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农业、转基因农业，还是生态农业？

聚焦中国稻米：十字路口的中国稻米

        稻米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粮，超过1亿农民依靠种植稻米为生；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稻米消费国和生产国。稻米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是稻米的故乡，拥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几千年的稻米种植历史，勤劳智慧的农民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发展出富有生态农业特色的种植方法。这些种植方法对中国这个拥有最多稻作民族的国家来说，无论在生态安全还是在环境友好方面，都意义非常。

        但农药、化肥的滥用正破坏着稻田的生态，污染我们的主粮；而转基因稻米的渐渐逼近，也给稻米故乡带来了新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隐患。我们该如何保护稻米故乡的文化传统，寻求稻米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中国稻米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上，不知该何去何从。

        转基因农业：能否拯救饥饿？

        据了解，目前处于试验阶段的数种中国转基因水稻已向农业部提交了商业化申请。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转基因稻米可能将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农科院院长张启发近日作学术报告时指出，培育抗病虫害、少施化肥农药及抗旱节水的绿色超级水稻品种，是我国农业科学家要攻克的下一个目标。

        转基因稻米是应用新兴的生物技术，把一些稻米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稻米中，使稻米出现特别的性状：抗除草剂、抗病虫害等。它有别于杂交水稻，是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生命，过去千万年来从未在地球出现过，将来亦不可能通过自然进化的过程出现。有专家认为，转基因技术并未扭转由化工农业带来的单一化种植和化学品大量投入的趋势，而且给脆弱的田间生态系统带来新的威胁——

        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风险仍未有定论，但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却已经彰显：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危害非靶标生物，毒虫进化产生抗性而迫使施用更多的化肥农药。转基因稻米一旦种到农田，就会不断繁殖和广泛传播，无法控制，一旦出错，难以挽救。河流受到化学污染可以治理，农田受到农药污染可以恢复，但野生稻米如果受到基因污染，将如何修复？可不可能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

        中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野生稻资源和地方品种资源都相当丰富，一旦基因污染出现，中国天然的水稻遗传资源宝库可能受到严重的破坏。生态的影响将反过来威胁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绿色革命”留给世人的教训，也是2004年世界粮食日提出的警告。作物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世界的粮食安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千百年来，人类就是利用作物种植多样性来培育新的农作物品种以对抗新虫害、新病情以及适应多变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并非没有前车之鉴。1996年美国批准商业化种植抗除草剂大豆，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表明，8年来美国农药使用量反而增加了5060万磅，而且已出现超级杂草的问题。玉米的起源地和遗传多样性中心墨西哥，2001年研究发现，其野生玉米已经受到转基因玉米的污染。北美洲环境合作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指出：“玉米在大多数墨西哥人心目中，在文化意义、象征意义以及精神意义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瓦哈卡地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农民都反对在玉米中引入任何转基因成分，他们认为转基因生物会对政治自主、文化认同、个人安全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直接威胁。”

        生态农业：期待回归

        中国农民很早就学会驯化、种植、改良和交换不同品种的农作物以适应不同的生态系统。云南稻农摄影师黎明富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我们的传统稻谷品种都不会生虫，不需要施农药，但外来的高产品种需要较多的肥料和农药，否则就会歉收甚至绝收。而且外来品种都需要大田试验，被确认适合当地后才推广种植。一个外来品种，一般四五年后就会被淘汰，转而种植其他品种。”

        遗憾的是，很多的地方品种被认为是没有经济价值而被抛弃掉，农民的传统知识被认为是落后的而被现代技术所取代。

        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了利用品种多样性防治稻米病虫害、增产增收的替代方案：一类是加强当地农民传统知识中对环境有益的农业实践，并通过参与式技术发展，用科学知识来提高这些传统知识，以此来培养当地生态农业的技术创新，例如稻田养鱼、稻田养鸭、多品种混栽；另一类是经过研究人员对生态农业技术进行整体性研究，并由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推动和培训农民掌握这些技术，如病虫害综合防治（IPM）、水稻强化系统（SRI）、生物控制等。

        所以，农业没有单一的出路，只有按照多样生态条件的多种出路。应该相信农民—土地—生态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真正的绿色革命只能从田中来，往田中去。

        这个道理不难明白，难的是如何实施。因为，这场真正的绿色革命不会为企业和科学家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它给予农民的可能是辨认田间昆虫的知识，或是种植水稻的方法，而不是更昂贵的种子或更有效的农药。在科学研究愈来愈被商业利益驱动的今天，科研的焦点被严重地倾斜于可以盈利的产品开发上。

        当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生态农业能否养活13亿人口？中国水稻能否抵挡“洋米”的冲击？中国水稻能否遏制品种的流失？中国水稻能否适应日益干旱的土地？这些质疑考验着生态农业。

聚焦中国稻米：五个云南稻农的镜头：稻米就是我们的生命

        6月7日，绿色和平主办的“稻米之路Ⅱ——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与人们见面，所展出的101幅照片是5位云南稻农第一次举起相机的处女作，而拍摄对象就是自己的稻米种植、自己的生活。

