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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文颖——人生求学之路

时间:2005-07-10 12:26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bioguider 点击: 613次
Wenying Shou获AB and Science北美地区青年科学家奖 http://www.biotech.org.cn/news/news/show.php?id=686



我常常想,当年出国留学,我凭什么在全世界83个国家286名考生只取4名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尤其是两年前一位二中的学妹求我写推荐信,我收到她的履历表,为她的成绩惊叹:杭二中连续三年全年级第一,曾代表学校到英国交流;清华时又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而到后来竟没有得到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她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我想那是命运的恩赐。



父母一切的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我将来出国作准备

还是从童年说起吧。童年、少年生活对于我,像一个朦胧迷糊的梦魇,那是指我的家庭生活环境——外公被打成右派,自杀;外婆在“文革”中被逼致疯,我看惯了父母的愁容、叹息与奋争……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因此,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我数学和写作。而当我的作文在比赛中获奖后,母亲便“放”了我,说我的写作可以了,让我在数理化上多下功夫。说学好数理化英语,走遍天下都不怕。为节约我的时间,她甚至在紧要关头如数学竞赛、高考前夕,模仿我的笔迹替我做随笔、周记这些作业来应付老师。

他们一切的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我将来出国作准备。

我一开始不懂,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玩,家里几乎没有玩具。他们还不允许我到邻居家看电视(除“动物世界”外)。

哪怕在西湖边,我也从来没有玩痛快过:妈妈不是要我背唐诗,就是要我描述西湖景色。

有“反叛”精神的我便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背着他们玩。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前,我实在想看妈妈的《小说选刊》,可是父母把杂志好好地锁在他们的房间里。我注意到他们的门上面三分之一是可以活动的,于是趁他们不注意翻门而入。在他们回来之前,我把杂志按原样放回。第二天的语文考试我居然考了全班第一。

我并不是不喜欢学习,但是我的兴趣绝对不只局限在学习上。我也任性: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做。比方,我喜欢读历史故事,但是讨厌背时间地点,因此我历史总是勉强及格。我对地理更是不喜欢,在地理课里做数学题——数学对我像块磁铁一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我唯一的玩具。

有时,我会花一星期做一道“趣味数学”题,做出来的那种甜蜜是很难形容的。另外,我每做出一道附加题,父母奖我一分钱。我当时有很强的愿望扩大我的金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潜意识地认为有钱是件好事——否则,葛朗台为什么要那么千方百计地节省钱呢。

我数学题做得越多,对数学越喜欢。看到妈妈如此精打细算地维持家庭经济(有时为了一角钱浪费一小时),我便把我的金库“捐”给了家库。有一天我对妈妈说:“这钱,你留着吧。你哪怕不给我钱,我也会做数学题的。”妈妈说:“怎么我女儿突然长大了?”

但是,不管我如何痴迷数学,在省市的数学竞赛上却没有得过奖,这在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以至于后来我高考时便没有选数学专业。到美国后,打听到有很多杰出的数学家,竞赛中都没得奖。同样,很多竞赛中得奖者,事业也只不过平平而已。这是因为研究和竞赛有本质上的区别:竞赛主要考速度,而研究则考验文献的吸收能力及融会贯通的运用能力、创造力、耐久力(很多课题是几年锲而不舍的劳动结果)、联想探索思维等等。这都是后话了。



如果考砸了,那一定是命运给你另一次机会

1988年4月,学校要保送我去西安交大、华东师大。很多人羡慕我,可我犹豫后选择了放弃。因为我要进的是北大或者复旦。那个酷夏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这年省略了黄梅天,从6月上旬开始,天天烈日高照,到7月5日晚我突然高烧达39摄氏度。心急如焚的母亲连忙带我去看急诊。

天热得没一点儿风。母亲整夜陪在我身边。我望着暗夜深处,心里真后悔:我想如果去了保送的学校,就不用面临这种困境了。我问母亲考砸了怎么办?因为我知道,我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支柱。妈妈掩饰住内心的焦虑,安慰我说能考好的,还说如果考砸了,那一定是命运给你另一次机会。

这里我要插一句:知道原西湖之声主持人东方月吗?她是我初中同桌,才华横溢的她当年因为数理化没考上大学,现在她不是很成功吗?前年我们在纽约见面曾谈及中国教育的一些弊端。

