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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对话:聚焦生物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时间:2016-09-22 15:27来源:深圳新闻网   作者:未知 阅读:

主持人:现在进行高端对话环节,掌声有请对话主持人及对话嘉宾上台就坐。

主持人:现在开始。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然后给今天在座的嘉宾一个机会,也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今天的高端对话论坛,我想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作一个简单的对中国生物高科技行业介绍,也想听听各位嘉宾对中国生物高科技BT产业发展的想法。第二部分是希望生物高科技产业不是一个简单的讲求技术或者投资的产业,而是应该有一个生态系统,由各个不同的层面互相良性循环,才能够实现很好的BT产业发展,听听各位嘉宾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需要谈谈各自的想法。最后,希望有一些讨论或者争论,对于达到感到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希望听听各位在座嘉宾的意见。

高端对话:聚焦生物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首先,我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姓鲁,名字是鲁白。父母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大家可以想像,他希望我从事完全不一样的行当。我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变成了一个科学家,今天大家可能认识我,一方面可能是知道我在清华大学做一个科学家,另一方面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我和北大的劳教授和谢教授在做科学传媒《知识分子》,这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科学传媒方面的自媒体。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做了非常多的关于科学文化、科学体制机制改革以及科学发展的政策建议等等方面的努力,也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9月18日是我们一周年的纪念日,现在正在进行更大的扩展,希望《知识分子》能够逐渐让全国各地关心科学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各行各业都来关注,大家一起把科学文化、科学教育体制改革做一个推动。

再借这个机会做一个我对深圳的几点感想。

第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要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在深圳也要走出深圳自己的一条独特的产业发展之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非常巨大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可能归结于几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中国的市场比较大,二是中国的劳动力价钱比较便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中国过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追赶,说难听点是学习或者拷贝其他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实力相当强大的国家,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可持续的发展?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做科学技术方面更大的投入,由科技来带动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到底怎么来做?也许各位专家以及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想法。我记得一两年前,我和清华大学的前任校长一起去美国加州访问,见到了脸书的CEO扎克伯格,他问过我们一句非常重要,使得我们一直在考虑的话,他说中国30多年一直可持续的高速发展,一定有它自身的规律,一定有它自己突出的独特做法,我想希望能够把这些先进的经验总结出来,推广给全世界,也许我们美国也可以学习中国的发展道路。他说的话使得我回来以后想了很多,到底中国是怎么样的发展?最近有幸经常来深圳,所以使得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认为深圳的发展是靠了创新,这个创新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但是还有两方面,一是体制机制,或者说模式的创新,还有是文化的创新。我们每次来深圳,都感觉到非常令人激动的振奋感觉,这也许是深圳正在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这可能会引领中国,甚至代表中国今后发展的很好的东西,也是我希望在深圳能够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事情。

最后,我把时候留给各位嘉宾,首先介绍一下本人。当然,我们在大会文献里面已经有简单的介绍,但是我想让每位嘉宾通过介绍自己来谈一谈自己个人的经历,对BT这个行业发展有些什么自己独特的想法。

首先有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Desimone教授来说一说他对自己有趣的经历,过去在美国政府的研究机构,现在在美国大学中做科学研究以及领导工作,他对BT产业是什么样的想法,大家可能已经认识他,中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最强大脑》,他作为神经科学家专家,如果大家还没有见过他,会议结束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和他合影留念的机会。

