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色列耶路撒冷贫民区的一个小女孩，在自己能接触到为数不多的书本上恰巧读到了居里夫人的故事。从此，她将居里夫人视为偶像。

多年后，这个名叫阿达·约纳特的犹太女科学家真的成了“居里夫人”。

2009年的某天，约纳特忽然看到一个区号显示来自“瑞典”的电话，她随即感到：“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电话的另一端告诉她，她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约纳特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因“对核糖体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而获奖，她由此成为继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和霍奇金之后第4位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女科学家，也是自1964年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化学选择了我”

为什么选择化学？这是约纳特被媒体问及最多的话题之一。

事实上，约纳特原本并没有刻意选择化学专业，自称念书的时候对化学没有特殊的偏好，也同样喜欢物理学、生物学等等。

“凡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了解自然的学科，我都很喜欢。”约纳特说，“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化学是最难考的专业，所以我就第一志愿报了化学系，第二志愿报的物理系。结果我被化学系录取了——可以说是化学选择了我。”

后来，随着从事化学研究的时间越来越长，约纳特逐渐发现化学其实是很多学科的基础。“我们的世界就是由化学构成。很多学科的课题，最后都落到了化学上，比如我所研究的核糖体，本来是属于生物学上的遗传基因研究领域，但最终却是在化学中找到了答案。”

她认为，很多学科提出问题，而答案或解决方案最后都在化学中。现代科学的学科边界，其实并不像在学校里有“数、理、化”那么清晰的区分。

约纳特在上世纪80年代开创了对核糖体结构——细胞的“蛋白质工厂”之谜的研究，即如何根据基因密码合成蛋白质。

核糖体是细胞生产蛋白质的构件，它将DNA所含有的各种指令翻译出来，据之生成任务不同的蛋白质，例如用于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免疫系统中的抗体、胰岛素等等。人体内有成千上万种蛋白质，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形式与功能，在化学层面上控制着生物。

认识核糖体的结构和原理，对于科学理解生命非常重要，这些成果已经被广泛用于研发抗生素，帮助减轻病痛等方面。

“女性也能大作为”

女性身份，是她经常被追问的另一个话题。

“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我从未因自己是女性而有所顾虑。如果能够获得鼓励,女性能有大作为。”约纳特这样评价自己的女科学家身份。

在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女性获奖者少之又少。诺贝尔奖女性得主中虽不乏居里夫人这样两度获奖的传奇人物，但所占比例不到获奖总人数的5%。诺贝尔化学奖自1901年创立以来共有159人获奖，其中女性只有4名。

约纳特认为,过去存在女性由于无法保证研究时间而难以成为好科学家的偏见，如今人们应该多鼓励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由于人们不鼓励女性涉足科研领域，社会失去了人类一半的聪明才智。如果得到鼓励，女性也能有大作为。”

在她看来，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研究课题本身带来的困难，而不是性别的难题。

约纳特甚至有点“同情”她的男性同行们了：“当然，身为女性，我也无从比较啊，不知道当个男科学家是不是就会更容易些呢？呵呵。不过，我个人感觉，在工作方面，其实男性之间由于竞争而带来的紧张关系并不亚于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所造成的困难。”

从贫民区走出

约纳特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穷苦家庭，童年生活困苦，家中“甚至买不起适合孩子看的书”。尽管约纳特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均不高,但他们发现了女儿的天赋,尽力为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

在经历了早年丧父的重大打击之后，她和母亲及妹妹迁居特拉维夫，三人挤住一间卧室，以便将另一卧室出租补贴生活。

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中学期间，约纳特还得打工以补贴家用。暑假时，她为别人清洁地板，在工厂打短工，给小饭店做三明治、当出纳员，干“一切能找到的活”。

对于为何很多犹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约纳特觉得这未必是犹太人的教育有什么特别。历史上在很多地方，漂泊异乡的犹太人都受到政治歧视和压抑，很难在军事、政治等领域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所以他们不得不选择科学、艺术等知识文化方面的工作来谋生。“重视文化知识，作为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这与其说是重视教育，倒不如说是犹太人特别的生存方式。”

相对于获得诺贝尔奖，在约纳特看来，其人生最激动的时候还是在研究最终取得成果的时刻。

在对核糖体进行研究的20年里，一直有人向她泼冷水，总有人说她做不成，她自己也并不能完全肯定能成功。

“历经那么多年的辛苦，最终真的确定了核糖体，亲眼看到它，那一刻，真是狂喜如潮。”约纳特说，“得奖固然是对我的肯定，但作为科学家，我更享受的是科学发现本身带来的快乐。我不是为奖励做科研的，是为了我的好奇心，为了我理解科学的愿望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