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在2014·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院士医学论坛上致辞。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24日讯（记者苏兰 特约记者童文臻）　“今天,2014·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院士医学论坛隆重开幕,包括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多位国内外专家汇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我向会议的召开热烈祝贺。我们相信中国传统医学和西方现代医学的汇聚,不仅会让我们比单纯应用其中一种获得更好的健康效果,造福人类福祉,而且,将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打开一条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促进健康服务业,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在2014·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院士医学论坛上开宗明义。

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参会的众多嘉宾也和陈竺院士一样,对中西方医学的融合极高的期许。事实上,中国梦的基础是中国人的健康梦,国家也把每个人的健康福祉纳入十二五规划。中国的健康事业正在惠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个人。中外学者试图找到破解人类健康的四把钥匙。

人类基因组计划帮助人类认知生命的律动

“在地球自转的自然规律下,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生物都是经历日夜交替的情况下完成了进化。因此,许多生命有机体表现出了日常或昼夜的行为、生理机能和新陈代谢的规律。过去20年的研究表明,催生出这些明显规律的是产生24小时定时信息的生物钟-也被称之为‘生物振荡器’。”这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史蒂夫·卡伊的开场白。

随后史蒂夫·卡伊向我们具体描述了昼夜节律与人类健康的紧密联系。他指出:“人类睡眠和清醒的周期交替是生物钟的明显例子。现在我们了解到,生物钟是在分子水平上的复杂反馈回路上,经过转录、转译后形成的,而这些定时信息将在细胞层面上产生。比如,任何类型的细胞内20%以上的转录组都以24小时为基础的生物周转。

最近,许多的研究都表明了基本生理过程调控,无论是从大脑神经元活动甚至是到肝脏葡萄糖的水平都受到生物钟的问题。此外,许多研究开始表明,倒班和其他压力都有可能导致的生物钟的问题,另外还会引发糖尿病、乳腺癌等疾病。”

那么我们将如何利用生命的节律,找到新型的治疗方法呢?史蒂夫卡伊最终与我们分享了他独特的高流通量基因组学和生物化学方法将我们对生物钟功能的理解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在我们对昼夜节律机制分子的理解所研究出的最新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在演讲中指出:“人类基因组计划通过建立分支学科,已经‘永远地改变了生物学和生物技术’。而基因组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工具测序,建立了新的文化,合作,实现‘数字化’和‘全球化’两大国际主流。1953年,基因变成了信息,但真正的变革直到测序技术的出现才到来。测序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实现了‘数字化’,大大地扩展和加深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为生物世纪的科技和经济奠定了基础。生物组学,将与分子技术、SC/iPC、动物克隆、合成基因组学以及其他未来新兴的技术的结合将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世界。”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落幕10周年、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60周年。难以想象的是,10年后,60年后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人口遗传信息唾手可得　人类不可忽视生物伦理学问题

“我们能够治愈所有疾病吗?将以何代价?”这是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在本次峰会会上的演讲题目。

阿龙?切哈诺沃首先认为疾病的治愈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重要意义在于:“青霉素、阿司匹林、洋地黄等很多重要的药物都是在意外中被发现的。有些是因为好奇的科研工作者们偶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而被发现,有些是在从一些已被认识了几个世纪并具有特殊药用价值的植物中分离活性成分时被发现。其他的主要药物,如降低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则是运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如靶向筛选大型化学库时被发现的。上述所有案例中,药物的作用机理大部分在发现初期几乎无人知晓,直到后来才被解开。许多患者从诊断上看明显患有相似疾病——如乳腺癌或前列腺癌,对相似的治疗方式反应却不相同;同一病种的临床表现在不同患者的身上也不尽相同。有了这种认知,我们开始理解,原本我们认为的同一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分子基础其实是不同的。因此,乳腺癌或前列腺癌可以根据其分子特征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类。”

阿龙·切哈诺沃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疾病治疗方式上‘以一概全’的时代正在结束,我们进入了一个‘个性化医学’的新时代。在‘个性化医学’的时代中,患者的治疗方案应该根据患者的分子谱/突变信息度身定制。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个时代中,了解了发病机制将能够推动新药的发展。这个时代将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以技术的发展为标志,技术的发展使个体基因测序和数据处理变得快速(几个小时)而且实惠(小于1000美元);其次,新型特定疾病的分子标记和药物靶标的鉴定和特征描述;最后,可设计出能够调节这些靶标活动的新型并且基于致病机理作用的药物。”

