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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执迷——反对转基因的活动中,存在多少骗局?

时间:2015-10-07 19:38来源:果壳网 作者:William Saletan 阅读:
这场反对转基因生物的战争中充斥着人为的恐慌、谬误和欺骗。给转基因生物贴上标签,并不能使你更加安全。


 他们就想要你眼花缭乱
转基因食品危险吗?似乎有许多人是这么认为的。有这么一个“非转基因生物项目”( Non-GMO Project),专门给不含转基因生物的产品出具认证,过去五年里,企业界已经向这个项目申报了27000多种产品。单是去年一年,这类产品的销量就几乎增长到了3倍。很快,美国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就会要求超市内的所有转基因商品都贴上标签。雅培公司也推出了非转基因的婴儿配方奶,以给予人父母者“心理上的安慰”。乔氏超市( Trader Joe’s)声明不再销售转基因产品,还有墨西哥卷饼连锁餐厅Chipotle。
有些环保论者和公益机构还想更进一步。美国有几百家组织正呼吁转基因食品强制标注,其中包括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Union)、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社会责任医生(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食品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Food Safety)、以及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从2013年至今,佛蒙特、缅因和康涅狄格州已经批准法律,要求转基因食品标明身份。下一个可能将是马萨诸塞州。
这些法律的关键前提、同时也是消费者焦虑的主要原因,是大众对于健康的关心,这也正是促使企业生产非转基因食品的动力。皮尤研究中心在去年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一般来说,食用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佛蒙特州表示,新标签法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民“避免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Chipotle餐厅也宣布,已经有300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声明,“驳斥了转基因生物对人类的安全性已有公论的说法”。餐厅还表示,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我们认为对转基因产生物都要谨慎处理。”
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医学联合会(AMA)、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AAAS) 都已经指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转基因生物有任何危险。数以百计的研究也支持这个结论。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任这些担保。我们总是听信怀疑论者,认为这里头大有文章,认为真的有研究发现了和转基因生物有关的风险,认为孟山都公司在掩盖真相。
过去一年,我花了许多时间追查相关证据。下面就是我调查出的结果:首先,这件事的确很复杂。但是调查越深,我就在反对转基因的活动中发现了越多骗局。这些活动中充斥着差错、谬误、曲解和谎言。那些宣称孟山都在掩盖真相的人,他们本身就在掩盖证据,好不让你发现他们对转基因生物的指控都是错的。他们的目的是叫你在复杂的科学面前眼花缭乱、只能凭直觉接受他们的怀疑观点。
其次,反转运动的中心论点——避开转基因食品的理由,是要小心谨慎——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反转人士要你对转基因食品谨慎相待,但他们自己对其他食品却毫不谨慎。他们一方面说转基因作物中的蛋白有毒,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富含相同蛋白的药物、杀虫剂和非转基因作物辩护。他们把基因工程说得混乱而不可预知,其实研究已经指出,其他改进作物的方法对植物的基因组危害更大,而其中一些方法就是那些反转人士所推崇的。    
第三,确实有一些涉及转基因农业的担忧有其道理,比如除草剂、单一栽培和专利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本质上其实与基因工程无关。基因工程不是一个物品,它是一个过程,能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创造出不同的物品。要对转基因生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你就必须对它的不同应用做出区分,对于每一种应用都要认清它的本质。如果你担心的是杀虫剂和透明度,你需要了解的是自己的食品沾染了多少毒物,而一张转基因标签并不能告诉你这个。它只会诱使你买下一件非转基因产品,虽然同类的转基因产品其实更加安全。
如果你像我一样,你会不太想要涉足这个领域。它实在太大、太专门、太使人困惑了。但是这一次,请跟我来。让我领着你揭开幕布、深入后台,去看看转基因技术的那些安全证明。我会带着你参观四场关于转基因的战役,并讲解其中的细节,你会在那里找到真相。等你到了最后一道帷幕跟前,你就能在那后面发现反转基因运动的实质了。你将亲眼见证。
二 木瓜的胜利
 
转基因木瓜,上面的标签写着“添加病毒基因”。图片来源:iStock。图片修改:Holly Allen 
二十年前,夏威夷种植木瓜的果农遇到了麻烦:由昆虫传播的环斑病毒正在摧毁作物。为了阻止病毒,果农们想尽了办法,选择育种、轮作、隔离,样样都试过,没一样见效。后来,有一位科学家另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从病毒的基因里取出编码“外壳蛋白”的无害的一段,然后转移到木瓜的DNA里呢?这样培育出的转基因木瓜,是不是就会对病毒免疫?
这位科学家是康奈尔大学的丹尼斯·冈萨维斯(Dennis Gonsalves),他的想法有一部分是来自孟山都公司。孟山都对木瓜不感兴趣:虽然木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重要主食,但它不像大豆和棉花那样能赚大钱。于是,孟山都和另两家公司把这项技术转让给了一个夏威夷农民协会。转让是免费的,但只能在夏威夷使用。协会先是将种子免费发给农民,后来开始收费。
今天,这种转基因木瓜已经打了一场胜仗,整个产业因为它而得救了。不过这也是一个警醒世人的故事:后来有人发起了一场运动,要将转基因作物从夏威夷彻底铲除,打败病毒的转基因木瓜差点没能挺过这场运动。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教训:即使一种转基因食品已经被食用了很久、即使它从未对任何人造成危害、即使有许多研究证明了它的安全,也总是会有人质疑它有这样那样的未知风险。