Robert Desimone:非常感谢您,鲁白教授,非常高兴今天邀请我来到这里。我感觉深圳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合资性的研究所,我看到深圳的相关机构很多的同僚来到这里,我的孩子们来到深圳都非常开心,他们已经来了很多次,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深圳。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为什么关注深圳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发展?我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人脑相关机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是国家精神病研究院负责人,在我的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希望能够把我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临床结果,帮助到人们。我的第一个商业化计划是能够把这些相关的研究付诸实施。经过几年的发展,我认识到为了能够把你的药物研究上的发展有效实施应用,需要一些实践,能够更多的去了解精神障碍等相关的机制。我们这些研究尽管成果显著,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接下来,我首先其他机会的吸引,也就是说,相关的信息技术方面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的研究进行了结合。我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相关IT领域的工作人员,可以使得我们的一些研究人员、IT人员能够很好的进行协作工作,使得这些神经学家一起工作起来。通过这种结合,使他们能够互相利用自己的长处,为神经病人提供很好的服务。我认为,一个好的相关项目参与研究人员,需要了解这些人是否能够积极推进彼此工作,推进创新的不断发展,结合一些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专家,他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协作,进行基础性研究。在麻省理工大学,我们彼此工作的人员都非常有兴趣于把他们的工作进行有效的应用到实践中去,能够把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周围的社区融合在一起。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人获得了诺贝尔的相关奖项,应用了他自己新的知识来帮助新的公司进行癌症治疗方面的工作。这得到了很多资金的支持,我们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很好与周围社区人员共同协作,把它应用到实处。也与政府相关机构很好的合作,这样能够有效的推动创业和创新。

中国在这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需要不断的推动企业家精神。我想提到的是,科学家所研究的科学仅仅是一个起点,它最终需要和产业相结合。

谢谢!

鲁白:我刚才听他的简单介绍中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是不是简单的有多少钱,科学家来到一个地方,很多情况下是冲着环境来的,环境好,周围的科学家、生态环境是什么样的是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点是在麻省、哈佛周围有很多公司,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来创办的。

下面有请另外一位有不同背景的赵继宗院士,赵院士是一位临床医师,他通过临床实验逐渐意识到重要的贡献是脑的功能定位以及脑卒中的治疗。最近一段时间,他在整个行业起到了推动临床研究的作用,领导了中国神经科学的重大临床实验的中心,我们想听听赵院士对我们怎么来发展BT产业的独到想法。

赵继宗:谢谢鲁白教授,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复数北京天坛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大家对天坛医院比较熟悉,是以一个以神经科疾病为重点的医院,主要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国家神经系统临床研究中心是在2013年时由国家三部委,一个是现在的卫计委、科技部、总后卫生部在全国做的临床研究中心,其中包括目前13个临床,以病为主,比如说肿瘤、心脏、呼吸、代谢。其中每个中心原来计划1-3个中心,到全国,只有神经研究中心经过答辩就剩下1个放在天坛医院。作为中心主任,和各位做一个介绍。

我想从三个方面谈我的看法。第一,从100年的医学发展历史来看,因为我是做临床大夫的,例如神经影像,从发现X光直到现在的CT磁共振,其中在早期是临床大夫起到的很大作用,比如说1928年美国的丹蒂发现了X光用在了赵头颅,但是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所有的CT磁共振,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影像系统完全是物理学家、化学家他们的贡献,使得我们的临床医生、病人是受益者。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临床医生基本可以很快就转化过来,例如X光,可以照手指、胸片、头,但是现在的CT和磁共振,如果没有搞物理、计算机任命去发明创造,就不会有今天的临床。所以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今天在讲转化,实际上从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从转化医学到精准、脑研究,实际上它的根本概念就是临床和基础,最近几十年,我形容它是走在两个轨道上的火车,如果顺道走还可以交流交流,如果是背道而驰,这就很难有一些突破。因为从目前临床医生的情况看,它的面是越来越狭窄,知识是在爆炸,他不可能掌握那么多了物理、化学、计算机技术,没有一个结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现在的转化B2B、精准,它的根本核心概念就是吸收做基础研究的,这个基础研究不仅仅是生物,包括计算、以后物理、光学、材料和医生之间的结合,才能够推动我们医学的发展。所以正好符合深圳办会的基本宗旨。