        早在2004年10月，绿色和平在云南举行了“稻米之路Ⅰ——云南生态农业巡游”活动，主题为“稻米就是生命”，组织农民、稻米专家、志愿者、传媒考察了滇南、滇东南的特色稻米种植区和稻种保护区，寻求稻米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并通过多样性的影像，向全世界展示了稻米之乡云南的稻种资源和传统耕作知识，保护稻米故乡的文化传统。

        在这次云南生态巡游的过程中，绿色和平发现，农民世世代代走在稻米之路上，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稻米。当农民拿起相机，以大地主人的眼睛审视这片土地的时候，森林、河流、土地、粮食与人类是那么亲近，是人与土地相互依存关系的最好诠释者。

        于是，2005年初，绿色和平选择了来自4个地区3个民族的5位农民，给他们购置了操作简单的日本CONTAX（康泰时）T3相机，一年给了20个胶卷，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对土地、对稻米的非凡感情。一年之后，收获了一批很有现实和艺术价值的照片。负责“稻农摄影师项目”的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王路侠介绍说，“以展览的形式，可以把这些照片展现给更多的人群，让远离土地的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他们的生活，了解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水稻对于我们人类的意义”。绿色和平还以这些图片为基础，出版了一套明信片和一本题为《稻米之路》的书，呈送给摄影展的观众。

        “这些作品美得惊人，让你很难相信它们出自握着锄头镰刀的农民之手，是他们对稻米和土地的特别情感造就了这些特殊的艺术品！他们拍摄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是环境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虽然并不知道什么叫‘保护环境，热爱自然’，却对自然赋予的土地和稻米怀有真挚的热情，并用全身心去耕耘和栽种。”多次接触5位农民摄影师的王路侠非常感慨。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影像总监John  Novis也表示：“任何一个外来的摄影师，无论他多么专业，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拍出这样出色的照片。”

        这5位稻农分别是新平傣族马美艳、新平花腰傣族白云仙、维西县普米族熊贵芝、西双版纳爱尼族黎明富、红河县哈尼族李自康。绿色和平选择他们，他们一年来的拍摄都有着很强的故事性。

        熊贵芝：水稻生长在又高又冷的地方

        熊贵芝，云南省维西县攀天阁乡，普米族，1965年出生，初中文化，一家五口，婆婆、丈夫、一儿一女，丈夫身体不好，她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但艰苦的生活没有丝毫磨灭和削减她对生活和土地的热爱。她酷爱唱歌，歌声甜美悠远。

        熊贵芝说自己在领到相机时很激动，“我们这里一年两季稻，春天种下去，秋天收回来，每粒米都要从自己的手、自己的肩上经过，我们农民非常辛苦。我想让这部相机告诉更多的人，每一粒稻谷得来的艰辛。”因为村里的人们不习惯被拍照，经常拒绝她的要求，所以熊贵芝通常会埋伏在人们必经的地方，突然跳出来偷拍。因为她是村里第一个有相机的人，在附近小有名气，一次被请去镇上拍照片，结果在忙乱中丢了相机，她急得大哭了起来。

        普米族是元代忽必烈率蒙古大军征大理国时进入云南的，传统上是骑马的游牧民族，种植水稻仅不到100年历史。熊贵芝本能地体会着时代带给文化的变迁：拍茶马古道和马帮，这是普米族从前的畜牧生活留下的痕迹；拍葬礼时“给羊子”的仪式（请董八为死者送婚，送过金沙江，最后送到蒙古），这是普米族对祖辈的追溯；拍庄稼进仓时人们烧猪骨头祭三角架，这是普米族从畜牧向农耕定居的转变。

        熊贵芝家住攀天阁。汽车刚进攀天阁，就看到路边立着的牌子：欢迎来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稻产区。攀天阁是高山上一片不大的盆地，沼泽中间的田只能靠人力挖，因为牛会陷进去。五六月气温最高的时候，水下三公分都会冻脚，因此年年都需要改土，把山上黄土背到田里。

        能够适应这里高寒气候的稻种只有“梭”，黑谷，产量低，但耐旱耐涝，不需要施肥，如果施了化肥反而只长苗不长穗。熊贵芝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梭很好吃，锅盖一打开，香气四溢，菜都可以不要。”外来稻种在攀天阁不能成熟，连海拔2100米的稻种拿来都不行，适应性较好的稻种，也要避开3月的大雪和8月提前到来的寒流，才能幸运地成熟。

        李自康：一个创造梯田奇迹的民族没有理由挨饿

        李自康，云南红河县甲寅乡米田寨，哈尼族，1954年出生，小学三年级离开学校。他的四个女儿都在昆明打工，他们老两口在家耕自己的承包田，同时带着三女儿的两个孩子。李自康的镜头下孩子很多。他喜欢孩子、喜欢热闹，是村里的活跃分子，也是村里的医生，之前还做过兽医。

        “稻米是生命”，在城里人看来，是一个诗意的命题，但对于像李自康那一代经历过极端贫困和饥饿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少年时代的饥饿经历很深刻，如今遇到年成不好粮食歉收，有外乡人来寨里要饭，他给的都是大米。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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