在1996年和1997年,有三家联邦机构为转基因木瓜颁发了许可。美国农业部表示,在田野试验中,“目标植物、目标外生物和周边环境都没有受到破坏”。美国环境保护署也指出,人类食用被病毒感染的木瓜已经有许多年头,“大多数植株的果实、叶片和茎干里都有完整的木瓜环斑病毒颗粒,其中也包括外壳蛋白。”环保署还援引了这样一段历史资料——
“长久以来,哺乳动物一直在随着食物吃下完整的病毒颗粒,结果并没有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什么危害。受到病毒感染的植物不仅现在是、而且向来是人类和家畜食谱的一部分,从来没有证据表明植物中的病毒对人类或其他脊椎动物有害。再说,植物病毒也无法在哺乳动物或其他脊椎动物体内繁殖,因而不可能感染人类”。
这个主张并不能使所有人满意。1999年,也就是新的木瓜种子分发给农民之后的一年,有批评者宣称环斑病毒基因可能与其他病毒的DNA相互作用、产生更加危险的病原体。2000年,一伙暴徒闯进夏威夷大学的一处研究设施,破坏了那里的木瓜树和其他用生物技术培育的植物,还称那些植物为“基因污染”。2001年,美国公共利益研究组织(U.S. 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Group)将夏威夷指为户外转基因作物试验最泛滥的州,并呼吁在全国范围暂停此类试验。组织宣称,“基因工程这门科学太新、太激进”,还说转基因作物“没有经过恰当试验,对于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冲击都还不明了。”
2002年在荷兰发表的一项研究似乎为这股焦灼情绪找到了理由。研究指出,环斑病毒的外壳蛋白在被木瓜吸收之后,其中的一小段会变得很像是蠕虫制造的过敏蛋白。不过两者的相似只是部分,作者还特别指出,这并不说明这种蛋白就能引起过敏;至于木瓜就更不可能引起过敏了。但是反转基因分子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科学社会学会”(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发布了一则“生物安全警示”,题为“转基因木瓜致敏丑闻”。绿色和平组织也举出了荷兰的这项研究,并警告说“转基因木瓜和其他病毒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新的病毒”。组织还指责转基因木瓜的开发者在“操弄自然”。
这类警告中的一些的确使人不安,但是科学地看,它们并没有多少意义。
我们先从“自然”和“基因污染”的划分说起:创造环斑病毒的正是自然,而且数百万人已经将它吃进了肚子,从没人说过它有什么危害。至于操弄自然,育种者操弄自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转基因的反对者指责遗传工程粗疏随意。他们忽略了两件事:第一,自然变异要比转基因随意得多;第二,传统的育种方法要比转基因粗疏得多。转基因木瓜的销售和消费已有五年,至今还没有任何危害健康的迹象。但是那些反转分子始终在为了所谓的“相互作用”和“灾难性变异”大惊小怪,还故意忽略了那些不支持他们幻想的研究。
就拿所谓的“转基因木瓜致敏丑闻”来说。木瓜的基因改变之后产生了一种新蛋白,它包含大约280个氨基酸。在这280个氨基酸中,和过敏源相同的相邻氨基酸只有6个。曾有人以这个标准做了研究,结果发现在普通玉米中随机抽取的50个蛋白中,有41个都可以套上“致敏”的帽子。然而转基因的反对者对这项研究并不在意。还有一篇论文指出,在木瓜比对中使用的蠕虫过敏源其实并不致敏,这同样被那些反对者忽略了。 
时间一年年过去,人们吃着木瓜,平安无事,但反转分子始终不愿放弃。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暴徒捣毁了泰国的一家木瓜种植园,他们说里面的木瓜是“定时炸弹”,还指责它毁掉了夏威夷果农的生活。2006年,绿色和平组织再次发布报告,谴责转基因木瓜。但实际上,果农的困苦之源正是绿色和平组织本身。它一方面阻挠转基因木瓜的批准和销售,一方面又把果农的经济困难怪罪到木瓜头上。 
从2006到2010年,美国农业部的科学家在日本监管机构的敦促下对转基因木瓜又开展了几项附加研究。结果确认,这种新型蛋白的基因序列,与任何已知的过敏源之间均无共性。研究中使用的是常见标准——八个连续氨基酸,而不是之前的六个。研究还表明,这种蛋白不像过敏源那么顽强,几秒钟就会被胃液分解。而且,人们向来食用的传统木瓜中反而富含病毒,其病毒蛋白含量是传基因木瓜的八倍。2009年5月,在经过十年研究之后,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终于批准了转基因木瓜。又过两年,在解决了环境问题之后,日本市场向这种木瓜敞开了门户。
中国的研究者也做了额外验证。他们用四周时间给一组大鼠喂食转基因木瓜,同时给另一组大鼠喂食传统木瓜。结果显示两组大鼠并无不同。这证实了外壳蛋白的碎片会迅速被胃液溶解、不会在器官中留下可见的残片。
到这时,对转基因木瓜的研究和食用已经到了第十五年。转基因的怀疑者有两条路可选,一是承认自己的噩梦没有成真,二是无视证据、坚信转基因会带来劫难。
这个两难境地在2013年使得反转基因阵营发生了分裂。那一年,掌管着夏威夷最大岛屿的夏威夷县议会曾考虑立法禁止转基因作物。县议会召开的听证会由“占领夏威夷”组织(Occupy Hawaii,支持禁止法案)拍成视频,其中记载了长达一年的意识形态与科学论争。县议会在听取证词、仔细研讨之后,认为转基因木瓜并不符合人们对于转基因生物的刻板印象。其一,它是由公共机构、而不是某一家企业的科学家创造的。其二,它挽救了一种受人喜爱的作物。其三,它在日本和美国都经受住了广泛的验证。其四,它不会对周围的农田异花授粉。其五,它还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因为果农再也不必杀灭传播病毒的蚜虫了。
县议会一位议员玛格丽特·威尔(Margrae Wille)在证据面前低了头。她原本是夏威夷政坛的反转基因先锋,这份禁止转基因生物的法案就是她提出的。但是在听取了证词之后,她把转基因木瓜从这份禁止清单中勾去了。她还表示,转基因木瓜已经融入了夏威夷当地的农作物,在安全性和异花授粉的试验中也站住了脚跟。她实际上承认了两件事:一,民众担心生物技术会造成种种危害,比如滥用杀虫剂、大公司主宰农业等等,但并不是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有这些问题。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新鲜事物也会司空见惯。
其他反对者仍不松口,其中的一个主要角色是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全世界精力最旺盛的反转积极分子。2013年9月,史密斯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在夏威夷县议会发表了45分钟的证词,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议会问是否要称他“史密斯博士”,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不用,叫我杰弗里就好”。)他对县议会宣称,转基因木瓜中的RNA可能打乱人体基因,这些木瓜中的蛋白又会干扰人体免疫系统,引发艾滋病和肝炎。他还说,这些蛋白可能引发癌症。
为了支持自己的证词,史密斯援引了2013年3月的一篇关于转基因作物监管的论文。按他的说法,论文“证明了对这项技术的评估并不足以确保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安全。而论文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正是木瓜。”但实际上,这篇论文对木瓜并无主张。它的确提到了木瓜,但只是在对转基因技术做理论批评之余,将它列在了一张转基因作物的清单里。 
