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锡案对中国的启示

　　法办黄禹锡

　　在大学公布学术调查结论之后，韩国司法、审计部门继续强力介入是很好的启示。尤其“韩国政府在学术调查完成之后立即进入司法程序，这一点值得效仿”。

　　“民族英雄”、“最高科学家”，那些笼罩在黄禹锡头上的光环，现在烟消云散了。

　　身败名裂并不是黄禹锡噩梦的终点———纵然他从科学转向迷信，总是带着“桃木剑”接受调查以求避邪，他也无法逃出法网。

　　黄禹锡滥用科研经费，逐渐成为学术造假之后的新焦点，最终可招致牢狱之灾。5月12日，韩国检察机关公布黄禹锡案调查结果，并指控黄禹锡三宗罪———涉嫌欺诈罪、挪用公款罪并违反《生命伦理法》。仅挪用公款这一项罪名，黄最多可判10年监禁。

　　审计黄禹锡

　　和中国的某些学术造假案相似，黄禹锡凭借虚假科研成果获得不菲资助。当资金滥用问题被媒体曝光后，韩国审计机构开始调查科研经费流向。

　　2006年1月13日，首尔大学确认黄禹锡学术造假后三天，韩国监查院(兼具审计和监查职能)介入黄禹锡案。

　　相形之下，尽管中国某些造假案其实审计机构介入更早，但并未向公众披露审计结果。韩国监查院则迅速向公众公布审计结果。

　　2月6日，监查院得出结果：近5年来，政府向黄禹锡提供科研经费186亿韩元，民间向他赞助60亿韩元，其中黄禹锡已使用164亿韩元。

　　在已使用的164亿韩元中，“黄禹锡将政府提供的10亿韩元和民间赞助的52亿韩元通过个人账户管理，并涉嫌滥用。”

　　三笔问题资金被一一曝光：“黄禹锡在从事四个科研课题时，指示雇员保管53位助手的存折和印章，并将他们的8亿韩元劳务费归入自己的账户使用。”

　　“在2004年4月起的一年里，黄禹锡以购买494头实验猪和两头牛犊等名目，从首尔大学兽医学院分六次获得两亿韩元，并转入个人账户。”

　　“根据‘首尔大学科研费管理规定’，签科研合同应通过大学账户获得科研经费，但黄禹锡违反规定，将S企业、D建设和科学财团等提供的资金存入自己的账户后，擅自使用了52亿韩元。”

　　3月22日，韩国科技部和科学财团在首尔召开“最高科学家”评审委员会，决定撤销黄禹锡的“最高科学家”称号。

　　此前，首尔大学早已撤去黄禹锡教授职务。至此，韩国政府和首尔大学对黄禹锡的惩戒事已全部到位。

　　司法行动

　　但是针对黄禹锡的司法调查此时才进行了一半。

　　相比审计机构高效、透明的运作，韩国司法机关的行动更是雷厉风行。

　　2005年12月16日，首尔大学展开黄禹锡案的学术调查。10天后，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即召开记者恳谈会，当时就表态称，“如果认为学术界的调查不可能再有进展，即便首尔大学调查委没有公布最终调查结论，我们也会介入调查。”

　　2006年1月10日，首尔大学宣布调查结论，黄禹锡在《Science》上两篇论文被确认造假。韩国司法机关旋即展开行动。

　　1月11日，韩国大检察厅决定，由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成立“专案组”，负责调查黄禹锡案。

