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穆特说，作为明星和研究对象的多利常常需要拍照，工作人员只有用食物才能逗引它配合拍照，这使它进食过量，身体肥胖。他还幽默调侃道：“如果想给我拍照，你们是不需要给我食物的。”

■本报记者 郝俊

“为什么没有多利羊之父威尔穆特？”2012年10月18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经公布，国际学界和媒体随即提出这样的疑问。

因“发现成熟细胞能够通过重新编程而具有多能性”，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宣布将201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籍科学家约翰·戈登（John B. Gurdon）与日本籍科学家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

在该研究领域内，威尔穆特是一位明星级科学家，对于他的落选，不少同行感到遗憾。然而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他的落选并不足为奇。

早在1962年，戈登用青蛙小肠细胞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这一被改变的卵细胞发育为蝌蚪，并最终成长为一只成体青蛙。根据这一实验，戈登提出细胞可以“重编程”的概念，初步证明已特化的成体细胞可以逆转，并且能够利用它重新孕育生命。这成为克隆技术的基础。

起初，戈登的成功被怀疑只适用于低等动物，高等动物的细胞分化程度更高，意味着细胞重编程到未分化前的状态更为困难。

在戈登突破性工作的基础上，1996年，威尔穆特在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率领一个团队，宣布首次完成了对哺乳类动物的克隆：一只与美国著名乡村歌手多利·帕顿（Dolly Parton）同名的小羊诞生。

多利羊的诞生引起世界轰动，作为研究项目负责人，频频现身媒体的威尔穆特由此被称作“多利羊之父”。

早在2002年，我国生命科学家饶毅曾在“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名单中，列入戈登和威尔穆特两人，2006年又在同一项工作下加入山中伸弥的名字。

2008年9月，威尔穆特与多利羊的共同缔造者基恩·坎贝尔（Keith Campbell）以及山中伸弥共同获得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在上述背景下，威尔穆特错失2012年诺贝尔奖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对此，最为直接的解读是，传统克隆技术产生了巨大的道德争议，这正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所极力避免的方向，因此不会特别强调克隆技术本身，威尔穆特的成就由此不在考虑之列。

更为激烈的评价则认为，威尔穆特的研究算不上关键技术，既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也无实际的应用前景，并且多利羊的出现本身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它的成活在大量失败的基础上还要加上幸运。”

威尔穆特本人也曾公开承认，多利羊是个“幸运儿”。他们在漫长的实验过程中共使用了277个卵子，但只有一个存活下来，这就是后来的多利。

因此，有人认为威尔穆特实验研究的地位被夸大了，“科学价值并不因为媒体追捧或者冷遇而增减”。

值得一提的是，在为多利羊实施“安乐死”之后几年，威尔穆特也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山中伸弥开创的诱导多能性干细胞领域，甚至认为这一突破已使饱受伦理争议的克隆技术成为历史。山中伸弥的工作，使得生命逆转的技术完成了从克隆到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发展过程。

外界对于威尔穆特落选原因的各种推测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谁才是克隆羊之父”本身就一直充满争议。

2005年11月，威尔穆特被其前亚裔同事普瑞姆·辛格指控，理由是他涉嫌种族歧视并非法解雇普瑞姆·辛格，窃取多利羊研究成果。  

令人意外的是，当他在法庭上被问及“我没有创造多利羊”这个表述是否正确时，威尔穆特的答复为“是”。

威尔穆特承认，多利羊的诞生，66%的成果要归功于同事坎贝尔，之所以自己署名为第一作者，是因事先已和坎贝尔达成协议。威尔穆特是多利羊研究项目负责人，坎贝尔则是在1991年以博士后身份进入罗斯林研究所，参与到该研究项目中，完成了很多具体工作。

在学术界，这种研究分工事实上很常见。研究项目负责人提出构思、寻找经费，找到合适的研究人员完成具体工作，并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威尔穆特共事多年、熟悉多利羊研究的艾伦·科尔曼（Alan Colman）曾在《自然》杂志撰文称，多利羊论文的署名并无不当，威尔穆特也公开肯定了研究团队的其他人，特别是坎贝尔的贡献。