人类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这将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发展和教育的方式上做出改变,在这些改变中,学科的交叉将在许多方面主导并取代传统以学科为导向的教育方法。”也许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付出的代价,可另一方面,也许我们并不能承受,阿龙·切哈诺沃同时也指出,“这个时代的开启还将伴随复杂的生物伦理学问题:发达国家中多数人口详细遗传信息唾手可得,将使隐私保护成为卫生当局的一个重要议题。”

生物医学及细胞治疗将有助于打开健康之门

治愈所有疾病?笔者也许对此并不乐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医学及细胞治疗是目前世界上治疗常见疾病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目前已经医学界公认为第四大治疗方法。

国务院、国家科委制定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及973计划中就明确提出,基因工程和生物细胞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十二五”计划中还特别把生物细胞及再生医学作为医学领域的两个专项列入15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此外,在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中还特别提出,生物细胞技术研究和临床应用是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课题。

2009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得者杰克?绍斯塔克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分子生物学学术生涯。在这40多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基础研究,探讨不同领域的基本问题,包括再结合、端粒、定向进化及生命的起源。同时,他还参与了许多新兴生物技术公司的科研工作,并将科研成果转变成为实用的技术,这些技术在治疗和诊断中都得到了应用。在本次峰会的演讲中,他不但把自身曾经研究影响新兴生物科技企业成败因素方面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包括核心因素、可变因素、金融因素、时机因素以及新兴企业技术基础的本质因素。此外他还用他曾经参与的八个新兴生物科技企业的经验为大家做出了举例说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刘新垣是国际上运用生物技术治疗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在本届峰会上,他的演讲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运用生物技术征服癌症的希望。

他讲到:“癌症的靶向基因–病毒治疗(英文简称为CTGVT)概念的构建原则是将抗癌基因插入到溶瘤病毒(OV)中而成,实际也是OV-gene治疗,由于OV能靶向癌细胞并在其中复制数万倍,插入其中的基因也随之增殖数万倍,故抗癌作用大增,其结果不是1+1=2而是50-100倍,故CTGVT(OV-gene)对癌症的基因治疗和溶瘤病毒治疗来说都是一场革命。二者今后都要走CTGVT(OV-gene)的共同发展道路。现在我们的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干扰素,称之为超级干扰素-I(sIFN-I),因为它有超级抗病毒和超级抗癌功能,例如sIFN-I的抗HIV-1能力比普通干扰素IFNα-2b要高约1000倍,sIFN-I对癌症患者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因此我们很可能将CTGVT、sIFN-I与放疗同时合用。此外,我们还可采用以细胞为基础的各种治疗方案,如CIK(Cytokine　Induce　Killer)、DC-CIK、NK-CIK确有很好的临床抗癌效果,还有CTLA-4及PD-1抗体治疗,此两个抗体被《Science》评为2013年度十大科技成果的首位。”

企业是发展健康事业的催化剂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科学家们的研究是从生命的规律做起;看到了人类战胜疾病的基础;看到了目前我们所找到的重点方向。如何把技术变成产品,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显而易见的企业的发展。也许并不是那些今天我们熟知的大型药企,而是怀抱理想、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小型公司。

“几乎所有成功的生物科技公司都是从小规模起家。一些小公司演变成了大型制药企业,并成为经济体的重要一员。”1993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得者理查?罗伯茨这样说道,“美国NEB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他们从1974年只有3人的小公司发展到今天拥有接近500名雇员的规模。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特质,这些特质使他们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仍然能继续保持盈利,并将商业和基础研究健康地结合起来。在这些特质中最为核心的是他们始终追求具有人道主义的目标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研究领域。”

诚然,也许科学家们研究的初衷并不是无休止的追求利益。但现实的讲,如果没有相当可观的经济保障作为后盾,大部分医学研究只能是痴人说梦。或许也正因此,专利保护一直被看作是投资者们进行投资的最重要保障。

那么药品是不是绝对必须申请专利呢?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由于从医药研发到最终投放市场的成本极高,因此医药产品一直是倡导专利的‘典型代表’。但是最近意大利医药产业的一项自然实验使我们对医药产品创新是否真的有必要申请专利产生了怀疑。良好的理论依据确实让我们有理由质疑医药产品专利是否真的只有好处,事实上专利的必须性往往给医药研发工作带来禁锢,而且还会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

那么离开专利保护,我们的生物科技企业又该如何保护自身,并让产业得以有序发展呢?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用财务工程制度改善的方法为我们揭示了答案,他在演讲中提到:“在生物科技产业中,纪律和激励制度对私营机构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目前生物科技产业中私营部门财政机构的风险承担效率,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制度并运用财务工程技术实施来提高。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上述四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似乎可以破解人类健康的钥匙，但很多问题并非一蹴而就，也正因为此，人类的健康问题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