爸爸陪着我天天打了青霉素去高考,回来再去医院。最后我以600分的成绩进入第一志愿:复旦大学遗传工程系。一来我对细胞分裂和生物遗传有强大的兴趣,再者,父母打听此系出国的人很多。

赴沪前妈妈忙起来了:她给我做了几套新衣服。她笑着说,女儿长大了,该找男朋友了,得穿得好点了。

我说妈妈说哪里去了?我才不要呢!她说我不是说笑话,你心高气傲,进的是南方第一高等学府,碰到你认为好的男孩追不用拒绝,不然以后到单位里,未必找得到那么称心纯洁的伴侣。

她见我用手指塞耳跺脚说不听不听便幽默地说:只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了。说着她脸色一紧严肃地说,只是在没有结婚以前,不得越轨。恋爱可以是促进剂,也足可以毁掉你的事业。我牢记母亲的训诫,无论与哪一任男友,我都恪守少女的传统道德,直到披上新娘的婚纱。



复旦就是荒野,用大风大雨来考验哪棵树会活下来

复旦大学的头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两年,因为家庭经济拮据,食堂里吃得节约,半夜经常饿肚子,这且不说。那段时间,出国这件事由当初父母的希望变成了我自己的强烈愿望。生工系又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而且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想出国,因此竞争相当激烈。

我在二中也算不上尖子(哪怕不计历史和地理,我总分也从来没有名列班级前三名过),但复旦和二中很不一样:二中用的是“转弱为强”的方针,而复旦却是“强者胜,弱者亡”的筛选哲学。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二中是花园,把小树培育成大树,那么复旦就是荒野,用大风大雨来考验哪棵树会活下来。记得我在实验室打破一只烧杯,老师马上说:“你不是做实验的料。”如果现在这个老师得知我的生物实验使我得到了博士学位,他会怎么想呢?

在强烈的出国愿望指使下,我去寻找学习英语机会。听说复旦教我的英语老师在开私人托福班,我便去旁听。我知道要另外缴费,可我缴不起。我便打听到上课时间,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因为那儿正好有个空位置)。他一眼就看到了我,但不说什么。课后,他也不问我。正巧妈妈在上海的朋友送了我一瓶奶粉,我便把奶粉带去给他。他微微一笑,说了声谢谢。他对我心照不宣的容纳使我很感激。

对英语快速阅读和听力上的投资使我在其他课上力不从心。我开始对科学失去了热爱。记得我的化学总在“优”和“良”之间徘徊,我去找老师,对她说我在这儿绝望到连羞耻感都没有了——我要靠这个分数出国的。我对物理和计算机老师也诉了同样的苦。后来,我化学,物理,计算机都得了“优”。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因为我真的考得好,还是他们为了我的前途而宽容了我。

在复旦的第二年,母亲替我联系了一个老师让我提高实验技术。在等她的时候,我认识了第一任男友。他正好在做实验,我被他漂亮的实验技术折服。从此他成了我的老师。而我的生活也随之改善。他对我很慷慨,经常给我买酸奶喝。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我们相处只有一年时间。

我出国时,我们讨论怎么办?他是个从四明山走出来的农专毕业的农家孩子,因为一项实验引起复旦的重视,被邀请到复旦做课题,英语是他的薄弱环节。而那时他的一项成果又出来了,如果我与他结婚,他三个月后就可赴美当陪读。但仅是陪读而已。他的英语在美国是难行的,还有他的研究专项,在美国也不吃香。于是我们说好当朋友,让命运来决定归宿。

我紧锣密鼓地拿出了托福633分的成绩,接着申请美国大学。那是要申请费的:一般起码要20美元。而且得同时申请几所学校。这笔钱不是一个拮据的家庭能承担的。我抱定宗旨不付:我去信申请,讲明自己经济条件差,要求免去。我想一个学校如果对申请费看得比学生才华更重,那不会是好学校。

同时我还需要教授的推荐信。一个我熟悉的外籍教授去了上海电视台。我要信很急,打电话去却都是忙音。说明他在家。我便骑车前往。那是横贯上海的。谁知,一敲门,这花老外正与一位中国姑娘谈恋爱。他不客气地说:你知道我们的习惯,应该先来电话联系。今天我恕不接待!