在领取邵逸夫奖时，威尔穆特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发言：“我们很高兴代表整个研究团队，而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接受这个奖项。像这样的研究，需要各有专长的人通力合作。”

尽管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只宣布科学家的获奖理由，而不会对某位科学家未获奖作出辩解，外界还是从不同侧面猜测出威尔穆特落选的各种原因。

相比之下，最为温和的说法是，囿于诺贝尔奖每次一个奖项不得超过3位获奖人的硬性规定，评委会可能以舍弃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作为简化问题的一种办法。

面对媒体提问，戈登获诺奖之后曾表示，如果威尔穆特能够与他一起得奖，“将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失意者”威尔穆特

2012年，“多利羊之父”威尔穆特的年度关键词也许非“失意”莫属。10月，他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两个月后，他踌躇满志飞往中国寻求合作机会，结果在极寒的冬天里再次无功而返。

中方机构宴请威尔穆特的餐桌上，他和同事有“被晾在一边”的感觉。他们也不理解，“中国人喜欢逼着对方喝酒”的酒桌文化到底图什么。

■本报记者 张林

“多利羊之父”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近年来数次中国之行，几乎都是行色匆匆，会见媒体、参加学术会议、出席活动并演讲，在这些程序性安排的间隙，他也总会“顺访”干细胞科研领域的中方机构，寻找潜在合作机会。

或许后者，才是他多次访华的真正目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所期待的“姻缘”至今也没有出现。劝淑女趁良缘——有些事，仅一方着急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多少显得有些郁郁寡欢。

2008年，威尔穆特宣布“转型”，放弃克隆胚胎技术，转攻诱导多能性干细胞技术。也是从这一年起，或通过英国官方机构，或通过他在中国的学生，这位世界知名科学家开始密集与中方研究机构接触。

如同“托钵僧”一样沿门化缘，但好像他的运道不是特别好，合作研究的事总不能遂愿。怅然若失的老先生，一次次黯然的中国行，在风光热闹背后，也许，他特别想发出“吾谁与归”的感慨。

不顺

2012年12月5日晚，无人陪同，也没有人迎接，威尔穆特抵京。他入住爱丁堡大学中国代表处的同事为他预订的北京建国饭店。

当晚，代表处的同事陪他共进晚餐。晚餐里有他最爱的中餐——北京烤鸭。

6日上午，他在酒店独自工作；下午，他和代表处同事商谈工作，细化与中国合作科研的一些设想。其间，他还抽空到酒店周围逛了逛。

建国饭店在北京二环内，位于“帝都”核心区，交通便利、人流如织，还好，那段时间的天气一直不错——晴空万里，却有四五级大风。

“北京的冬天确实很冷！”老先生说。

晚上，他赴英国驻华使馆会见有关人员，并参加了使馆举办的“志奋领奖学金”沙龙。威尔穆特作了一个关于干细胞科研前景的讲座。

7日上午，他照常在酒店工作；下午，他独自访问北京大学有关实验室。

这次访问颇为不顺，关于他和北大方面谈论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他对他的同事以及好奇的记者也只字不提。但是，他的同事还是看出来“老先生情绪有些低落”。

在他来北京前一周，已有北京本地媒体对此次行程的内容进行了报道。报道说，他将造访北京，与北京大学等中国科研机构探讨在新领域的合作。

两天后，威尔穆特飞往深圳，拜访北大在深圳方面的科学家，继续深谈合作事宜。然后，他还要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年会。

在去机场的路上，这位世界重量级科学家，因奔波而疲惫、沮丧的身形，让他的一名同事险些掉泪。当时，北大一位教授也在车上，威尔穆特的同事有感于老先生在中国“受到如此待遇”而质问对方：“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科学家？”

威尔穆特“飞”走了，却留下一个谜团。或许，这里面存在着误解。

冷落

威尔穆特抵达深圳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老先生自己不说，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北京的同事以为是由北大深圳研究生院负责行程安排，因为他和老先生事先完全不清楚深圳之行的细节。

