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公开的心理访谈

　　孙连(化名)会在梦里重返大学校园。但梦里的情景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在狭窄走廊上拦住他，不让他通过。

　　“那个男人也许代表伤害过我的人。”他告诉来自美国纽约的心理治疗师爱德华·罗宾斯(Edward Robins)博士。

　　上周四，“中国-奥地利弗洛伊德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开幕。研讨会的第二天下午，罗宾斯特地为中国的年轻学生和心理治疗师举行一场“倾听你的病人”工作坊。罗宾斯的身份之一是国际促进中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该学会2003年注册于美国，其宗旨为促进中国发展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在翻译帮助下，罗宾斯和孙连进行了公开的心理访谈。

　　“这不是一次模拟的访谈，而是一次真实的对话。”与罗宾斯有多年交往的北京大学医学心理学系主任胡佩诚教授说。

　　孙连勇敢地站了出来，将自己作为精神分析治疗培训的一个鲜活案例。

　　坐在台上的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欲言又止，一度用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台下。但即使如此，他内心的怨恨仍然难以掩饰。他的音调不时会突然提高，从他的眼睛里分明可以感觉到怒火。

　　孙连说，他内心充满强烈恨意。“我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么弱小，他们怎么会来伤害我？”恨意堆集在心灵深处，无法释放，“导致我焦虑不安，用筷子夹不动菜，洗衣服也很困难。”无奈之下，他在去年休学了。

　　“有时候，我内心非常暗淡，感觉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他欣赏孙中山的胸怀博大和百折不挠，也欣赏《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勃勃野心和个人奋斗，但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是悲剧性人物。

　　孙连和罗宾斯谈起自己的家庭。“我爷爷对外交往时总是退缩、隐忍，在家里对我奶奶却很粗暴；我爸爸也是这个样子，将家人作为发泄对象”，“我爸爸也很想去爱我们，但他不知道怎么去爱”。

　　“虽然我爸爸对我伤害很大，但我对他还是有一些理解，因为他受到了时代的伤害。我爷爷是大地主，我爸爸小时候受尽歧视和压迫，后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干各种苦活。”

　　孙连正在接受国内一名心理治疗师的治疗。按计划，他将于今年秋季复学。“我相信自己能够好起来。”

　　但当他离开以后，罗宾斯告诉大家，孙连在众目睽睽之下似乎很难完全敞开心扉。就在当天上午，孙连曾经对罗宾斯说，如果好不起来的话，可能会想到自杀。

　　巨大的需求

　　和孙连一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经历心灵的煎熬：抑郁、焦虑、偏执、躁狂等，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范围内约有4亿人受到各种精神疾病的困扰，需要精神病学家或心理治疗师帮助的人数则更多。

　　说到心理治疗，不能不提到西格蒙·弗洛伊德。来自奥地利的世界心理治疗委员会主席阿尔佛雷德·普里茨(Alfred Pritz)教授称，尽管现代心理治疗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但直到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以后，心理治疗才真正得到系统性的发展。当然，弗洛伊德的影响绝不止于心理治疗，文学、艺术、哲学等各个领域均可见到其深刻烙印。

　　今年5月6日是弗洛伊德诞辰150周年，世界各地纪念活动络绎不绝。普里茨则于上周率领十来位顶尖的奥地利心理治疗专家来到北京大学，与中国同行一起探讨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和心理治疗的现状与趋势。精神分析是目前诸多心理治疗方法中的一种，其他方法还包括行为治疗、家庭治疗等。

　　这个奥地利代表团中一半以上的成员来自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大学。这所私立大学成立于去年，是世界上第一个提供全日制心理治疗专业培养的机构，由此也为弗洛伊德诞辰献上了一份厚礼——弗洛伊德曾经梦想成立一个专门讲授和研究精神分析的大学。

　　弗洛伊德大学运动心理系朱丽静博士说，普里茨及其同事还提前为弗洛伊德诞辰献上了另一份厚礼——说服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政治家，将心理治疗纳入医疗保险的范围。

