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教育规模已是世界第一，论文数量和期刊数量也是世界第一，SCI论文发表数量仅次于美国，但在日前由苏州大学举办的“百年苏医”医学教育院士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贵兴直言，这只是虚假的学术繁荣。

　　邱贵兴非常认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创新的定义：知识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过程。在他看来，创新一定要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没有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无论是论文还是发明专利都不能称为创新。

　　邱贵兴强调，创新首先要诚信。近年有关学术造假的一些极端例证表明，当前重大创新成果给取得者带来极大荣誉和利益，一些缺乏诚信的研究人员急功近利，对研究意义盲目夸大，在数据和结论中处处作假，科技管理部门客观上难以准确判断前沿领域趋向，主观上容易对所谓的“明星项目”给予过度支持，不仅危害本国科技稳定发展，而且给科技界同行带来极大的误导。

　　“现在中国造假的风险越来越低，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诚信危机。”邱贵兴说。

　　他最担心的是，弄虚作假之风已经渗入校园。现在一些学生不以考试抄袭为耻，反以作弊手段高明为荣，主要原因是社会、家庭和学校等不良现象的影响。“重塑诚信之风，学校、家长都责无旁贷。”

　　邱贵兴认为，创新同时是个“技术活”。创新之路崎岖艰难，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将它走成通途，必须经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长期积累。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对原始创新来说尤其不可缺少。不在艰苦工作中积累和总结失败教训、成功经验，而只想走捷径攫取创新之果的人，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在邱贵兴看来，创新的第三个要素是学术争论，因为学术灵感需要碰撞交流以及多学科交叉。“我们每个人脑中都有隐性知识，就是你在长期积累过程中潜藏在脑海里，但连自己都不知道、写不出来也说不出口的知识。隐性知识可谓是创新的源泉，往往在和别人争论时由它碰撞出璀璨的灵感和火花。”

　　邱贵兴强调现代科技创新必须发挥团队协作的力量。他以物理学界唯一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约翰·巴丁为例：巴丁获得诺贝尔奖的两项成果均是团队协作的产物。其中，前者是巴丁在贝尔实验室时，与一位同事清洗实验器件，偶然发现它在电解液中产生更强的光电效应，经过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他们一举发明了晶体管；后者则是他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指导一位研究生和一位博士后，日以继夜钻研超导和量子场论取得的成果。

　　那么，具备这些素质的创新人才如何培养？邱贵兴认为，人的创造性应该从小培养。美国的一项测试显示，5岁儿童98%有创造性，10岁少年的这一比例下降到30%，25岁的青年人更是降至20%。“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前提是让人才的个性自由发展，模式化、工艺化的教育是无法催生创新人才的。”邱贵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