第二,临床研究中心,作为临床医生,我们这几年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们首先和中国科学院先进院、基础研究院所都有一些联系。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东西,脑研究包括一体两翼,一体是脑网络,一翼是健康脑,就是医学的脑子病,还有智能脑,就是机器人、开发无人机、机器战士等等。作为这一翼健康脑,现在很多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例如脑卒中的问题、脑肿瘤的问题、二次老年痴呆、精神病,还有现在脑外伤以后的植物人状态,这些都是没有一些根本基础研究的突破。这几年,我们和中国科学院的陈院士、谭立海教授,在应用他们研究的结果用到我们的临床,既保证了病人在手术中的安全,同时我们的手术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基础研究的证据。比如说我们认为脑子的镍叶是没有功能的,叫哑区,但是陈院士的拓扑方面的研究认为是一个大范围优先的中枢,通过我们手术的病人把镍区切除以后就证实了他的研究。如果再进一步的开发,能不能对阿尔兹、帕金森、不知道原因的昏迷状态,能够有一些基础的突破,突破医学的发展。

第三,怎么来做转化?大家怎么来做基础的临床?现在非常好的局面,特别是最近几年,例如深圳办这样的研讨会,大家都在主动出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头。做基础的找项目,做临床的以后发现问题也和做基础研究的院所结合,大家找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兴奋点,解决我们之间的桥或者是船的问题,最后我们走到一起。

谢谢大家!

鲁白:谢谢赵院士,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基础和临床要紧密结合,要把这个通道打通。我们在谈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时候,Dinshaw Patel教授按照我们中国现有的追求论文影响因子的情况下,可能是全球数得上的,他发表的SCI文章在一年中就已经达到篇。我们想听听美国两院院士Dinshaw Patel教授对做基础研究是什么样的看法,基础研究和BT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Dinshaw Patel:我的名字叫Dinshaw Patel,我长在印度,后来到了美国,这是1961年进行了研究生研究学习。在博士之后,我得到一个任命,在NTMT新泽西实验室。我对生物科技非常感兴趣,有很多物理学家引入了生物科技,在NTMT允许这些物理,关注生物物理。在我们实验室,有一个技术人员,我们小组非常小,关注的是一些基础理论和原则,在物理和生命科学。我们都是通过后期来推动研究,我花了3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实验室。那时候的公司因为垄断分开了,我就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健康科学研究,这里有个不同的机会,允许我们有很大的小组。我们从基金机构获得了很好的基金,这是不同的环境,非常具有挑战。但是我的职业生涯非常好,非常顺利,在哥伦比亚工作8年,让我有很好机会设定一个项目,这就是我现在工作的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我有这么多好的资源,一直受到新挑战的推动。最近几十年,我的团队关注基因的调控,我对它非常感兴趣。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新的东西,大概15年前,我从获得了一张明信片,我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他现在是我在北京的一位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团队有很多中国人了,今年我的整支团队都是中国人。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中国,很多博士后回到中国,我们所有的教员都是中国人,他在这里领导他们。我对中国的历史非常有兴趣,对中国文化也非常有兴趣。今年,我获得了一个邀请,深圳的一所大学中让我作为嘉宾。我在中国寻求这样的机会,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遇到一位石先生,他想在教育方面克服挑战,他说服了我。我认为在中国机会非常大,在开发学校方面,我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想说,我与中国有很深厚的纽带,对中国过去的增长发展过去几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与很多项目有很好的关系,它们现在得到世界的认可和认识。我想成为中国科学的一部分,在未来的5-10年。

鲁白:谢谢Dinshaw Patel教授。Dinshaw Patel教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有这么多的中国来的科学家在他的实验室,以至于他自身也加入到深圳的基础研究领域里面,他现在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客座讲座教授。

下面还想听听麻省理工学院的冯国平教授的介绍,除了他自己的基础研究做得非常好之外,他还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他自己也在中国搞过一个生物高科技公司,在苏州也相当成功。二是在深圳参加了一个孔雀团队,想开创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就是用转基因编辑技术来做灵长类研究和疾病动物模型。下面我们听听冯教授对深圳以及中国BT产业的独特想法。