史密斯还对县议会称,“对转基因木瓜没有开展过任何动物饲养实验”。同为专家证人的夏威夷大学农作物专家赫克托·巴伦苏埃拉(Hector Valenzuela)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说科学家“没有做过哪怕一项研究”来评估转基因木瓜的安全性。两个人都没有提到中国用大鼠所作的转基因饲养研究——它的发表日期还比史密斯引用的那篇理论文章早了两个月,其中并没有发现史密斯主张的那些危险。
为了解释科学组织和监管机构为什么会宣布转基因食品安全,反转基因的证人们又抬出了阴谋论。他们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经被孟山都攻陷,美国科学促进会也是如此。当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艾米·哈蒙(Amy Harmon)详细陈述转基因木瓜的安全证据之时,不愿相信的县议会成员指摘她的文章是“掌权者的歪曲说辞”。
那么,日本又为什么何批准了转基因木瓜呢?巴伦苏埃拉建议县议会读一读维基解密透露的美国政府电报。他说这些电报证明了“美国国务院极力掩盖真相的举措”。这显然是在影射美国官员强迫日本接受转基因木瓜。史密斯也提到了这批电报。但实际上,电报里并没有透露什么阴谋。在这批电报中,有近6000份是从日本境内的美国使领馆发出的。它们的年代从2005年到2010年,正是日本监管机构对转基因木瓜开展辩论并最终批准的时段。环保组织“守护水粮”(Food & Water Watch)曾经在这批电报中搜寻了美国官员为推销转基因生物对外国施压、游说的证据,并在2013年5月公布了搜寻结果,其中并没有提到美国在日本有任何此类活动。  
对于反转基因的证人来说,没有什么指控是牵强的,其中有几个还自称“专家”。他们说,转基因生物对皮肤较深的人尤其危险。他们主张疫苗也有危害。他们还说,转基因花朵同样要禁止,因为儿童有可能把它们吃进肚子。
哪怕证据满山满谷他们也不肯说出口的是,转基因木瓜是安全的。夏威夷县的议员布兰达·福特(Brenda Ford)是另一部反转基因法案的发起人,她曾告诉她的同志,即使有人正面提问,他们也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她形容基因工程是对染色体的“任意修改”,她还说科学“还处在婴儿期”。史密斯则在证词中主张,农业中的基因转移应该再研究50到150年,然后才能放到田野里使用。
到最后,木瓜幸存了下来。福特的法案胎死腹中。威尔的法案写进了法律,但是仍在法庭上遭遇了阻挠。新法对木瓜网开一面。但是木瓜上仍需贴上转基因标签。实际上,这些标签并不能透露多少信息。它们不会告诉你,杂货店里的水果之所以改造了基因,只是为了可以少用杀虫剂。它们不会告诉你,为了验证这种水果的安全已经投入了大量研究。它们不会告诉你,这种水果人们已经吃了超过15年,从未发生事故。它们不会告诉你,当你买下这些水果,你的钱是付给了夏威夷的果农,而不是孟山都。 
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转基因木瓜是危险的。他们想要更多的研究才会放心。他们永远想要更多研究。他们将自己称为“怀疑论者”。可是,如果你死抱着一个没有根据的信念而无视二十年来的研究与经验,那你就不是怀疑论者了,你只是一个迷信的人。
三 有机食品并没有更安全
 
转基因玉米,标签上写着“不含玉米螟”。原始图片来源:Fuse。图片修改:Holly Allen
1901年,一位日本生物学家发现有一株细菌正在杀死本国的丝蚕。后来科学家给这种细菌取了一个名字:苏云金牙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他们意识到这种细菌可以用来保护农作物免受虫害。农民和环保者都喜欢它,因为它自然、有效、而且对脊椎动物安全无害。
到1980年代中期,比利时研究者发明了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制造这种杀虫剂。他们将苏云金牙孢杆菌的一个基因转到了烟草植株当中,使得虫子一吃下植株就会死亡。于是,农民不再需要细菌了。获得了新基因的植株称为“Bt”,它们靠自己就能制造出杀虫蛋白。 
这下环保者抓狂了。将他们惹怒的不是杀虫菌,而是转基因技术。他们接着掀起了一场针对Bt作物的奇怪反弹。之前公认为无害的一种蛋白,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威胁。其实Bt的安全应用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生物技术的批评者无视这个事实,他们只认准一点:Bt是一种转基因生物,而转基因生物就是邪恶。 
1995年,美国环保局批准了Bt土豆、Bt玉米和Bt棉花的种植。环保局认为,这些作物产生的毒性“与苏云金牙孢杆菌在自然条件下产生的毒性完全相同”,它们“在被昆虫摄入后会破坏其身体,对哺乳动物则不造成影响。”然而反对者并未罢休。1999年,绿色和平组织、食品安全中心、杀虫剂行动网络(Pesticide Action Network)和国际有机农业运动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结成了联盟,共同对美国环保局提起诉讼,要求它收回成命。诉状称,Bt作物可能催生出抗杀虫剂的昆虫,从而“对目标之外的其他生物造成直接危害”。
这个联盟号称在为环境安全考虑,但奇怪的是,它的考虑却是有所选择的。这场诉讼有34个农民自称是被害人和原告,其中有30人承认在自己的作物上喷洒过Bt。原告中还有16家农业组织,其中的14家也表示它们的成员使用过Bt喷剂。还有一名原告是“有机化肥和杀虫产品的供应商”,他的业务包括“向传统苹果种植者出售叶用Bt产品”。另一名原告“出售控制农业害虫的有益昆虫及自然生物,是这类产品的最大供应商之一”,而他的业务也包括了“几种Bt产品”。 
可见,绿色和平组织及其盟友不是在对抗Bt产业,而是在保护它。他们试图说服大众:植物制造的Bt蛋白是危险的,而细菌制造、再由农民喷洒的Bt蛋白则绝对安全。
反转基因的游说者声称Bt作物比Bt喷剂更加危险,理由之一是Bt作物中含有太多细菌的毒素。2007年,绿色和平组织在印度发起了一次法庭请愿,要求终止Bt茄子的野外试验。请愿者对印度最高法院称:“转基因作物中的Bt毒素比喷剂的浓度高出1000倍”。然而绿色和平组织自己的内部研究却驳斥了这个说法:2002年,组织根据在中国开展的几项测试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Bt作物中的毒素含量十分“有限”。2006年,组织的研究员在检查德国和西班牙的Bt玉米之后意外地发现,“采样的植株大体显示了非常低的Bt浓度。”
换作一家诚实的环保组织,在发现这样的证据之后,或许会重新考虑自己反对Bt作物的立场。然而绿色和平组织只是改变了策略而已。它在1999年的诉讼中主张Bt作物制造的毒素太多,现在却调了个头,转而在针对德国和西班牙玉米的报告中,主张转基因作物制造的Bt毒素太少,以至于既对人体有害,又无法有效杀虫。
反转基因分子还声称杀虫蛋白在Bt作物中被“激活”,在Bt喷剂中却没有,所以Bt作物对于人类更加危险。这是一个误导的说法。“激活”的意思只是Bt蛋白被截短表达,从而能与昆虫的肠道结合。在这一点上,每一种Bt植物都各不相同。一个由环境危害评估中心维护的全球转基因作物数据库显示,有些Bt蛋白是完全截短的,还有些是部分截短。而即便是完全截短的蛋白,也只处于“半激活”状态,绿色和平组织的顾问在15年前给该组织发去的技术评估里已经指明了这点。只要你不是虫子,Bt蛋白就不会激活。