　　专案组组长为首尔检察厅特检三部部长洪满杓，首尔检察厅刑事部、特检部和高科技犯罪调查部的5～6位检察官协助调查。

　　当天晚上，检察厅即从法院获得搜查令。1月12日凌晨，数十名检察人员开始了全面的调查作业。

　　1月12日早晨10点半，黄禹锡在记者会上“向全体国民表示衷心的道歉”。这一天，检察厅搜查了黄禹锡的私宅，以及与本次造假风波相关的17个场所。

　　在1个月的时间内，首尔检察厅一共完成了3次大搜查，起获大量证据。前后有48名相关人员被限制出境。

　　检察厅在学术机构调查之后，进一步调查黄禹锡的学术“成果”。检察厅进行了(没有司法调查权的)首尔大学调查委未曾做过的各种实验。

　　最终，黄禹锡在5月12日被认定为“干细胞造假”的主谋。这是司法机关继学术机构调查后的最终结论，黄禹锡至此被盖棺论定。

　　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先例，仅学术造假并不会被起诉。黄禹锡被起诉的主要原因是挪用公款，这才是司法机关调查的重点。

　　早在1月13日审计机构介入之际，首尔检察厅就决定与监查院战略监查总部联合启动定期沟通渠道，并对新闻界公开，“今后只要监查院在监查中发现贪污政府和民间支援金的嫌疑，就将移交检察机关进行调查”。

　　首尔检察厅计划将扣押的资料中，与黄禹锡科研经费相关的资料交给监查院进行监查。

　　监查院的调查告一段落后，对于黄禹锡科研目的以外使用的(包括去向不清)经费，监查院将相关资料移交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则通过调查，查明黄禹锡是否存在挪用或贪污行为。

　　4月3日，检察厅还向S研究院派出12名调查官，获得四箱资料及五台电脑等，以此分析黄禹锡科研组是否将从三星和SK等得到的民间研究费私自使用。

　　5月12日，检察厅起诉黄禹锡犯有三宗罪行。起诉书称，黄禹锡滥用和盗用了28亿韩元(合299万美元)的国家基金和私人捐款，前国家“最高科学家”黄禹锡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罪名被起诉。

　　据称，这份起诉书长达150页。与黄禹锡一起被捕拘留的还有黄的同事等6人。他们的罪名包括妨碍公务罪、毁灭证据罪、欺诈罪等。

　　起诉之后，韩国科技部开始追缴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经费。5月14日，科技部计划立即责成韩国科学财团专家组建具体对策小组，经过细致的核算工作，进行国库追缴程序。

　　韩国科技部次官朴永逸表示，“将考虑对黄禹锡等人提起民事诉讼，以追回被侵吞的研究经费”。

　　反思黄禹锡

　　与黄禹锡案同时展开的，是韩国人的反思。

　　去年末，韩国人开始反思他们对黄禹锡的监督“有名无实”。虽然2005年5月韩国政府组建了“黄禹锡科研组支援与监督小组”。但现在看来，该小组只有支援，并无监督。

　　该小组级别不可谓不高，由青瓦台、国务调整室、科技部、保健福利部、外交通商部、国家情报院、专利厅和国家科技咨询会等八个机构的13人组成，但除了当年6月开过一次会以外，没有其它任何正式活动。

　　针对韩国科研体制的大手术即将全面展开。在首尔大学学术调查结束次日，韩国科技部宣布，“为防止类似‘黄禹锡丑闻’的事件再次发生，决定建议高校和政府出资的研究所自设科研真实性委员会”。

　　韩国科技部在“黄禹锡神话”被戳穿之后就考察了美国、英国、德国的科研体制，最终决定引入“美国模式”。上述“科研真实性委员会”即以此为基础，在“科研过程”和“科研结束后”两个阶段均进行监督。

　　该机制据称最晚将在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

　　针对官员的问责也被媒体反复提起。“检察官们花了好几个月进行调查,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说明白,政府在这件事中应该负多大的责任，”韩国科学家、亚洲生物伦理学协会主席Song　Sang　Yong说，“从卢武铉总统，到他的科学部长和助手，政府一直都热诚地支持黄。”

　　5月14日《韩国时报》发表评论说，对黄禹锡等人的处罚“还是太轻了，没有人会真正悔改。非常可耻的是，学校和学术圈都也没有对自己进行革新，只是让执法机构来处理这件案子。政府在这场丑闻中的作用也应该进行彻查。”

