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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考验中国媒体 已有 8 次阅读 2014-1-13 10:09 | 个人分类:

时间:2014-01-13 10:10来源:网络 作者:未知 阅读:

     
      转基因食品安全在国际科学界有普遍的共识;

      中文反转基因的人没有一位分子生物学专家。

      中国政府对转基因舆论并无政治立场和偏向;

      转基因安全与否是无关政治立场的科学问题。

      转基因提供中国媒体证明自己有质量的机遇;

      中国媒体可以通过转基因问题提高基本水平。

 

      毋庸讳言,中国的媒体和从业的媒体人恐怕普遍认为自己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重大事件上没有自由。现在,转基因成为中文世界广泛关注的事件,而政府没有控制其讨论,所以,转基因实际给中国有良心的媒体和媒体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向社会展示自己有自由的时候能够为社会负责任地提供有质量的信息。

在中国,科学家和科学界对转基因的讨论都不可能有效,如果媒体本身质量低的话。中文的媒体将西方上不了正规媒体的黄色小报内容作为热点,令人惊讶地不为媒体人所不耻、不为社会所唾弃,而不断在中国推出成为社会思潮和风波,证明中国媒体质量有很大改进空间。

      任何科学都允许争论,而且科学界内部对科学进展都有批评,然后才有进展。对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科学界特别是植物分子生物学界,自身有严格的标准远高于媒体、内容超出一般人的议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植物分子生物学界对应用转基因有普遍的共识,而不是有很多争论,对于其中具体科学问题需要严格、也需要有对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组织、美国科学院、美国医学会和美国药品食品管理局才会多次声明转基因食品无异于一般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中文媒体常常不严谨地说转基因是有科学争议的问题,这是是不懂科学规律、误导民众。据一个简单的例子,对HIV(艾滋病毒)是否导致爱滋病,在1980年代有位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病毒学教授认为HIV不是艾滋病的病因,但其实病毒学界有普遍共识,不能因为极少数科学家的不同观点而说成好像有很大争论,有个非洲国家的领导就按HIV非艾滋病因制定政策,被科学界强烈谴责、因为这样不负责任地违反科学可以损害人民健康。而转基因问题没有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反对转基因应用,而认为肯定要用,只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转基因农作物对生态的影响需要严格控制,对每一个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需要控制,这些都涉及对每一个具体项目的了解,而不是泛泛地讨论转基因、实际鼓动全面禁止转基因。

      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并无政治立场。转基因应用在各国都有政府参与,但并非政治家的政治立场,而是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中文世界有些人有意无意地认为中国的转基因有关某届政府、某个政治家的立场,是误解或误导。任何政府和政治人物都可以很快地不管转基因应用,越是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政府和政治人物越是退的快,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政治人物需要与转基因(和任何科学技术)结婚。一些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中国青年,走进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机构做义工就摇身一变戴上国际组织官员的帽子召集中国媒体发表自己都不懂的重大言论,不仅无知和浅薄,而且成了国际组织的政治玩具。

      有些极左人士,认为自己崇拜毛泽东主席,就应该反转基因,这是搞反了。毛主席是伟人、还是罪人,中文世界有争议。对人文和社科,毛主席可能不同于世界。但是,如果看事实就知道,对于现代科学和技术,毛主席从来都是支持、而且是积极支持,在有点条件的情况下,毛主席都对中国引进、发展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如果是在毛主席的时代,可能现在这些反转基因的极左分子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些人成功地唆使少数红二代反对转基因,某个领导人的后代说转基因是美国阴谋成为新闻、成为全国人大讨论的议题,这更可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智力的侮辱。不仅毛主席支持现代科学,第一代其他领导人也普遍支持现代科学技术。如果因为某些人是政治领导的后代就能够断言科学技术,那么某个科学家的后代也可以对政治随便断言?正如数学家的孙子敢说“林彪葬身温都尔汗是因为他身先士卒试图收回外蒙而壮烈牺牲”是笑话,政治家的后代对自己不懂的转基因发表言论同样是笑话。

      有些媒体和媒体人以反对转基因来表明自己有反强权的义举。其实,无论谁、无论哪个政府支持转基因,并非权力而是义务。对象错误的义愤义举是反对科学带来的新技术,延缓中国随世界文明而发展的步伐。中国媒体需要抗拒的是极端反智势力推波助澜掀起的反科学、非理智风潮。

