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年份，因为在那一年，中国科学家首次荣获了美国拉斯克奖，这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个科学奖项，其获奖者也曾多次荣获了诺贝尔奖。屠呦呦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的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那段时间里，著名学者饶毅教授也在其博文：《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中介绍了屠呦呦和相关青蒿素的研究成果，近期他又以“现代科学研究中药的先驱—张昌绍”为题，介绍了一位代表性人物：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

文章指出，因中国的研究而推向全球使用或影响全球市场的单体化学分子, 迄今屈指可数。人们熟知的有青蒿素、砒霜、维甲酸。其中无疑青蒿素为最佳, 因为这项工作从植物的抗疟作用, 到分离青蒿素, 确定和发现其新颖的化学结构, 全部是中国的工作。在多年被国内忽视后, 青蒿素近年获国际奖项, 自然受国人关注。 

青蒿素是 1967 年开始的“523 计划”之主要成果, “523 计划”寻找抗疟的途径之一是从中药发掘新型化学药物, 研究的主力为 1949 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523 计划”并非中国第一次从中药中发掘新药, 青蒿素也并非中国第一次找到抗疟的化学分子。20世纪 60~70 年代年代研究青蒿素的思路、途径和方法, 相同于中国科学家 40 年代的思路、途径和方法。而40 年代中国一批医生、药理学家、化学家等研究抗疟中药, 其代表性人物是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1906~1967, Ch’ang-Shaw Jang)(图 1)。当时在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卫生实验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张昌绍与同事及合作者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常山, 找到治疗疟疾的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

饶毅教授指出，今天, 张昌绍等当年在“万分艰苦环境下进行研究工作”鲜为人知。虽还有人在他的领域工作, 但到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外国人(如 Takaya 等)习惯性引用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的文献, 而不引张昌绍及其合作者赵承嘏的文献(包括他们 20 世纪 40 年代在国际刊物 Science, Nature, JACS的文章), 导致现代研究常山碱的、在赵承嘏创立的研究所工作的中国人, 也有时仅引用美国人的而忽略张昌绍和赵承嘏等的文章。因此, 今天应该复习张昌绍等的研究工作。

在此文中，针对张昌绍教授从神经药理到血吸虫药物的多项工作，仅介绍了常山碱一项工作。文章介绍道，在张昌绍时代, 因条件有限做研究的人较少, 即便全国的一级教授中, 教课或行医的不少, 但研究很好的并非很多。 

在这样的环境中, 张昌绍及其同事不仅开展了研究, 而且成果“可资称道”。20世纪40年代首先将常山单味中药用于治疗疟疾的是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 但张昌绍课题组发表第一篇文章, 因为校医室(及其改装的特效药物研究所)文章是1945年结集发表(如: 程学铭和张伯镛; 陈方之、熊俊英、朱祖慈)。20 世纪 40 年代常山研究以张昌绍课题组的文献占多数, 几个主要工作也是张昌绍课题组参与, 如常山所含能治疗疟疾的常山碱是张昌绍课题组首先发现和分离, 并与化学家赵承嘏、 高贻生等合作而鉴定并确定分子式。所以, 20世纪40和50年代国内外研究者, 从熟悉中国药学界的陈克恢、到国外其他科学家, 主要引用张昌绍等的多篇文章。

1946 年, 张昌绍等在美国的 Science 杂志报道, 从常山提取和结晶了 4 种分子, 两种中性, 两种生物碱, 只有常山碱 B(dichroine B)有治疟作用, 熔点是237℃左右。

1947 年, 赵承嘏、张昌绍、傅丰永、高怡生、黄琪章在中国的《科学》杂志发表文章, 确定有治疟作用的常山碱分子式为 C16H19O3N3, 可溶于水, 熔点145℃。

1948 年, 赵承瑕、 傅丰永和高怡生在国际化学界重要刊物《美国化学会志》(JACS)发表文章将常山碱的分子式定为 C16H21O3N3, 较 1947 年的初步报道多了两个氢原子. 熔点分别为 136, 145 和 160℃. 他们还从常山分离到 4-喹唑酮(4-quinozolone, C18H23-O3N3)。

1948 年, 张昌绍等在英国的 Nature 报道, 他们到 1947年已获 5个生物碱和 2个中性分子。3个常山碱α，β，γ可以互变，另外2个生物碱是常山次碱和喹唑酮也具有抗疟作用. 抗疟作用由强到弱为: γ dichroine, β dichroine, dichroidine, quinazolone……

（此处为简单引用了文章的介绍内容，具体详情请见文章本身。）

在文章最后，饶毅教授无比遗憾的表示，我们无法得知, 如果张昌绍先生没有在1967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