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特和他的美国学生铁钦纳在上世纪末所坚持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就是最早的心理学派别。他们突出的认为“意识经验”应为心理学的主题。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他们又认为意识经验是纯属个人的事情，所以只能被具有这种经验的个人所观察到。为此，若想得知“心理”是什么，只能通过被试的内省和报告。事情若仅于此，也无大错。但构造学派并不满足，他们还要探求“为什么”。在回答“为什么”的时候，他们给出了如下假说，认为“意识经验”绝不是其它过程的结果。例如一个人的痛苦意识，既不是外界痛苦刺激引起的，也与人的神经系统的活动无关。如此，假如被试者报告说：“外面的声音使我烦恼”，那么，构造学派就认为被试者犯了所谓“刺激错误”。因为这一学派认为，“痛苦属于心理世界，刺激属于物理世界”。如果想用物理世界作为原因去说明心理世界，就等于想“超越自身的疆界去寻求神灵的干预”，那是荒谬的。另外，脑和意识不能加以联系。铁钦纳认为，脑做为身体的一部分，也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它与意识经验是不能相通的。尽管构造学派曾有过大量的实验研究，但在说明和分析这些资料时，往往连因果关系也搞不清楚。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美国曾出现过另外一个学派，即机能学派。这个学派充分注意到心理和意识有适应功能，这当然是对的，但他们却由此得出了一片面结论，认为心理和意识只是适应环境的工具。这样一来，人类意识活动的积极能动性就被忽略了。在美国曾经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他们站到一个极端立场上，干脆宣布彻底否定对人的内在世界进行认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们从彻底的实证立场出发，认为只有可见的行为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为此，全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便可概括为“刺激→反应”这一公式。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在今天看来虽然无法接受，但在当时，它作为构造派和机能派的批判者和反抗者却应运而生。行为主义不单在美国，而且在其他国家也曾出现，最典型的是俄国。经由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到巴甫洛夫，已经为苏联的行为主义奠定了基础，反射论实质上就是行为主义的基石。这种行为主义的思潮甚至在本世纪50年代还影响到中国心理学，以致被推崇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主要文献。西方的有些心理学派是由于着重强调心理活动的某些特点而建立起来的。比如德国的完形学派。他们用实验证明了知觉的整体性，从而推论人的经验具有整体性原则，这无疑是对心理学的重大贡献，因为经验中的整体，的确不同于其各部分的总和。但是，当他们说明经验中整体性的来源时，却借助于先验主义哲学，认为心理的整体性是先天的而不是习得的。这样的看法引起很多争论。

　　各种学派有其特长而又有其片面性，这是历史事实。比如与临床心理学很有关联的精神分析学派，虽然它自身并不属于心理学的产物，但对于说明人的心理动力却有着重要贡献，然而却又片面强调生物本能。以致使这一学说产生过多的牵强附会之处。

　　从心理学产生到本世纪40年纪，心理学的历史的确是各学派各扬其长各露其短的历史。而4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和资料的大量积累，无论哪个学派想要独自囊括心理学的全部内容已属无望，大量的互相矛盾的事实，使得各学派很难坚持自己的片面观点，至此，学派存在的意义便失去了。更新的观点和学说已不带有典型的学派性质。比如认知心理学，这是一个新的心理学潮流，它专注于人类各种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和说明，它充分使用其它学科的最新概念来提示人类心理活动的规律，正由于它摆脱了学派的偏见，所以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纵向分析近百年的心理学历史，横向观察现代心理学的现状，使我们领悟到心理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在这一新的时代里，心理学正如医学一样正经历着新的模式的转换。促成这一新时代的原因，不单是由于心理学的发展，更确切地说是由于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由于人类的认识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人自身的本质，人类自身的反思，要求与人有关的各种学科必须在深刻理解人的本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和提出新的原则，甚至要在这种基础上设计新的研究方法，开辟新的途径。

　　心理学向何处去？心理学中将会有怎样的创举，心理学在人类自我反思中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心理学在现代技术科学中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都是极有吸引力但却都是模糊不清的问题，似乎这一切都在等待着不久将来的事实给出答案。

　　专栏1-2 恩格尔：需要新的医学模式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G.L.Engel）在1977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他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疾病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分子生物学是它的基本学科。这种模式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生物医学模式不仅要求把疾病视为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体，而且要求根据躯体（生化或神经生理）过程的紊乱来解释行为的障碍。因此，生物医学模式既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又包括心身二元论，即把精神的东西同身体的东西分开的学说。在这里还原论的基本原理是物理主义原理，即它认为化学和物理学的语言最终足以解释生物学现象。…在我们的文化中，早在医生们开始受职业教育以前，他们的态度和信仰就受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因此这种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的局限性易受忽视。简言之，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要修改或摈弃这个模式。而教条则要求不一致的资料勉强适应模式或对这些资料干脆排斥不管。生物医学教条要求包括“精神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用物理机制的紊乱来解释。结果只有两种办法才能把疾病和行为调和起来；一种是还原论的办法，它说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用物理化学原理来解释，另一种呈排外主义的办法，它说任何不能作如此解释的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排除出去。……

　　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到达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也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即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这就要求一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传统的生物医学观点认为生物学指标是决定疾病的最终标准会导致目前的矛盾：某些人实验室检查结果是阳性，说他们需要治疗，而事实上他们感到很好，而感到有病的人却说他们没有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对于一个焦急不安和机能障碍的病人，医生必须考虑社会和心理因素以及生物学因素所起的相对作用，这些因素既包含在病人的焦虑不安和机能障碍中，也包含在病人决定是否承认自己是病人和是否承担在治疗中有合作的责任之中。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对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是一个挑战。……医学机构被认为是冷酷和不近人情的。作为生物医学中心的这些机构威望越高，这种抱怨越多。许多医生的生物医学基础知识很好，但医治病人必不可少的品质很差。许多人承认单单在生物医学模式范围内这些是难以改善的。

　　霍夫曼把不必要的住院、滥用药物、过多的手术和不适当的使用诊断试验直接归因于生物医学还原论和它的支持者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统治。（摘自《医学与哲学》1980年第3期88～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