　　“在得到众多研究经费、国民期待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必须取得成果的紧迫感可能对黄教授形成了极大的压力。”

　　拭目以待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中国科研的宏观背景与韩国非常相似。

　　“中国和韩国都是科技上的后发国家，原先都是模仿、跟进他国技术，现在要求自主创新，整个社会对科学家有过高的期望值。”

　　“这个时候就有一股仿假、伪造的力量出现，而且往往越是热门的技术，越容易出现问题。”黄禹锡被起诉当天，中国某科学家科技造假、骗取经费的类似行为，恰好也是社会热门话题。

　　因此，中国科学家无法用隔岸观火的心态来观察黄禹锡事件。中国也需要反思，而如何惩处造假者也是关键一环。韩国的黄禹锡事件无疑是一个及时的镜鉴。

　　唐安国认为在大学公布学术调查结论之后，韩国司法、审计部门继续强力介入是很好的启示。尤其“韩国政府在学术调查完成之后立即进入司法程序，这一点值得效仿”。

　　“党政高官如果出事，都是先双规，有必要的话会交司法机关；那么相应的，科学造假在学术调查结束之后，如有必要也必须进入司法程序。”

　　尽管中国和韩国一样，无法对学术造假者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学术造假往往和诈取科研经费联系在一起，韩国审计和司法机关正是以此将黄禹锡送上法庭。

　　实际上，不久前唐安国刚和上海另两位科学家对媒体披露了科研经费洗钱和行贿的手段，引发关注。唐安国坚持认为，“有必要引入司法程序”。

　　黄禹锡在5月11日接受采访时曾抱怨说，检察机关在调查其研究经费使用情况时，就连10韩元都没放过。

　　中国将如何处理黄禹锡式的造假骗取科研资金事件？唐安国说“我们正拭目以待”。

　　链接：

　　●2005年

　　佛蒙特州立医药大学前任营养学研究员Eric　Poehlman被控当年诈骗了542000美元联邦拨款。检控方指他在1992年到2000年期间通过伪造研究获取了数百万的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经费。

　　●2005年3月

　　Wake　Forest大学风湿病学教授、著名狼疮研究专家Gary　Kammer，被指虚构两起家庭病例个案来骗取联邦研究拨款。他随后辞去在校职位以及被禁止接受联邦研究基金三年。

　　●2004年

　　联邦委员会发现，哈佛大学医学院疟疾学家Dr.Ali　Sultan抄袭论文和研究数据，并在申请一项开发疟疾药物研究经费过程中伪造研究数据———用一种疟疾的结果来代替另一种。随后Sultan辞职。

　　●2002年

　　调查指出贝尔实验室物理学家Jan　Hendrik　Schon在1998年至2001年间虚构及改动了至少16项电子实验的数据。他在2002年被解雇。

　　●2002年

　　美国劳伦斯伯克力国家实验室宣布，它在1999发布的两项医药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不实的数据基础上的。该项研究在2001被宣布作废。

　　●1998年

　　著名心理学家Stephen　Breuning被指在1998年任职于匹兹堡大学期间，伪造关于对智障儿的药物治疗的实验数据。

　　●1981年

　　哈佛的心脏病学家Dr.John　Darsee被发现在关于狗的心脏病研究数据中造假。随后他被发现在过去14年任职于哈佛大学及Emory大学期间发表的共100多页的论文中多次伪造数据。Darsee被解雇，并被禁止申请联邦教育研究基金10年。

　　●1974年

　　Dr.William　Summerlin因为在一个关于免疫系统对嫁接物的排斥反应实验中造假，被纽约的Sloan-Kettering荣誉癌症研究中心解雇。他把一只白老鼠涂成黑色，伪装组织已经成功从黑色老鼠身上移植过来。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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