冯国平:我叫冯国平,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院,然后到了美国读博士、博士后。2000年以后开始在美国医学院的神经医学方面做教授,波士顿有一个MIT和哈佛联合办的研究所,在国际上也是数一数二,我是那个精神疾病研究中心工作,主管神经生物学。我们在深圳先进院做脑认知和脑疾病的研究。我从杭州来,是最漂亮的城市,我发现深圳和杭州也不差上下,所以让我的印象特别好。这里有很多特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都是年轻人,到了MIT以后,我感觉到年轻人是最重要的。在MIT,年轻人没有毕业就有很多人开设了公司,毕业后几年都会把钱捐赠给MIT做教研,所以年轻人是科技发展的一个最强的动力。我们有很多的支持,但是我们没有这么敢闯敢想的创新能力,我很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敢闯敢想,这是中国将来的资源。作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怎么样保证这些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的创新和创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最基础的怎么样提高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待遇,让他们感觉做科学研究不但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前途的地方。

前面几位都讲到一点,我想强调一点,要想做转化科学,不是想转就能转,要有东西。从国际上的经验,从生物科技来说,几乎都是在很高质量的实验室和大学出来的。怎么样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大学城,把它建好了才有很好的转化。这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做出来的。MIT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MIT的研究所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生物谷,30年前那里是一片空白,为什么30年后变成了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生物谷?就是因为有MIT和哈佛把重心转向用生物技术进行创新的能力,所以这30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深圳要想做好生物转化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现在的科学发展很快,就要把大学建好,才能有基础转化。

第三,科学的创新。我在过去两年到过深圳,也见过各级深圳领导,市领导都对怎么样把生物医学在深圳搞好很感兴趣,很有信心。很多人想我们把世界500强企业吸引到这里。我是治疗大脑疾病的,在过去60年中,世界各大药厂已经有几百例药出来,只有一种对于各种领域来说是新药。药厂有新的创新可以很快转化,但是搞不出新的东西来。所以我认为应该在深圳推动个体创业,这样就可以推动每个年轻人和科学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性,造成这种气势。如果有几个公司做得好了,有了很广的基础,才可能把这方面的生物转化和生物技术做得很好。谢谢!

鲁白:谢谢冯教授,冯教授在介绍对BT产业的看法当中,已经提到了今天讨论的主题,也就是说生物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生态系统。稍后我们会专门讨论,想请各位谈谈为什么在有些地方BT产业发展非常好,有些地方发展不好,到底什么原因,需要什么因素。

我们现在先提一个BT产业所需要的生态链,那就是基础研究、转化研究,最后到市场,这三个环节要打通。关于这方面,我们特别要介绍另外一位嘉宾陈恂博士,他在斯坦福做过基础研究,后来自己创业,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企业,然后变成了一个投资人。最后又回到来创业。我们想听听他是怎么来看待我们所需要的生态系统,也就是产业链,从基础研究到时候转化研究,最后到市场和应用。

陈恂:谢谢鲁白教授,大家好,我是陈恂,今天非常荣幸和各位科学家同台分享我的想法。

我今天本来给自己准备的自我介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很另类的人来切入,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发现自己想说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另类,大家都提到在他们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当中发现的跨界,对他们的生涯和进步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说说自己的经历以及怎么走到这个行业里面来,是一个比较另类的过程。我自己是HIK的博士后,那里是我真正的科学研究殿堂。从哈佛毕业之后我们创立了一个公司,解决了再工程上很多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很快打开了市场。之后我又去做了国际上很大的专注于科技产业的一个私募股权的亚洲业务。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个东西,在电子行业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摩尔定律”,它说半导体芯片技术生产半导体的时候,每18个月成本会降低一半,一直以这个速度来推进今天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互联网企业,例如腾讯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技术发展之上。它长期持续以指数级发展,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机会之一。我自己等于是参与了摩尔定律创造产业的过程,但是我自己也在慢慢步入中年的时候也观察到摩尔定律也开始步入中年。有一天我读一本杂志时看到了一张图,它画的样子和摩尔定律一模一样,只不过不是描述半导体行业,而是基因测序的成本在过去20年下降的速度,比摩尔定律描述的速度要快很多。我说这非常有意思,好象这个趋势刚刚开始,我找了很多朋友去聊,我们认为它会持续,得到了相当肯定的答案,这个趋势估计还会持续下去。根据我过去对这个产业发展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能够以这样指数的速度发展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一定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不可估量的机会,给社会带来价值的价值。在基因测序方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非常有意思,有四五个小伙子做算法非常厉害,我们看了基因数据测序出来之后去处理的世界标准,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其实现在大家在用的这些软件,说个尖锐一点是完全没有受过软件工程训练的人写出来的。所以这几个小伙子说我们试试,我们在半年之内就做出比现在在同样计算资源的情况下快100倍,不久之前得到了美国FDA颁发的奖项,因为这对计算有相当大的冲击。