他的同事后来听说，老先生到了深圳，日程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动。“双方开了一个会，但似乎不大顺利。”

一名接近威尔穆特的人士透露，他到深圳后，接待方几乎没人理他，他被安排在酒店，一住就是两天。“如果说他在深圳忙了些什么？他在深圳什么都没干，完全被人忘掉了！”

当时，威尔穆特在英国实验室的一名同事也同期到达深圳，他们打算很认真地和北大谈谈合作的事情。老先生预期能和北大签一个意向性协议，以便以后可以共同申请深圳或广东的一些科研项目。

既然是应邀之行，为何却被晾在一边？威尔穆特的同事搞不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上述接近威尔穆特的人士称，白天没人和老先生接洽，晚上北大方面其实准备了一个欢迎晚宴。

北大去的人似乎挺多，但威尔穆特不知道都是谁。整个餐桌上用英语交流的时间似乎也很有限。老先生和他的同事有“被晾在一边”的感觉。他们也不理解，“中国人喜欢逼着对方喝酒”的酒桌文化到底图什么。

此前在北京，威尔穆特参加“志奋领奖学金”沙龙时，曾表达过类似的情绪。因为参加沙龙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各医疗机构的官员，他与他们之间似乎缺少话题上的交集。

是否他参加这种官方举办的活动只是例行公事，甚至有违他本人的意愿？

他在北京的同事却觉得，老先生其实不是对当晚的活动不感兴趣，“他是做事专注的一个人，今天要做什么事，就会一直想着，不会顾及其他东西。旁边人的客套话、寒暄他都不会在意。”

他的同事还说：“其实，那天晚上是他在中国最高兴的一个晚上。”

最终，科研项目合作的事情没谈成，他只好走了。他的同事曾为他鸣不平，却收到老先生“不要太多负面（评价）、太多批评”的劝诫。

威尔穆特有很多爱好，爱吃中国美食，喜爱一些风物。到中国后，他本来有许多可供媒体“娱乐”的谈资。但他来中国是谈科研项目的，大事没办成，他也没心情谈什么业余爱好了。

误解  

威尔穆特与北大的合作更像是科学家、实验室之间的合作，知道的人不多，北大生命科学院院方对此也不甚清楚。据媒体已有报道，双方商谈的一项内容是共建干细胞联合实验室。

因为合作没有实质性进展，双方对此都讳莫如深。早些年，双方曾商谈过合作，并计划在江苏无锡共建联合实验室，后来不知何故没有进行下去。

北大生科院一名教授对于威尔穆特此行的“伤感”颇感意外。“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该教授说，“这次我们没有确定意向，恐怕得推到2013年再进行。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关键是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不能签。”该教授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设有实验室。

“他这次来北大不是专程来的，而是顺访。”该教授介绍，威尔穆特在北京、深圳、香港都有一些讲座、活动要参加。在深圳是参加一个生物医学方面的年会，在香港也是一个年度学术会议，他都受邀参加。

威尔穆特到深圳的第一个晚上，北大的老师宴请他，参加的人都是该教授的同事。北大方面觉得“饭桌上不是谈事情的地方”，而且吃饭的人大多不是这个领域的，所以大家没有太多话题可聊。

“合作是个很细节的事，需要大家增加了解，我们还没了解到那个份上。”

在北大方面看来，此次行程是威尔穆特借参加香港年会的机会顺访北大，“对北大来说显得有些仓促”。

前述提及的双方有意在无锡共建联合实验室的想法，据接近威尔穆特的人士介绍，此事确已终止。该人士称，爱丁堡大学校长曾正式致信北大两任校长，表示终止该项目合作。信的大意是说，双方的合作是科研合作，但因为需求不对应，不得不终止。

“我们都不是在向对方扶贫。”该人士说。他似乎想暗示：在一系列的跨国科研合作中，中国某些机构不够热情。

有关渠道传递出来的信息或许也印证了他的“偏激之词”——这些年，英国大学与中国机构在科研领域的合作，并没有多少成功且值得称道的案例。

情结  

威尔穆特与北大接触已有多年。2009年底，北京大学、爱丁堡大学代表团曾出席江苏无锡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区的“国际干细胞联合研究中心”开工礼。时任苏格兰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威尔穆特为主要嘉宾。