在1999年的那场诉讼中,绿色和平组织宣称在Bt作物危险时举出了一条理由,说它们的毒素“在环境中不易降解”。从那以后,组织及其盟友就一再提起这个指控。不过为了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会说出相反的话来。2006年在新西兰请愿抵制Bt作物时,组织改口宣称Bt棉花中的毒素含量可能太低,因为“Bt蛋白会因为高温发生降解”。组织还补充说,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也可能降低Bt蛋白的杀虫活性”。
接着,组织又在2007年的请愿中主张印度的棉花中Bt含量过低,使得昆虫大量繁衍,导致庄稼歉收,农民负债自杀。“自杀”云云,只是反转基因分子编造的又一个谎话。不过从此以后,绿色和平组织宣称转基因作物杀人就有了两个理由:一,说它的毒性比Bt喷剂更加持久强烈;二,说它的毒性不如Bt喷剂持久强烈。
对于Bt作物的批判,最奇怪的部分要数证明它有害的所谓证据。大量研究已经表明,Bt蛋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杀虫剂之一。然而无论是何种杀虫剂,只要你的实验次数够多,总会有一两次呈现出看似令人担忧的相关来。但是要挑战某个科学界的公论,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专家们还要对这些相关是否体现因果、这些效应又是否重要展开辩论。他们还要用更加精细的对照实验来验证这个新发现。在这一点上,对Bt作物和其他转基因生物的批判从来没有合格过。  
然而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地方。最奇怪的地方在于,那么多所谓反对Bt作物的证据,看来看去,它们充其量能成为反对Bt喷剂的证据。
在2006年提交给新西兰监管者的请愿中,绿色和平组织主张Bt作物施加的演化压力会催生出抗Bt昆虫,从而使有机农民无法再“正当地使用Bt杀虫剂”。请愿书还警告说,“Bt的毒性可以在土壤中持续200多天”,这会“对目标之外的生物造成危害,并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健康”。然而,组织用来证明土壤危害的三个实验,有两个根本就没有用到Bt作物。它们用的是DiPel,一种商用Bt喷剂复合物。绿色和平组织的用意是呼吁新西兰保护Bt喷剂不受Bt作物之害,然而它所根据的研究却恰恰构成了对Bt喷剂的指控。  
2007年,绿色和平组织在印度请愿禁止Bt茄子时又重复了这一谬误。请愿书中写道:“天然细菌中的Bt蛋白对于先进有机农业十分重要。”所以,因为Bt作物的种植而演化出来的抗Bt昆虫“将对许多种类的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而印度这样的国家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这些种类的农业生产。”然而这份请愿书的附录却显示,用来证明Bt作物危害农业的研究,使用的是Javelin、Foray和VecroBac——三种都是Bt喷剂复合物。
这个矛盾在整个反转基因运动里贯穿始终:一边是对Bt作物可能的危害提心吊胆,一边又是对Bt喷剂产业的无尽吹捧。有机消费者联盟曾表示:“农民对Bt的使用向来是节制的,一般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然而这个说法和商用Bt喷剂的产品说明并不符合。有这么一本推荐“机械化喷管式喷雾器”的小册子里写道:“飞机喷洒对于许多作物都是家常便饭。”另一本册子也表示:“许多鳄梨果园都采用直升机喷洒。”其中还对喷洒的饱和度格外强调:“喷洒时务必覆盖植物的所有表面,甚至是叶片下方也不能遗漏。”
绿色和平组织叫大家不必担心,因为“天然Bt喷剂中的蛋白会自动降解”,时间在两周以内。然而这又是一个虚假的保证,因为农民用重复喷洒抵消了降解。有一本典型的产品手册建议用户“每隔5到7天喷洒一次”。这个频率足够将毒素送进你的嘴里了,因为产品说明还告诉种植者:“成熟的果实可以在喷洒的当天就采摘并且食用。”在几个YouTube视频中,有机农民们也给出了相同的指导:你的蔬菜每隔四天就要喷洒一次Bt,每块表面都要喷到,而且喷完之后立即就能食用。
和Bt作物不同,Bt喷剂包含着活的细菌,这些细菌是可以在食物中繁殖的。几年前,研究者检查了丹麦市场上销售的蔬菜,结果发现其中有23种菌株和商用Bt喷剂中使用的完全相同。中国的一项类似研究也在牛奶、冰淇淋和绿茶饮料中发现了19种Bt菌株,其中的5种和Bt喷剂中使用的完全相同。在加拿大,研究者对Bt喷剂使用区域内外的人们取了鼻腔样本检查,结果发现喷洒作物之前有17%的样品含有细菌,而喷洒作物之后这个数字升到了36%至47%。
Bt喷剂在全世界的使用量一直没有人监测。去年秋天,《华尔街日报》估计生物杀虫剂每年的销售额大约是20亿美元。Bt喷剂据说在这个市场中占到了57%至90%的份额。另据报道,在2001年,美国有超过40%的西红柿和60%的芸苔属作物使用了Bt喷剂,其中包括西兰花、花椰菜和卷心菜。从那以后,生物杀虫剂的销量又有大幅上升。在欧洲,它们自2000年以来的年增长率接近17%。所有的市场分析均预测生物杀虫剂的增长速度将远远超过杀虫剂市场的平均水平,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推动。《华尔街日报》预测到2020年,全球杀虫剂销量中的10%将是Bt和其他生物配方。
一方面是转基因生物遭到批判,另一方面是生物杀虫剂欣欣向荣,这个矛盾局面的一个结果,是你在自认为吃下更少Bt的同时,实际却吃下了更多。假设你在德国生活。根据2014年的一份国会研究报告,德国拥有全世界最严格的转基因政策。它要求转基因食物贴上标签,限制转基因生物的种植,甚至欧盟批准的一些作物,在德国都被禁止。然而联合国的数据却显示,最近10年以来,在德国每1000公顷可耕种土地上,平均每年销售的生物及植物杀虫剂就达到125吨(这个类别就包括Bt),农民将它们喷洒在作物或种子上。换算下来,每年每英亩土地的用量超过100磅(约45公斤)。而相比之下,每英亩Bt玉米所产生的毒素还不到4磅(约1.8公斤)。
知道是谁在销售那么多Bt喷剂吗?就是绿色和平组织点名批评销售化学杀虫剂和转基因生物的那几家坏公司。绿色和平的一张清单上罗列了在全世界销售杀虫剂的流氓公司,其中2012年至今位居前四的孟山都、先正达、拜耳和巴斯夫已斥资约20亿美元进入生物杀虫剂市场。另一家农业化学巨头杜邦也在这个领域投入了60亿美元。如果你正在抵制转基因作物,或者为了逃避Bt、反对大企业垄断农业而购买有机作物,那么我劝你三思。孟山都已经比你领先一步了。
反转基因的狂热分子拒绝面对Bt的真相。两年前,有机消费者联盟和它的盟友“绿色医药信息网”(GreenMedInfo)刊出了这样的标题:《新近研究发现转基因食品与白血病存在关联》。其实这项“新近研究”使用的是伴孢晶体,而伴孢晶体是Bt喷剂的组成成分,与Bt作物无关,但是这个标题到今天仍没有改正。(这项研究本身就是一团糟,大多数喂给被试动物的根本就不是Bt毒素,而且由于某些未公开的原因,这篇论文还曾被一本正规期刊撤下,转而发表在了一本从前根本不存在的杂志上。)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组织还在去年发布了一份“示范”农业目录,并在其中称赞一家西班牙农场“将苏云金亚孢杆菌的使用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耕地之中”。这两个组织都鼓励大家购买有机作物,但它们都没有提到有几十种Bt杀虫剂已经获准在有机农业中使用的事实。
