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后裔”——为恩斯特•迈尔逝世而作

　　2004年7月，纪念德裔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百岁生日的文章频频见于各种媒体。而仅仅7个月之后，哈佛大学宣布了他于2005年2月3日逝世的消息http://www.biotech.org.cn/news/news/show.php?id=21186,。这位被誉为“20世纪的达尔文”的百岁老人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通过数十年一线的生物学研究，他与其他几位科学家一道复兴和更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差不多同样长时间的生物学史和生物学哲学的研究，他参与塑造了达尔文在人类思想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恩斯特•迈尔——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达尔文的后裔”。

　　迈尔1904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洲的肯普滕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位天生的博物学家”。同时，由于德国文化传统的耳濡目染，他习惯于用一种深刻的哲学眼光来看待整个自然。1926年，年轻的迈尔获得了柏林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像当年的达尔文一样，迈尔心中也充溢着对野外考察的热望。在次年的动物学国际会议上，他从罗斯切尔德爵士（即英国人莱昂内尔•沃尔特，一位私人博物馆的拥有者、博物学的爱好者）那里获得了去新几内亚考察鸟类的机会。两年半的考察（包括之后的所罗门群岛之行）异常艰险，但是也使他在鸟类学、分类学、动物地理学与进化论领域获益匪浅。离开南太平洋之后，迈尔随即应邀来到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负责鉴定保存在那里的众多鸟类标本。

　　让我们将时光回溯近一个世纪，1836年达尔文随贝格尔号环球航行归来，他将带回的大量动植物标本交给当时英国动植物学界的高手整理和鉴定。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将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嘲鸫标本鉴定为三个相互独立但又类似的地方种，这一结果使达尔文深受启发。他认为这三个物种其实都来自南美大陆的同一种嘲鸫，经过逐渐进化，演变成生活在大陆附近三个不同岛屿上的不同物种。历史常有相似，迈尔也从野外考察和标本鉴定中认识到了隔离成种的重要性。在他1942年出版的《分类学与物种起源》一书中，迈尔阐述了新物种如何产生的理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他成为了“进化论综合”（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奠基者之一。众所周知，达尔文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都没有真正接受他所提出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核心的进化论，连他的热情支持者（如国人熟知的托马斯•赫胥黎、恩斯特•海克尔）也不例外。朱利安•赫胥黎（托马斯•赫胥黎之孙）曾用“达尔文主义的日食”来比喻19世纪末期自然选择学说受到强烈反对的窘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遗传学家与博物学家完成了进化论综合，达尔文进化论才具有了“合法性”。在这样一个关键事件中，博物学家出身的迈尔功不可没。

　　1953年，迈尔接受了哈佛大学动物学教授一职，8年之后他开始兼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迈尔先后出版了多种学术专著，如《动物物种与进化》、《系统动物学原理》、《种群、物种和进化》、《进化与生命多样性》，被公认为一名世界顶尖的进化生物学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过他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的起源被确立为进化生物学的两大中心问题之一，而在此之前，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迈尔在大学期间就对达尔文产生了兴趣，不过对其思想的真正研究则是在1959年纪念《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的庆典活动之后。这次纪念活动是现代进化生物学家们的庆功宴，不过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达尔文，次年出版的文集《达尔文之后的进化》收录的也主要是进化论和遗传学方面的文章。但是到了1982年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之时，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档案在其孙女诺拉?巴洛夫人的引领之下被大量启用，他的各种笔记、阅读批注、《物种起源》的原稿、通信选集等等都陆续得以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通信全集的出版计划，这个浩大工程目前包括一万五千余封往来信件（这一数字仍以每年约六十封的速度增长），预计共有30卷，第14卷已于去年11月问世。可以想见，这个工程一旦完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最为透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在这些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中心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普及读物和电视系列片纷纷涌现，数量之多甚至可以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达尔文也从一个科学事实的简单归纳者变成了一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对现代世界观有重大影响的人。在这些研究成果的背后，一个所谓的“达尔文共同体”（Darwin Community）已然形成。这个共同体最初的成员本身就是生物学家（如悉尼?史密斯、加文?德?比尔爵士，当然还有迈尔），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包括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逐渐职业化的队伍——越来越多的人把“达尔文”当成了“饭碗”。

　　在这样一个日渐壮大的队伍中，迈尔是一位不能被忽视的人物。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了第一版《物种起源》的影印本，迈尔为其撰写了序言，这是他对达尔文著作进行专门研究的起始。当迈尔于1975年退休之后，他开始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及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乃至作为整体的生物学思想史以及生物学哲学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他的专著《生物学思想的成长》（1982年出版）与文集《走向新的生物学哲学》（1988年出版）都已有中译本，书名分别为《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生物学哲学》，是国内此领域的入门必读之作。面向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公众，迈尔也不遗余力，撰写了《进化是什么》、《很长的论点》（或译为《绵长的论证》）等著作，为“达尔文产业”（Darwinian Industry）贡献力量。

　　在这些著作中，迈尔对达尔文如何得出自然选择机制、其思想的颠覆性、达尔文革命的先后阶段、进化生物学的前沿及问题、生物学的独特性等等方面进行了非常简明流畅同时又意蕴深长的论述。以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模型为例，迈尔将其分解为五个事实和三个推论，按照其逻辑关系绘制成一目了然的图表。我从未在其他人那里见到过如此清楚的分析，一种举重若轻的风范跃然纸上。再如，迈尔对达尔文主义一词的考察，会使你从时空混淆的泥潭中脱身而出。你会发现，一个词越常见，内涵的负载就会越重，误解也就会随之越深。经过迈尔敏锐的眼睛和犀利的笔锋，达尔文主义一词的由来、历经的含义变化、包含的多个不同侧面，都被一一剖析清楚。这种风格在他区分达尔文进化论包含的五个学说、目的论的四种不同范畴等问题中也表露无疑。近年来，国内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非常多（尤其见诸于网络），相当一部分，不能不遗憾地说，是建立在误解和一知半解之上的。而众多看客旁观之中，更会觉得一头雾水甚或被误导。迈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意欲澄清的问题恰巧是你最想知道的。此外，他一贯传达着这样一个讯息：基本概念在科学发展中异常重要，而这些概念与更广泛的思想探索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史就是科学思想史。这是迈尔一直践行的编史纲领，也是他能够吸引生物学领域之外的读者的根本原因。

　　迈尔曾获得过多种国际奖项，其中包括生物学领域的三顶“王冠”：国际生物学奖、Crafoord奖以及Balzan奖。不过一提起迈尔，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他对达尔文的推崇和维护。这位达尔文的“后裔”曾这样描述过他心目中的达尔文：“思维上睿智，智力上果敢，能够将博物学观察者、哲学理论家和实验家的能力结合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具有这种综合素质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达尔文。”这样的词句会让某些人激动不已，但同时也会使某些人觉得扎眼。身处达尔文共同体的阵营，迈尔显然分有他们的共性：时时处处以达尔文为焦点。这种编史学上的“排他主义”常常引起争议，因为对达尔文的过度关注可能会掩盖历史的丰富内容。但是，正如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图书馆被命名为恩斯特?迈尔图书馆所表征出来的意义一样：有些东西必将长久流传。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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