学界浮躁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关键原因。

那么，为什么需要降低职称呢？

首先，这是出于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自尊心。一个生命科学的博士后，在美国五流大学也只能从助理教授起步；在全球华人聚集地区如香港、台湾、新加坡，博士和博士后结束后起步的第一个职称也是助理教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目前绝大多数教育和科研单位，包括北大、清华和科学院的生命科学部分，却常常直接让博士后以正教授起步，这本身就表明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流”。不时出现回国就做正教授的人，职称马上高于自己国外的导师，外方自然会知道中国的要求和自视较低。

其次，更重要的是，职称晋升才能真正提出要求和严格考核。招聘教授一定会存在错误率，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有些人会失去冲劲，招聘几年后的评审中，安排晋升评审可以淘汰不合适的人选。如果从正高开始，我们对于其约束就比较困难，引进后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自觉。然而，事实上，一些人却积极迎合不良社会风气，这样单位也无能为力。人群中自然会有投机分子，在没有晋升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如鱼得水。几年前，我遇到一位国外博士后回国后直接成为某著名研究所正研究员的年轻人，他表示回国并非为了科学。实际上，几年来他的学术进展不大，虽然经费充足、研究生众多，但却没有压力。这样的情况，如果中国没有晋升程序，优秀单位还继续滋养这样的人，对国家是浪费，对单位则是耻辱。短期内对单位领导没有影响，但不合格的人留在单位，长期来看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从助理教授开始，经过两次晋升，通常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且需要有较好的工作才能升为正教授、资深研究员。经过两次评审后能生存下来的人，会养成良好的习惯，未来也会珍惜自己的工作，这对改变中国目前的浮躁现象可以起到清凉剂的作用。

降低职称的可行性

在一些重要机构中，中国已经具备条件可以改为助理教授起步。改职称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大家不知道要改，而在于各个单位领导的选择：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继续给予高职称有利于在国内其他单位竞争，而在近五到七年内“政绩”看起来很好。给予严格要求的低职称效果在十年、二十年后才能显现。有些单位害怕得罪人，不敢或不愿意负责任，继续给予高职称可以表面上“皆大欢喜”，其代价是单位的发展过程无法淘汰不合格的人，而将问题留给后任领导和单位。一般来说，这些问题不会在现任领导任期内显现，真正头痛的是新的所长和院系主任，刚上任就希望能开除一些无能且不道德的研究生导师，但他们却已经是正高多年，因此所长和院系负责人也无能为力。因此，如果他们负责任的话，就必须想办法出台新的改革，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改革到位，给他们留下和制造问题。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继续不负责任，不进行改革，将问题拖延十几年后再处理。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自2004年建立以来，一直以助理研究员起步。为了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其中文职称为研究员（后为高级研究员和资深研究员）。目前，NIBS的年度总经费明显低于科学院多个同类性质、相近规模的研究所，但NIBS的效果却明显更好。对于国家来说，NIBS的价廉物美正是因为其职称低、要求严。如果不是这样，NIBS仅六年的时间，已有几位刚晋升为高级研究员的科学家在其他单位不仅被提名为院士，且实际超过了中国院士在基础生物学领域的平均水平。只是因为他们职称低，国内对NIBS全体有些打压和排斥，才未能进入这一轨道，不得不安心做科学，否则在其他体系中，他们也可能变得浮躁。

施一公在清华生科院最近也改为以助理教授起步。根据我的理解，中国科学院也会全面从助理教授相应职称起步，只是时间安排问题。

北京大学的化学系一直表现优于生物系（不仅是北大的生物系），其起步从不给予正教授，而一般从副教授起步。我们的校长在1980年代初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做了好几年讲师才升为副教授。而比他回国晚的陈章良则在生物系立即被授予正教授。这一现象非常具有代表性：化学系的老师普遍需要认真做学术，导致北大化学系整体实力较强。而生物系则无法要求教授做多少学术，有些人的主要工作是在外面游玩。

我于2007年9月到北大生科院后，新聘的课题负责人都只给予英文职称助理教授和中文职称研究员（原因与NIBS相同，之后为高级研究员、教授，只有到做正教授时，才能同时称为正教授）。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北大的负责，也是对招聘人员的负责，他们实际上是中国较早进入正轨体系的人，如果表现优秀，也能较早成为中国真正与国际接轨的正教授。

我相信，这是中国各个单位在适当时机会实行的改变。中国不可能每个单位十年后仍然给予海外博士后回国直接任正教授的机会。

减少中国科学界的浮躁，当然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办法，但降低职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2011年1月13日初稿，7月28日定稿，2011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以“改变科学界浮躁的一个步骤--回国博士后从助理教授做起”为题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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