转基因标签对这个问题没有帮助。标签不会透露你吃的食物里有没有Bt,它们只能制造一种错觉,使你觉得自己已经躲开了Bt。这是非转基因生物项目给予我们的一个教训:让生产者主动给食物贴上标签,号称是给了你“知情选择权”。今年早些时候,石板杂志(Slate)的实习生娜塔尼亚·莱维(Natalia Levy)和格里尔·普雷蒂曼(Greer Prettyman)联系了15家玉米生产商,他们都为自己的玉米产品贴上了非转基因生物计划标签。两人逐一询问这些公司他们的产品成分是否喷洒过生物杀虫剂。有五家公司没有答复。两家谎称他们的有机认证显示他们没有使用杀虫剂或任何可能有害的东西。有一家含糊其辞,当两人继续追问时,他们只是重复原来的回答。还有一家表示会遵守法律。另有三家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清楚地保证,自己的产品没有喷洒Bt。 
这就是反转基因运动的基本缺陷。它只是假装要让你知情。当你越过他们的教条、追查证据时,你就会发现这场运动对于遗传工程的执迷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真要贯彻它鼓吹的那些原则——环境保护、公众健康和社区农业——更好的办法是对每个案例逐一考察,而不是将转基因作物作为全世界任何问题的代罪羊。这就是真相,混乱而复杂,它不能用一张标签来概括,真是可惜。
四 被狂热分子憎恨的人道项目
 
转基因大米,标签上写着“如今含有β-胡萝卜素”。原始图片来源:iStock。图片修改:Holly Allen
当今世界,有2.5亿学龄前儿童正受到维生素A缺乏症的困扰。每一年,这些孩子里都有25万至50万人变成盲人。接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盲童中的半数便会死亡。这种病大量出现在东南亚。那里的人民主要靠大米获得营养,大米中没有足够的 β-胡萝卜素,而β-胡萝卜素经过消化就会产生维生素A。
25年前,由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印戈·波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牵头,一群科学家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计划是培育一种新型大米,使之能够产生β-胡萝卜素。
这个想法听起来或许离谱,可是在波特里库斯看来,它至少比当时一些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要合理:那些政府每年向每位国民分发两片高剂量维生素A片。与其如此,把β-胡萝卜素直接嵌入当地的主要作物不就方便多了吗?那样,人民就能自己栽培这种营养物质并且每天摄入、而不是依靠政府偶尔分发了。这是一条长久之计,是在用生物技术预防病痛、残障和死亡。
1999年,波特库里斯和同事取得了第一次突破。他们利用水仙花和细菌的基因,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种β-胡萝卜素大米。这种金灿灿的谷物获得了“黄金大米”的称号。时任总统的克林顿热烈祝贺了这项成就,还敦促转基因的怀疑者也接受这种产品。他承认基因工程“常被看作是与农业公司利益攸关的事务,也常有人说它全为利益、违背食品安全。”但是在维生素A缺乏症这个问题上,无所作为才是对人民健康的更大威胁。“如果我们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黄金大米,那么它每天都能挽救40000条生命。”克林顿说道。
反转基因组织感到了挫败,因为这个人道项目破坏了他们对基因工程一贯的反对态度。2001年,绿色和平组织的反转基因协调员本尼迪克特·海林(Benedikt Haerlin)与波特库里斯一同出席了法国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海林在会上承认,黄金大米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我们的立场构成了道德威胁”。绿色和平组织不能把大米说成毒药,于是转而在技术上反对这个项目:他们说,黄金大米无法产生足够的β-胡萝卜素。 
在生物技术的批评者看来,更好的做法是帮助人民自给自足,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满大豆、南瓜和其他富含维生素A的作物。如果这一点无法做到或者效果不佳,绿色和平组织建议,政府还可以采用补剂(即分发维生素A片)或食物强化的做法——也就是在集中处理的糖、面粉和人造黄油中拌入维生素A。
关于黄金大米,绿色和平组织没有说错:在当时,它的确不能提供足够的β-胡萝卜素来治愈维生素A缺乏症。可是其他方法同样不能。为黄金大米提供支持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基金会主席戈登·康韦(Gordon Conway)2001年在写给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封信里解释了部分困难:
“完全平衡的饮食当然是首选,但是一个家庭越是贫困,家里的孩子就越难摄入平衡的饮食,也越容易依赖大米这样的廉价主食。当天气干燥,水果和蔬菜供应短缺、价格昂贵时,这一点就尤其明显。”
康韦的观点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几位营养学家相同,他们都怀疑那些贫穷国家的本地作物无法供应足够的β-胡萝卜素供人消化。而在波特库里斯看来,号召人民在自家后院种植作物(“何不食胡萝卜蛋糕”),是一种西方式的无知。“那些国家的几亿穷人根本没有土地,”他指出,“他们没有房子,也没法在房子边上种水果树。” 
波特库里斯和康韦希望尝试一切方法缓解维生素A缺失症:多样化、强化、补充、再加上黄金大米。可是反转基因团体却拒绝这么做。他们把黄金大米称作基因工程的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们的双重标准玩得越来越熟练。在他们的宣传中,那些贫穷国家的人民不吃黄色大米、却不知怎的可以学会种植陌生的蔬菜。他们把黄金大米描绘成一场金融阴谋,当波特库里斯澄清黄金大米将免费送给贫农,他们又抗议免费分发会对当地作物造成基因污染。有些反转基因组织说,黄金大米应该废除,因为它捆绑了70项专利。另一些组织却说,所谓的70项专利是黄金大米的项目负责人捏造出来的谎言,目的是为他们和全球企业阿斯利康制药的合作寻找借口。  
就在批评者企图阻止项目时,波特库里斯和同事正在着手改进黄金大米。2003年,他们开发出了新的大米品种,其中的β-胡萝卜素含量达到了原来的8倍。2005年,他们又揭晓了一个新的品系,其β-胡萝卜素是原来的20倍。这下,转基因的批评者再也无法指责黄金大米营养不足了。于是他们又调转枪头,宣称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A是危险的。
2001年,“地球之友”组织曾嘲笑黄金大米“无法缓解维生素A缺乏症,因为它制造的β-胡萝卜素微乎其微。”可是到了2004年11月,组织改换了论调,号称那些产生β-胡萝卜素的作物“会直接毒害人体,或造成胚胎的异常发育”。另一个反转基因游说组织“科学社会学会”在一份2006年的报告中记录了自身的立场变化:
“本学会曾在2000年对黄金大米做过批评。我们的结论之一是这种大米产生的β-胡萝卜素太少,无法缓解当时的营养不良局面。从那以后,黄金大米植株虽已经过改良,但仍不足以提供必要的营养。另一方面,在食物中提高β-胡萝卜素的含量,可能使那些已经从饮食中吸收足量维生素A的人过量摄入这种物质。实际上,维生素A的缺乏和补充,都可能导致出生缺陷。”
为了掀起新一轮恐慌,反转基因分子、索尔克研究院的神经生物学家大卫·舒伯特(David Schubert)起草了一篇论文,论述补充维生素A带来的所谓“灾难”。2008年,他把文章发表在了《药用食品杂志》(Journal of Medicinal Food)上。文中指出,β-胡萝卜素和几十种相关化合物(称为“类胡萝卜素”)能够产生一类称为“类视黄醇”(retinoids)的化合物,其中就包括维生素A。他还宣称,所有的类视黄醇都“可能导致出生畸形”,所以“在引种黄金大米之前需要开展广泛的安全检测”。
