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饶毅教授“医学与植物生物学关系极小” 观点商榷

　　―为什么要反对 “医学与植物生物学关系极小”的观点?

　　学科与学科,熟重熟轻? 在科学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自从科学诞生以来,就是争议不断的。很多情况下是公说公有道、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样的争论为学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 是好事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饶院毅教授于2013年1月发表在《学习时报》题为 “科学人才计划的常规作用：国际经验和中国历程”的一文中明确提出医学与植物生物学关系极小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也是和国际上现代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观点不相符的。

　　什么是医学? 询问不同的人, 恐怕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但其中一点肯定是共同的― 治病救人。但我给出的答案是:医学是治病救人的学科, 也是治病救畜牲的学科, 同时也是治病救宠物的学科。 人和这里所指的动物生病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原则上可以划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本身体质的问题造成的,如一系列的遗传疾病, 另一类是由于人和动物的身体状况受到超越个体生命承受的外界环境压力造成的。

　　什么是植物生物学? 它是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主要研究植物生长发育内在规律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植物与人类的直接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人和动物的呼吸需要氧气, 而植物是提供氧气的来源(设想没有氧气的后果是什么― 死路一条)；(2)植物为人类提供食物来源(主粮也好、副粮也罢, 确保农作物产量以及品质是我国国泰民安的根本保障之一)；(3)植物是自然界中唯一能直接利用太阳能的有机体(能源的重要基础, 设想现阶段我国没有煤炭发电, 人们的健康状况会是什么情形)；(4)植物次生代谢产物是极其重要的医药原料来源(普通大众有一个被误导的概念就是认为西药都是化学合成药物。殊不知, 很多西药的中间体就是来自于植物；殊不知,很多西药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人们对植物的认识； 殊不知, 草药不单只有中国有, 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都有)；(5)维系大自然生态平衡(谁也不希望人为破坏环境导致的雾霾再次发生)。上述五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把植物生物学和医学直接挂钩。

　　俗话说病从口入, 现实生活中确实如此。而我们所接触到的食品中有很大比重是直接来自于植物或其加工产品,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与我们人类健康休戚相关。其中有的污染来源是人们尚未意识到的, 比方说, 稀土元素在蔬菜茶叶等农作物上的广泛应用, 国家并没有相对应的标准, 然而稀土元素的一旦摄入超标, 对健康的伤害是毫无疑问的； 又如重金属元素的污染导致栽培植物中出现富集现象, 即便短期摄入这类植物,对人体的健康也会造成意想不到危害。 所以说, 医学与植物生物学之间不是关系极小反而是极大。

　　当然, 如果一定要把医学限定在十分狭义的范畴, 那我们要问医学研究人员为什么要研究果蝇酗酒、果蝇打架的行为呢? 同样的道理, 对模式植物的基础研究已经为、也正在为医学研究做出重要的实质性贡献。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应该说没有人不知道 Andrew Fire 和 Craig Mello 因揭示基因沉默现象的基理而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然而很少有学者意识到基因沉默现象最早就是植物生物学家在植物中率先报道的。在国际上,从事医学研究的人员长期以来忽视植物生物学对医学的贡献。就这一点, 几年前国际著名的德国植物生物学家、也是现任马普研究所发育生育学动植物分子生物学部主任Detlef Weigel 就已经率领一干人马在《细胞》上发表文章, 以模式植物拟南芥为例, 以文献史料为出发点, 从多个方面专门论述植物生物学研究对于人类健康研究的冲击。另外, 稍微有些分子生物学知识的大学生也应该可以从该植物生物学家的头衔上清晰地判断出植物学和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在饶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国际医学界鹤立鸡群的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网页中, 我们能找到这样的话语“尽管植物在维系人类健康和医疗保健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美国对植物学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 从该研究所的资助情况来看, 2011年以前拥有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头衔的植物生物学家可谓凤毛麟角, 只有Joanne Chory一位。然而休斯医学研究所2011年6月正式宣布, 将和摩尔基金会联手资助15位杰出的美国植物生物学家, 用以大力促进植物学科新方向的发展,这应该是医学研究领域中逆袭美国植物生物学资助不良状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导向, 在我看来也是直接否定 “医学与植物生物学关系极小” 论调的一个重要依据。

　　换一个角度, 从学科与学科相互交叉来讲, 宣扬医学与植物生物学关系极小的观点也不符合学科的发展趋势。我们知道,著名华裔植物生物学家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教授和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联手解析感受紫外线B的拟南芥受体蛋白UVR8的结构基础工作就发表在去年的《自然》杂志上。我本人并非一味推崇《自然》拜物教,但他们的工作确实说明了学科相互交叉的益处。

　　最后, 我希望饶毅教授的观点不会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到对植物生物学研究资金的分配；同时, 我也希望年轻的 (当然我自己也不年老) 植物生物学和医学研究工作者能多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生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