　　她说，在欧洲这些国家，心理治疗的费用从免费到每小时100多欧元不等，但通常只有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才能承受。随着心理治疗被纳入医保，更多公众可以相对轻松地享用到心理治疗师的服务。

　　相比之下，休学以后的孙连却只能到餐馆打工，来支付其治疗费用。而且，让国际促进中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罗宾斯感到吃惊的是，作为学生，孙连并没有获得费用方面的优惠。罗宾斯所在的美国并未像奥地利一样将心理治疗纳入医保，但学生可以享受半价。

　　“如果他支付的费用能够降低，每周可以多去一次，康复的时间或许就会大大提前。”罗宾斯说。

　　对需要心理治疗的公众而言，即使支付得起费用，能否找到心理治疗师也是一个问题。世界心理治疗委员会主席普里茨说，世界上大约还有2亿多需要心理治疗的人口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帮助。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更是极度缺乏合格的心理治疗师。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学说即传入中国。但由于“文革”等因素的影响，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精神分析才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真正被引入中国。

　　普里茨说，西方社会每千人中大概有1名心理治疗师。而据北京大学医学心理学系胡佩诚教授估计，通过中国卫生部“心理治疗师”考试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心理咨询师”考试的加起来只有几千人，其中通过“心理治疗师”考试的只有几百人。

　　而且，如果按照奥地利等国家的严格标准，这几百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尚需继续接受心理督导和培训，才符合心理治疗师的执业资格。“中国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还在成长之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教授说。

　　旧瓶装新酒？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曾经是弗洛伊德学说的鼎盛期。然后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怀疑和抨击还是不可避免地蔓延了开来，而最具冲击性的研究则是由美国精神分析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委员会所发起的。该委员会对1269个治疗个案的分析表明，在这些最初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当中，差不多6个人中只有1个人被治愈。

　　此后精神分析理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遭到了冷遇。1960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英国生物学家P.梅达沃则将精神分析学看作是“20世纪思想史中所有影响深远的事件中最糟糕和最古怪的东西”。

　　不过伦敦圣巴塞洛缪学院及皇家医学院的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2004年5月《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撰文称，精神分析如今再度成为焦点，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神经科学家，得出与2000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相同的结论：精神分析“仍然是最协调、最令人满意的心智理论”。

　　一些学者开始重拾当年的一个研究方向：将研究人类大脑的神经科学与研究人类心智的精神分析相结合。目前国际上已经成立了神经-精神分析学会。世界心理治疗委员会主席普里茨形容说，此前敌对的两个阵营“终于像好邻居一样把手言欢了”。

　　然而，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已是明日黄花的人则认为，弗洛伊德及其弟子的理论旧瓶装不了生物学和脑科学发展的新酒。例如针对索姆斯的文章，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睡眠的精神病学家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就发表评论称，“精神分析陷入了困境，无论用多少神经生物学来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

　　在很大程度上，精神分析的困境也正是20世纪心理学的困境——20世纪的心理学主要是奠基于那些没有获得观察证据支持的理论之上的。

　　对另一些学者来说——这种看法可能更主流——基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心理学，加上在神经科学中所取得的进展，才能够提供真正的乃至惟一的福音。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教授说，国内学术界关于精神分析如今到底有没有用处也存在很大争论。在心理治疗的各种流派中，精神分析因为疗程长，既费力又费钱，“遭到了一些同行的笑话”。

　　肖泽萍说，弗洛伊德理论中确有一些错误内容，例如女性梦境中的棍子不一定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但精神分析的核心内容如潜意识等依然极有价值，精神分析还是“理解病人内心冲突的一种方式”。

　　诺贝尔奖得主坎德尔在今年3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上称，精神分析存在的问题不能怪罪于弗洛伊德，而是因为他之后的学者没有将其塑造成一门严格的、有生物学基础的科学。“如果支持精神分析的学者们不努力对其理论进行修正，并且证明精神分析疗法到底是通过什么因素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治疗师对什么样的病人发挥作用，精神分析就会完蛋。我们还需要像开展药物临床实验一样去评估不同心理治疗方法的生物学效应，我认为这将是未来15年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