在这篇论文中,舒伯特一步步扭曲了证据。为证明黄金大米可能有毒,他引用了1994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他说这项研究发现“吸烟者在饮食中补充β-胡萝卜素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可有一件事他忘了提:那项研究中的β-胡萝卜素摄入量,相当于每天吃10到20碗黄金大米。他同样没有援引论文的其余部分,其中特别写到,一般而言,β-胡萝卜素反而与较低的胃癌风险相关。另外,他还声称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200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基因工程“相比其他一些修改基因的方法,有更大的可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变化。”但实际上,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那份报告是这样描述基因工程的:
“基因工程相比其他一些修改基因的方法(比如窄杂交narrow crosses),有更大的可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变化;但是和另一些方法相比(比如辐射诱发突变),它的可能性却更低。所以说,比起促成结构变化的手法,还是变化本身的性质更加值得思考。”
舒伯特在引文中略去了句子的后半部分(“但是和另一些方法相比,它的可能性却更低”),使得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仿佛成了对转基因作物的警示,而实际上,报告已经澄清了对转基因生物的恐慌是一种固执的错误。
舒伯特给了黄金大米的反对者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所谓的“科学证据”。从那以后,每一个反转基因的游说组织,都会引用他的论文。反转运动有了新立场,以“禁止转基因食品”(Ban GM Food)的用词为例,就是“黄金大米会产生过量的β-胡萝卜素,且研究显示,从β-胡萝卜素中产生的一些类视黄醇素含有毒性,会造成出生缺陷。”
然而,这个新的立场和老的一样,也是建立在双重标准上的。首先,一切绿色植物都会产生类胡萝卜素。多年来,反转基因组织一直在呼吁人们禁食黄金大米,并种植其他富含β-胡萝卜素的植物。他们还主张用选择育种的方法提高作物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好了,如果类胡萝卜素有毒,那么这些作物岂不都会释放相同的毒性吗?
转基因的批评者似乎并不在意人们到底吃下了多少β-胡萝卜素,只要吃的不是转基因食品就行了。他们要求对黄金大米开展额外的安全检测,理由是“大剂量的β-胡萝卜素可能危害健康。”然而对于家庭菜园,他们的警惕就消失了,还说“没有必要对摄入的维生素一一计算”。他们还主张生产高剂量胶囊、并在化学改变所供应的食物,以此实现维生素A的大规模摄取。按照他们自己的恐慌标准(谢天谢地,那是毫无依据的),这样做未免太鲁莽了。实际上,人体从各种β-胡萝卜素源头(比如黄金大米)中,只会吸收自身所需的维生素A含量。
在这个转基因生物不断发展的时代,绿色和平组织宣称自己是在维护自由。组织在2009年的声明《别动我们的大米!》(Hands off our rice!)中称,“使大米远离转基因”是“给消费者自由选择权”,也是“人权问题”。声明中抱怨转基因大米“被跨国企业和政府操控”,“严重限制了我们对于食物的选择”。可是,只要在不涉及转基因生物的领域,绿色和平组织又绝对支持政府操控。它称赞政府分发维生素A片和β-胡萝卜素胶囊的“大规模免疫项目”,还称赞卫生官员和食品加工企业在糖、人造黄油和饼干中添加维生素A和β-胡萝卜素的做法。它甚至主张政府“强制生产者对食品加以强化”。
在菲律宾,绿色和平组织阻挠过黄金大米的野外试验,也是在那里,组织的伪善得到了充分展现。“如果黄金大米违背了人民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身份意识,或者如果人民就是不想要它,那么强制人民接受它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组织这样宣称。然而就在这条声明下面,组织却又建议“在菲律宾开展维生素A的补充和强化。”按照菲律宾法律,糖、面粉和食用油在分销之前是一定要加入β-胡萝卜素及维生素A的。政府每年向学龄前儿童分发两次胶囊,向一些孕妇连续28天分发胶囊。如果绿色和平组织真的认为类视黄醇会导致出生缺陷、应该由个人自行选择是否摄入,那它就绝对不该推荐这些项目。
尽管如此,当反转基因团体听说有科学家在24个中国孩子身上开展黄金大米临床试验时,他们气疯了。这项2008年的试验,目的是衡量黄金大米能够在维生素A缺乏者体内生成多少维生素A。试验中的一组儿童吃下黄金大米,另一组服用β-胡萝卜素胶囊,第三组吃菠菜。研究发现,将50克黄金大米煮熟后吃下,就能供应儿童维生素A日常建议摄入量的60%。另一项研究发现,加大进食量,对成人也有相同的效果。在维生素A的提供上,黄金大米的效果与胶囊相等,且好于菠菜。
绿色和平组织听说这个消息,立刻呼吁中国政府叫停试验,还指责研究者把孩子当成“小白鼠”。组织写信给开展试验的塔夫茨大学,舒伯特和其他20个反转基因科学家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抗议:
“我们最关心的是这种产生过量β-胡萝卜素的大米从来没有经过动物试验,而且有大量医学文献显示β-胡萝卜素中产生的类视黄醇含有毒性、会导致出生缺陷。 
有鉴于此,用人类被试(包括那些已经患上维生素A缺乏症的儿童)来进行转基因饲养实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在这些关于β-胡萝卜素的恐慌言论中,舒伯特和他的同事完全没有提起在实验中服用β-胡萝卜素胶囊的那些儿童。绿色和平组织也没有。他们的关心完全集中在黄金大米上。
对此,黄金大米的支持者深感沮丧。有六位科学家致信《每日邮报》称:“这些实验并不比让孩子吃一小根胡萝卜更加危险,因为黄金大米中含有的β-胡萝卜素和其他化合物,和一小根胡萝卜相比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反转基因组织还是执意让这些研究名声扫地。他们发现,虽然发给孩子父母的知情同意书上写了黄金大米会“制造β-胡萝卜素”,但其中并未声明这种大米是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 
这可气坏了绿色和平组织。组织发布了一篇题为《绿色和平警惕美国支持的儿童转基因实验》的新闻稿,其中援引了组织驻亚洲的一位官员的话称:“下一批‘黄金大米’的小白鼠也许会是菲律宾的儿童。我们能容忍自己成为人体试验品吗?”在另一篇新闻稿中,组织质问中国的家长是否“知道了试验的确切风险”。然而在同一则声明中,组织却又称赞菲律宾给孕妇摄入维生素A、并在粮食中加入β-胡萝卜素的做法。 
最后,塔夫茨大学委托对这次临床试验开展了三次评估,两次内部,一次外部。评估结果在2013年公布,确认试验中“没有充分解释黄金大米属于转基因作物”。但是更重要的结论是“研究数据是真实的,且没有发现任何健康或安全问题。”大学随后做了这样的解释:
“这几次评估没有在研究数据的真实性、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或是研究主题的安全性上发现任何问题。不仅如此,研究还显示,这些儿童食用一次黄金大米所产生的维生素A,超过了维生素A日均建议摄入量的50%。如果将这种大米纳入饮食,就能显著改善这些儿童的健康。” 