应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打错的电话让我联系上了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教授,他是复旦的访问学者,真像是一个冥冥中的秘密使者从天而降。他建议我去考美国加州的POMONA大学,因为那里的老师擅长本科教育。之前我还从来没听到过那个学校的名字,会是好学校吗?他解释美国有两类大学,一类只有本科,一类有本科和博士科。POMONA是本科学校中排前5名的。

我知道本科获奖学金机会很少,但只要能离开这儿,我什么美国学校都愿意去。因此我申请了。我申请的所有学校中,POMONA是唯一录取我并给我全奖(包括学费和生活费)的学校。后来我一直在思考它录取我的原因。我认为,美国的大学既看重分数,但更看重一种不同于众的东西:也许是我的一篇有独特见解的小论文获得他们的青睐,也许我早就练就的文笔也帮了我的忙,他们出了两个考题:《描述一下你自己,让我们像看到你一样》、《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哪一种科学对人类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还有,也许我实事求是不掩饰自己的弱点也使他们感到我值得信任。

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POMONA拯救了我的科学精神到

POMONA后,渐渐地我意识到命运给我的唯一选择正好是最好的选择。那儿的老师都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他们治学严谨而又和蔼可亲。他们谦恭有礼,平易近人,头上没有那种成就的光环,身上没有不可一世的傲气。他们把教育看做是一种艺术。在他们的,陶下,我对科学的热爱复活了,并且对实验不再害怕。我记得我是如何地向往上课。早晨一起来,我就想,“今天又可以去上数学(或化学,或生物)课了!”

POMONA每年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给我们作专题讲座。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堂课:《热爱科学,看淡名利》。这位女科学家眼睛里闪射出那种对工作的热爱,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得诺贝尔奖时的诚恳与坦然,在我心里激起巨大反响。我被她迷住了。我在那里拼命念书,一则我爱学新的东西,二则我想让POMONA感到他们没在我身上枉费那么多奖学金,三则我想补回在复旦欠的科学债。

后来又有两个中国学生被POMONA录取,其中一个似乎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得过奖,但是他们成绩相当一般。在这之后,POMONA对中国学生收得就少了。我想,也许,目标仅放在“出国”的学生,一出国他们便没有动力了?最后,我在POMONA三年后获双学位(数学和分子生物学),以最佳学生的荣誉毕业。

而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POMONA拯救了我和我的科学精神。直到现在,我每年给他们捐款,并且不管多忙,一年为他们义务劳动两三次。

在POMONA我认识了尤西。他一米八的个子,粗眉大眼,三岁随父母从台湾迁居美国。他父母见我会背唐诗宋词,羡慕得不得了,怪自己儿子连中文都识不了几个。邀我常去他家,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一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尤西对这些没有兴趣,他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进洛杉矶球队。暑假,他提议由他开车去北加州旅游。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旅游。晚上,我们在帐篷里并排躺下。他躺下后又坐起拿了件衣服隔在中间,说他知道中国的传统习惯,那股认真劲儿把我逗笑了。正想睡去,他却抓住我,俯到我耳边轻轻说他爱我。我挣开他:“不!你是个球坛明星,我热爱科学,我们的爱好不一样。我们只能成为好朋友。”

旅途结束我走下他的车时,他问我,你爱科学,是不?我点了点头。于是我认识了马克——我的第二任男友。

尤西事先没通知我,只是请我周末聚会。认识不认识的一共六人。时间不知不觉过去,我频频注视尤西,按惯例,是该他送我回校的。可他一反平时,倒是我沉不住气了,他似乎有点吃惊地说:“呀,这么迟了!”接着嘴角露出狡黠的笑,向马克挤了挤眼,“能劳驾你送寿小姐回校吗?”马克微笑地打开了他的车门。我刚跨进车,尤西探过头,低声说:“你不是喜欢科学吗,他是才子,加理的高才生……”



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我能对自己说,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

POMONA毕业后,哈佛、耶鲁等大学都免试录取了我。因为马克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坚持要我去加理。再者,加理是个很优秀的学校,因此我去那里的生物系做研究生。好笑的是一年后我们就吹了。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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