渐渐我们不满足于算东西,也想知道是算什么。我们在这方面也比较另类,有一个数据公司,相信我们已经在中国表观基因组学方面的产品走得比较靠前,用这种方法来做肿瘤的诊断。

我是从IT走向BT,真的看到了非常激动人心的前景,也看到了我们能够为这个领域,为大家的贡献作出贡献的机会。

鲁白:谢谢陈恂博士。现在进入研讨会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来探讨一下生物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哪些必要的因素。在开始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国际上做得相当好的地方,它们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做得最好的可能是美国的波士顿、圣地亚哥、旧金山地区,有些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我想有一些大家都已经公认的,比如说这些地方都有很好的大学、科学研究和非常棒的顶尖科学家。第二是他们有非常强的人才队伍,各种不同梯队的人才梯队,从研究生到博士生、美国科学院院士、获得诺贝尔奖。第三是有非常巨大的投资,美国的风险投资极为活跃,它和其他投资不一样,能够容忍一些风险,鼓励创新,引导创业。第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政府的介入、扶持,包括地方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和奖励方式,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我个人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混合人才机制,不光是科学家、投资人,还有做法律的、财务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创业者,有一批年轻人可以不太考虑稳定的生活,而是要去创业,有这个胆量和远见,能够带动一批年轻人一起来创业。这些因素在深圳都看到了,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做得相当好,超越了美国。

我接下来想要进行的生态环境的讨论就不点名了,各位自己来说,你们都有各自的看法。在这个BT产业的发展中,各自的经验中是怎么样把各个不同的环节做到最好,能够打通?例如临床研究方面,中国现在是相当落后的。各位自己来谈谈吧!

在波士顿,您有人才、政府的投资,所有这些对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Dinshaw Patel:您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有关与科学的领导力,我在这里评论几句。

如果想进入新的领域,例如科学的新领域,重要的是要找出一些主要的个人成为你的领导,成为领导力的位置。我寻求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愿景,有承诺致力于做这件事情。他要有开放的心态,能够迎接新的挑战。这个人要有广泛的知识,能够找到,聘请、培养人才。人的技能非常重要,他的管理经验和技能也非常重要。在生命科学中,个人如果感觉所有的基础转化科学和基础科学要熟悉,知道如何平衡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后期推动的研究重要性。关注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不要害怕失败,要敢于挑战。只有很少的项目才会成功,我们不需要试,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向前发展,敢闯敢干。在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清华大学,易纲回到中国,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学,他有这样的愿景,就是在生物科学和其他领域上的影响,他在清华大学建立了国际项目。他的工作在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出版了。他推动了好奇研究,是一个非常原创的研究,开展了很多科学的新领域。我提到的所有原则中,易纲所遵循就是把人才带回他的国家。