      当转基因农作物及其衍生的食品在中文世界成为有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后,媒体在每次相关报道前应该做基本的了解,很多信息在wiki或中午维基就可以获得,很多问题早已有答案,媒体只有自己懂了、就不会经常用转基因导致社会舆论哗然。不能因为中国和华人世界缺乏相互信任,就把科学内容很强的转基因推成一个焦点。

      中文世界,转基因讨论走向如何,已经超出科学范围,媒体有很大的责任。我以前觉得植物分子生物学的人不出来讲清楚,是他们不负责任,但现在同情他们,中文媒体、包括国家养着的大型正规媒体不动脑筋,不做基本了解,经常提审科学家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恐怕有的科学家不仅难以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如果天天出来回答同样的问题,看起来可能是发疯了。

      今天的中文媒体有很多理科出身的记者,媒体负责人应该请他们作为报道的主要队伍。即使不是理科出身的记者,如果要报道重要的科学相关的内容,也应该学习和理解科学。在有自由报道可能的领域,如果媒体不做到有质量,恐怕辜负了社会的期待。

 

 

另附

答司马南

 

2014112日第二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典礼。


司马南:饶毅教授向来以敢直言闻名,但有说法称饶教授在回国前更敢说,而回国后下手有了分寸。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饶毅: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少的,事实上没有这个变化,而且有时候可能更严厉。我觉得有变化的是中国。比如2004年,在《自然》增刊,我和鲁白、邹承鲁写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文章,当时科技部让出版总署在全国禁了这个增刊。而回国工作几年后的2010年,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写了英文社论,仍然是批评中国科技体制,该文出来后,中央多个渠道过问,最后科技部检讨了自身的问题。有变化的是中国,而不是我。

司马南:想不到饶毅教授太极拳更高啊,轻轻就化解了我这么尖锐的问题。一个轻柔的问题:你在这么紧张的科研时间中为什么舍得花费精力做科普,特别是容易招致人身攻击的转基因科普?


饶毅:一方面我工作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实验科学,我做研究生和博士后期间自己都得做实验。我从32岁做助理教授有了自己实验室以后,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我自己做实验的能力较差,一般学生比我做得好,我做得越多反而进展越慢,所以我只参与实验设计、讨论和理解结果、修改文章。

学生做实验的时候,我不能太经常找他们,那时科学刊物也不多,主要的我全部看完,但平均半天就能做完,还有半天时间多。我觉得科学很好玩、值得分享,最早是给同学和朋友的父母讲,告诉他们其孩子都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觉得我讲得比他们自己的孩子还清楚,于是我觉得只给一两个人讲不如写出来给更多的读者,也许影响其他人的科学兴趣。王晓东有个笑话,因为他岳父喜欢看我的文章,说我的粉丝是70岁以上的老人。写科普就是这样来的。


司马南:我也是阅人无数,以我昏花老眼一看,饶毅教授乃为江湖高人。最后一个问题,您最后提到了施一公。我在新语丝搜索的时候看到,有人习惯性将施一公先生和饶毅先生作对比,认为这两个人看上去肩膀一般齐,但在动态中,饶毅教授更全面一些,或者更好一些,至少一部分人这样认为。但是施一公先生最近又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颁发的某一个奖项。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您的心里有没有一丝哪怕是一丝不快,一丝不悦,一丝想不开?


饶毅:我很喜欢有不同特点的朋友。而且我明确知道其他朋友哪些方面比我强,还不是强一点。

施一公数学比我好很多,记忆力比我好,他走在街上后对所有车牌号码都能过目不忘他不仅有很突出的个人特长,他还是中国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家。他有很多优点,朋友得到东西我只会高兴,不会不高兴。

问题的提出本身可能反映了重要的中国文化习俗。中国文化中,越近的人竞争越强,人们很容易相互嫉妒,所以中国社会凝聚力很弱,西方的习惯是越近的人会越觉得可以是朋友。中国这种近距离妒忌造成的结果是内部关系很差、互相残杀,对外却很弱。这不是某个领导、某个团体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性问题,为了中国进步和发展,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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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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