这个结论没有使黄金大米的反对者满意,于是他们都对它视而不见。16年来,他们忽略了每一个与他们的理论不合的事实。他们的敌意无法平息,他们的恐慌论无法证伪。以过敏为例,2006年,科学家发现黄金大米的蛋白中并不含过敏原。但是批评者拒不接受这个结论。他们要求科学家追加测试。他们说气候变化会削弱黄金大米的“遗传稳定性”,还宣称不可预知的环境互动会在大米繁育几代之后造成意料之外的变化,因此监管者应该无限期推迟对黄金大米的批准。
这些批评者还公开鼓吹高不可攀的标准。比如科学社会学会就号称“转基因品系的不稳定性”使得“适当的安全评估几乎不可能做到”。绿色和平组织也对黄金大米下了这样的论断: 
“这些植物中如果出现意料之外的变化、并且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新的威胁,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我们几乎不可能主动找出这些意料之外的效应,因为是意料之外,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它们可能是什么,或者出现在哪里!”
他们的这些标准只用来约束转基因作物,对反转基因运动青睐的其他代替品就不适用了。三年前,绿色和平组织推荐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marker-assisted selection),实际就是用基因分析的方法指导育种,他们称,用这种方法增加β-胡萝卜素和其他营养物质效果更佳。组织的报告中引用了一项论证,说基因工程会导致“无法预料的整合位点和拷贝数目,还常常引起自发的重组与丢失”——简单地说,就是会搅乱被改造生物的DNA。但是此后不久,就有一项研究发现绿色和平组织把事情搞反了:在大米中,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会造成比基因工程更大的遗传和功能紊乱。然而,绿色和平组织依然宣称基因工程不同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会创造“异常的性状和异常的危害”。 
反转基因的监督者们的争论和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永远要求追加研究,要对“各种烹饪方法开展系统的试验”,以确定黄金大米能够提供多少维生素A。他们还要求研究黄金大米在不同温度下储存会流失多少β-胡萝卜素。如果黄金大米能提供足够的维生素A,他们就会说那也成问题,因为那样的话,人们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吃别的植物,从而造成其他方面的营养不良。他们宣称犯罪分子会伪造黄金大米,用黄色的香料或天然的黄色谷物蒙混过关,使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少摄入许多维生素A。 
黄金大米问世已有16年,但至今还没有完成商业化。两年前,反转基因分子在菲律宾破坏了黄金大米的一次野外试验。去年,他们又申请终止一切野外试验和饲养研究。绿色和平组织扬言说:“虽然经过了十多年研究,所谓的‘黄金大米’至今还远远没有兑现承诺、解决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是的,而且在此期间,又有100万个孩子不幸身亡。
五 一个合理的担忧
 
转基因棉花,标签上写着“可耐受除草剂”。原始图片来源:iStock。图片修改:Holly Allen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对于转基因食品在健康方面的种种担忧。木瓜、Bt作物和黄金大米的例子从几个方面告诉我们,这些担忧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还知道了一点: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是无法证伪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已经有了数百项,成吨成吨的转基因食品已经被人吃下。但是在那些散播恐慌的人眼里,仍然没有证据能表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怀着这种无休止的恐惧,你是无法生活的。不如放开胸怀。
我们还知道了一点:把从不适用于普通食品的标准强加到转基因食品头上,并以此为借口抵制转基因食品,这样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是的,你确实可能摄入过量维生素A,也确实可能在吃下水果、谷物或蔬菜时一并摄入病毒或昆虫的蛋白,但是转基因食品并不会使这样的事情更加多发、或者更加危险。如果考虑一下致病或直接致死的例子(或者像反转分子常做的那样,考虑食品销量和疾病趋势之间的关系),你就会发现更值得反对的是有机食品,而不是转基因食品。
第三个教训:转基因隔离(比如转基因标签、无转基因餐厅之类)是一条歧路。转基因标签并不能指明食品里有什么。他们没有标出食品里隐藏的那些成分,比如杀虫剂、毒药和某些蛋白——而据说,转基因食品就是通过这些成分危害健康的。这些标签只会污蔑那些安全的食品,并使那些含有同样毒害成分的非转基因食品免于检查。
鼓吹转基因标签和非转基因商店的人不是在通知你或保护你,而是在利用你。他们告诉食品生产者、杂货店和餐厅,对转基因食品要区别对待、最好不再出售,因为你这样的人是不会买单的。他们告诉政治家和监管者,对转基因食品要贴上标签、加以限制,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不信任这项技术。他们利用你的焦虑推广转基因标签,又利用转基因标签加重你的焦虑。令你保持恐惧,是他们的政治和商业策略的关键。而Chipotle之类的企业也趁机开展非转基因的营销活动,浑水摸鱼。
不过,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忧不止是安全性,也有其他方面的批评,其中的一项确实值得注意。它说的是基因工程在农业中最常见的应用:除草剂耐性。
在这个国家,有四分之三的玉米和棉花经过了基因改造,可以抵御昆虫。这些作物含有Bt菌的基因,虫子吃了它们就会死去。还有一个数字比这略高一些:在基因改造之后,有大约80%到85%的玉米和棉花能抵御清除野草的化学物质、尤其是以“农达”(Roundup)为名出售的草甘膦。(杀虫和除草,这两个功能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这个比例在大豆中也差不多。在世界范围,大约50%分配给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上种植着抗虫作物,而种植耐杀虫剂作物的土地则超过了80%。
杀虫和除草都被视作“抗害农药”,因为野草和虫子一样,都是对庄稼有害的东西。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知道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转基因作物在整体上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农药的使用。2012年,最理智的转基因批评者查尔斯·本布鲁克(Charles Benbrook)发表了一项研究,他经过计算得出,转基因作物使得美国农药的用量增加了7%。然而也有人在去年对多项研究做了跨国分析,结论是转基因作物使农药的用量减少了37%。不过这两项研究都承认一个基本的区分:抗虫的转基因作物使得杀虫剂的用量减少,而耐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使得除草剂的用量上升。
