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职称晋升与学术良知，近期的中国高校学术圈并不平静。

　　教育专家认为，当前的职称评定标准除了行政化的问题，还体现在高度的简单化。如果不改变行政化的大环境，在目前的体制下，只能从道德角度强调行政人员、学术人员自律。

　　湖南高校职称评委开房收钱，被称为“已是公开的秘密”。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谌洪果对媒体表态：“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江南，专注教学忽略科研，被学院停止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

　　想要晋升，不少人就要蹚利益这片浑水；想要专注，一些人又要被标准驱除。如何处理“锦绣前程”与“内心坚守”，一些年轻的高校教师“被陷入”尴尬境地。

　　论文看口袋，课题看人情，职称看运气

　　“论文看口袋，课题看人情，职称看运气”，安徽一家省级院校讲师夏言的一句顺口溜，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青年教师评职称的辛酸。

　　“可不是嘛，论文的版面费触目惊心。”辽宁某“211工程”高校讲师李青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一位朋友为了评职称，在社科院一个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光版面费就花去了2万元，“这还是认识里头的人，不然还不给发”。

　　花钱，还不是让夏言最纠心的问题。“论文投稿与职称挂钩，核心期刊一看论文署名处是讲师，不管质量好坏，直接就搁到一边。”夏言坦言，身边同事发论文常遇到这个问题。

　　而让李青“最痛苦的事”是课题怎样也申请不下来。“我工作后申请了五六次课题，每年申请两三次，均未成功，甚至在学校这关就过不去。”

　　曾有一段时间，李青一度怀疑自己的科研水平。但是，“我不敢说我的课题比同事们的好，但他们的并不比我的好”。懊恼之际，她请教了一个外专业的审核人，对方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这样一个情况——“我还不清楚次日要去担任课题评审组的评委，可当晚就有很多人打电话来拜托投票”。

　　博士并非就读于该校，且与学校学术圈里的人不熟识。李青叹言：“课题这关，我是过不去了。”

　　北京某市属高校讲师方李告诉记者，评职称难的趋势，已开始向下蔓延。去年，他的两位同事各项条件齐全，但受到名额限制，连讲师也没评上。“这在过去，或是在一些‘211工程’、‘985工程’高校不可能发生的。”

　　方李本人也具备了申请副教授的资格，当记者问到今年是否有申请，方李哈哈大笑，说：“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学校都是快到40岁才能评上副教授。”记者追问原因，方李说：“没有为什么，这就是惯例。我们有年轻同事今年申请，但是大家都觉得他评不上，也许他只是在碰运气。”

　　被赶进角落里的教学质量

　　上午刚上完4节课，下午马上要参加学生活动，晚上就得写出活动总结。李青像一个陀螺，一天到晚忙得很无奈。她一个星期要上20节课，还要为本科生、研究生备课。教改后需要备课、做教案的新课，学校里的一些活动，像她这样的年轻老师就必须上。

　　李青忙碌的原因并不复杂。一节课几十块钱，一个课题几十万元，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们，一旦有了课题资源，大多不愿意上课。

　　她所在的大学评职称，主要考查论文、课题、教学质量、课时量。四者缺一不可，各自权重为25%。如果科研好，学校还有破格的机制。但是，她从未听说过，哪位老师教学好，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教授。

　　据她介绍，在教学指标上学校主要参考课时量、督导团及同行评价。课时量有一个基本要求，会参考教学对象、基础课程。教学督导团由退休的老教师组成，听课后打分。此外，再由一位同事进行打分。

　　“课时量是比较好操作的。”李青解释，教授没时间上课，依然把名字上报到教务处，然后请不差课时的年轻老师来上，或是商量商量“今年你替我上，明年我替你上”。同事之间的评价，攸关彼此利益和人情，自然分数不会低。换而言之，真正有意义的仅为分值占教学质量20%左右的督导团评分。

　　与李青所在的大学大同小异，方李学校多了一项学生评分。该校大三学生小周告诉记者，得分最高的老师，往往是跟同学关系最好的老师，“教学质量如何还真不好说”。

　　在教师考核上，一些高校并没有明确划分教学型、教学科研型岗位，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老师被自动归类为教学科研型，甚至在一些以“教学型”为主的地方院校，在职称评定问题上仍然对科研设高门槛。

　　“都做科研去了，教学质量怎么保证？”私底下，夏言和同事们都有这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