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长期致力于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研究，出版《西方宗教文化》等15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曾主讲《西方哲学史》《西方文化概论》等国家级精品课程，2007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本文节选自赵林教授2009年12月5日在“大学生科技论坛”上的演讲。

科学与人文：人才与人的区别

钱学森先生在病危之际曾表达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忧虑：尽管中国大学和科研蓬勃发展，但难以产生顶尖级大师。诺贝尔奖作为客观标准，反映了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不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诸多领域突飞猛进，唯独大师级人物稀缺。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教育往往急功近利，注重培养“专、精、尖”的人才，却忽略了首先培养“人”。人才与人的差别，本质上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差别。

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不分，统称为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产生于两个条件：一是“惊讶”，即对自然和人生的好奇与天真；二是“闲暇”，即不为功利目的而思考。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爱迪生，都保持着对自然的童稚之心。这种惊讶与闲暇的结合，正是科学创新的源泉。

知识与智慧：超越专业研究

研究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与研究水稻、细胞一样，都是科学研究，只是方向不同。但如果仅仅为了弄清细胞如何生长、水稻如何培育，那就贬低了智慧，沦为知识。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知识分为经验、技术和智慧三个层次。知识是客观的、固定的，可以在课本中找到；而智慧是主观的、超越知识的，需要自我提升。这种提升来自广义的人文学修养，即文史哲艺方面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