有两个原因似乎能解释除草剂用量的上升。一个是直接原因:如果你的作物经过了改造、不怕农达,那么你就可以大量喷洒、不必担心作物死亡。还有一个间接原因:如果每个农民都喷洒农达,野草就会适应这个充满农达的世界。为了生存,它们会演化出耐性。而为了杀死这些耐药的野草,农民又必须喷洒更多除草剂。这就像是一场军备竞赛。
虽然就草甘膦的辩论方兴未艾,但专家都同意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物质。本布鲁克曾把它称作市场上最安全的除草剂之一。他的结论是:“鉴于其有益的环境属性和毒理学属性,尤其是和它取代的一些除草剂相比,草甘膦用量的大幅增加可能并没有显著提高人类的健康风险。”
但上面提到的军备竞赛或许会改变这一点。当野草演化出了抵御农达的能力,农民就会采用其他更令人不安的除草剂。接着便有公司用转基因方法制造出能抵御这些除草剂的作物,使农民能够随意喷洒。 
Chipotle公司抱怨转基因作物“分泌杀虫剂”、并“制造出耐除草剂的超级野草”。公司还说,本布鲁克的研究显示了“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量已经增加了4亿多磅。”这个说法容易在两方面引起误解。首先,在整理数据时,Chipotle隐藏了本布鲁克的一半发现:Bt作物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也因此减少了农药的总使用量。其次,野草和除草剂之间的军备竞赛,原因不在基因工程,而在单一栽培。
凡是对这个问题有过认真研究的人——本布鲁克、美国农业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从前我们太依赖单一的野草控制方法,反而助长了野草的演化。要想阻挠演化,就要使演化的压力出其不意。具体来说,要经常更换除草剂,即使野草对某一种除草剂产生耐性,也会被另外一种杀死。另外要对庄稼施行轮作,这样野草就必须和不同的植物竞争,并且在不同的翻耕、灌溉和收割条件下生长。现在,耕作者和监管者已经在着手应对这个问题了,虽然时间稍晚了些。在美国农业部的支持下,美国环保署制定了新的产品批准与更新流程,对除草剂和耐除草剂作物的生产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监督和报告产品的化学成分、与农民合作控制除草剂滥用、以及推广除草剂之外的野草控制方法。
转基因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耐除草剂作物使得农民可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地喷洒除草剂而不至于伤害作物。孟山都既出售耐农达作物的种子,又出售农达,这绝非巧合。但是单一栽培不是转基因作物发明的,禁止转基因作物也不会使单一栽培消失。农民种植单一作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农达的使用才40多年而已。 
Chipotle已经展示了以控制除草剂为名放弃转基因作物是多么的愚蠢。按照公司新规,“Chipotle的玉米产品中,凡是可能用到转基因玉米的,或者取消,或者代之以非转基因玉米;大豆类产品中,凡是可能用到转基因大豆的,都已用别的作物代替,如米糠油和葵花籽油。”
但是,改用葵花籽油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就像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丹·查尔斯(Dan Charles)指出的那样:“向日葵的许多品种虽然没有经过基因改造,但同样对除草剂有耐药性。当年培育它们就是为了耐受一类叫做‘ALS抑制剂’的除草剂。随着农民开始依赖这种除草剂,许多野草就演化出了耐药性。实际上,耐ALS抑制剂的野草,要比耐草甘膦的野草多得多。”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弃用转基因作物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农达并不是唯一的除草剂,基因工程也不是唯一能催生除草剂耐性的技术,而你的健康(就除草剂对它的影响而言,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没有多少不同)也只是诸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要判断从转基因到非转基因的转变对环境的利弊,你就必须了解两类产品各自牵涉了哪些除草剂、那些除草剂又会对作物生长地的生物造成怎样的影响。 
你还必须考虑农业效率给环境带来的好处。转基因作物增加了田地的产量、减少了野草和昆虫造成的浪费,也因此减少了耕地面积、以及耕种所需的水分。耐除草剂的庄稼甚至能缓解气候变化,因为种了它们就无需频繁犁地,因此减少了土地的侵蚀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对除草剂耐性了解越多,你就越能够理解转基因作物的真相是多么复杂。你先是会发现它们并不邪恶,接着会发现它们也绝非清白。然后你会明白,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清白的。这样那样的除草剂,这样那样的技术,这样那样的风险——一切都是相对而言。最好的策略,无非是将每一种做法与别的做法权衡。最起码,不要再理会那三个字母的标签了(指标明“GMO”的转基因标签)。
六 追求更好的转基因产品
在转基因食品问世后的二十年,还有人认为这项技术主要的商业用途是旧式除草剂,这实在是一个笑话。绿色和平组织和Chipotle认为,对这个笑话的正确反应是将转基因食品彻底清除。他们完全错了。正是因为这些反技术分子始终不渝地抵制转基因食品的测试、批准和商业开发,才使得黄金大米之类更加先进的转基因产品无法走上市场。要松开除草剂行业对转基因的钳制,最好的策略就是支持转基因技术、促进它的发展,具体的做法是告诉政策制定者、食品生产者和种子公司,你需要更好的转基因产品。 
美国农业部有一份最近开发的转基因植物名录,列出了许多值得尝试的选项。名录中包括耐干旱的玉米、抗病毒的李子、不会发黑的苹果、天然毒素较少的土豆、以及较少产生饱和脂肪的大豆。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在不久前发布了一份全球清单,讨论了正在酝酿的其他项目:抗病毒的豆类、耐高温的甘蔗、耐盐的小麦、耐疾病的木薯、富含铁质的大米、以及无需大量氮肥的棉花。浏览新闻,你会发现科学家有着更大的抱负:高钙胡萝卜、抗氧化西红柿、不会引起过敏的坚果、抗菌橘子、耐旱的小麦、含有额外营养的玉米和木薯,还有一种亚麻类的植物,能产生此前只在鱼类体内才有的健康油。
这就是基因工程可能为人类健康、为地球做出的贡献。它之所以还没做到,是因为我们一直被困在一场关于转基因的愚蠢论战中浪费时间。一边是江湖骗子和伪环保者从左翼向科学发起战争;另一边是懦弱的企业抱守着利润丰厚的除草剂,生怕冒犯大众而不敢投资转基因产品。要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一边教育自己、一边向各个机构宣示(包括欧洲各国政府、领导潮流的杂货商、赶时髦的餐饮连锁店、研究性大学、以及生物技术的投资者),要告诉他们,选民和消费者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要那些富含营养、有益环境的食物,无论它们的基因来自哪里。行动吧。
 
编译来源 Slate,Unhealthy Fixation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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