一年后，由上述中心举办的首届“太湖国际干细胞及生物医药论坛”，威尔穆特也应邀参加。

2012年10月，国际干细胞联合研究中心首席技术官陈俊峰的老师——约翰·戈登（John Gurdon）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威尔穆特曾是该奖项的热门人选。他没能折桂，多少与2006年那场“谁才是‘多利羊之父’”的诉讼有关。

或者，威尔穆特与北大没能最终“联姻”，也与这场诉讼对他声誉带来的持续影响有关。当然，这是一个没有依据的猜想。

20多年前，威尔穆特曾经访问过中国。他还买了一些繁育能力强的猪带回实验室。当年，他的研究兴趣在于如何提高农场动物的生产能力。现在，他已转向利用动物来治疗人类疾病。

2005年，他离开英国罗斯林研究所，被任命为苏格兰再生医学中心主席。他花去大部分时间应付中心的日常管理，这一度影响了他的研究工作。

对于研究工作的进展，他内心其实相当焦虑。这种焦虑，恐怕和他的朋友因患运动神经元疾病离世，没能等到他发布干细胞研究成果有关。

当时，威尔穆特非常悲伤，这件事成为他继续干细胞研究的一个动力。更早的驱动因素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的父亲，一位长期受糖尿病折磨并因此失明的数学教师。

同样在2005年，他一直密切联系的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被查证论文造假，这让他们之间的合作计划胎死腹中。但他并未中断与亚洲科学家合作的想法。

几年蛰伏，从2008年起，他开始密集访问中国。  

2008年10月，他赴天津参加一个国际干细胞论坛，并访问南开大学。其间，他还专程去北京和一位曾经合作过的中国朋友见面。

2010年12月，他到上海参观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关注该院的干细胞研究情况。

2011年4月，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智慧课堂”活动，“明星”威尔穆特奔赴广州、深圳两地“参演”。

在如此频繁的活动接触中，他一直试图传递这样的信息：在苏格兰，我们认为生命科学有很大的商业机会，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更多了解这里的研究，寻求合作机会。

对威尔穆特来说，失意年年有，去年似乎特别多。2012年的中国之行，让这位世界重量级科学家倍感失落。

不知道是早有安排，还是临时决定，结束香港的活动后，老人家独自找了一个地方度假去了，学校、同事甚至他的家人都联系不到他。他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曾经有记者问他：如果你是多利，你怎么称呼另外那3只羊（指分别提供了细胞核、卵子和代孕的三只母羊）？他回答：“咩——”

今天，如果多利还在，它会对这位安静、谦逊，四处奔波因而身心疲惫的老人说些什么？

记者手记

伊恩·威尔穆特是当今世界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1996年7月5日，他率领研究团队培育出第一只成年体细胞克隆动物“多利羊”。

10年后，谁才是“多利羊之父”，却成为一场科学界的诉讼。因为论文署名等问题，他被告上法庭。舆论哗然，对他很不利。但他对媒体始终保持克制。他只在法庭上发表意见，而且一说就是爆发式的。

他承认多利诞生的主要功劳应归于其同事——另一名科学家，而对方则震惊于他敢把真相说出来。

官司过去很多年，在学术圈内仍然没有被淡忘，还会成为谈论的话题。但这种讨论更多的是基于威尔穆特在克隆领域享有的声望和他在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执著——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佬级人物。

威尔穆特不苟言笑，回答问题前时常作简短思考，端坐、手托腮，然后侃侃而谈。看着这位秃顶、一脸络腮胡子的老人，你会有一种亲切的喜感。

尽管他不排斥媒体，甚至很善于借助媒体的力量，但他对媒体却保持着警惕。他会突然提出一个幽默的问题，然后欣然一笑。比如：“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该我问你了，可以吗？”（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