鲁白:非常感谢!下面我们请赵院士讲讲临床研究的看法,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是,因为我在企业界工作过,在基础科研MIT企业工作过,我认为中国的临床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我们就问几个问题,一是有多少疾病是以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有多少治疗方法或者诊断的标准是由中国人首创的?从这几个问题来看,中国的临床研究其实是非常薄弱的。赵院士是这方面的领军,他一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赵继宗:谢谢。刚才鲁教授提的两个问题太尖锐了,也非常遗憾。作为神经外科领域,我知道的还没有以中国人命名的疾病或者什么手术方式。目前临床研究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点穴非常准。为什么?这里有三件事。第一,现在大家一说临床,申请标书、课题都是说我们有大量的病人。这是事实,我们一个月相当于美国一年的病例。但是我们这些资源无论是临床资源还是生物学资源,所谓的“标本”能否使用?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刚才几位教授提个很好,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实验基础,得出的东西才能转化。你做出的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转化了很久出不来。临床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尽管有大量的病例,但是这些病例的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的?当然,这里有客观规律,因为都是做临床工作,小鼠可以按数据分组,人不行。我们所谓的大量病理学标本拿起来以后,保管是否合适?给了那些研究单位,作出的东西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第二,共享。十三五国家课题已经下来了,我们在脑卒中、肿瘤研究方面国家投了很多钱,要求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病人、资料,能否统一起来共享?这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自主权,我的资料能否被你使用?统一还好办,但是统一之后能否共享?第三,能否有一个组织?这次习主席在科技三会上有一个讲话是建立国家实验室,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做,如果这件事情事情能做,不仅对临床研究,对全部研究都会有好处。脑研究绝对不是单纯一体两翼,还有做神经学、做病、做药、做器械的,如果将来国家实验室能够成立,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某个领域突出的部分组织起来,能否解决中国现在临床研究遇到的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鲁白:由于时间关系,进入第三个方面。赵教授帮我们了开了头,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它们应该在BT产业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加速器、孵化器,有各个层面的政府对BT产业的支持,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政策,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建立国家实验室。我们现在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里可以谈一谈,假如我们有了国家实验室,应该是怎样的做法?是否还是大家各自做各自的科学?还是要做产业界、公司不能做,而大学单一个的实验室也不能做的研究?我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希望大家开始谈。

冯国平:这个问题很好,但是要办好很容易,也很不容易。MIT有一个例子,二次大战时飞机来轰炸,雷达是很重要的,这是林肯实验室发明的,这个实验室有四千人,把所有精英都集中在一起做成的,这不是为了我一个人的事情和一个人的功劳、名誉。在美国有一个说法非常正确,不论是别人捐助还是国家给钱,不是用来对个人的研究,而是用来对国家的发展和解决疾病问题的资金。所以要在一个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侧重点。要有多学科的统一方法,现在精神科疾病的诊断方法都没有统一,都是行为学的诊断。现在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谷歌也投资了很多的资金来研究这方面,发明一个很小的感应器放在眼睛上来感知病人的情况,这涉及到很多的数学家、工程师、化学家,把这些集合起来才可以建立一个对国家有影响的国家实验室。最重要的是国家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把这些做好了才是最好的。

鲁白:陈恂博士来谈一谈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怎么样避免重复,做出差别,和大学、公司都不一样。

陈恂:对不起,中国把国家实验室做好我不是特别担心,但是这个问题问的是背后是国家或者政府在BT产业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我倒是有几个想法想说一说。其实说到产业,最最重要的是基础科学,转化研究、风险投资、职业的服务,例如律师、会计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市场,除了市场有多大,增长潜力有多大,我非常希望中国政府有更多的作为,一个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对市场的保护,二是对市场的监管,重要的是怎么区分好的产品和不好的产品。我进行过很长时间的思考,美国有一个公司是消费者做测序,美国的FDA也在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也找出一条特别的路。我们在商量这个模式到中国来是否很有意思?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这在中国一定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给消费者做基因测序,然后还给消费者的信息是消费者一点判断力都没有的。换句话说,两个都给我做同样的信息还给我,我没有判断哪个给我的东西是更好的。在消费者没有判断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某些市场上监管缺位,造成两者做出的事情让消费者无法判断真伪,最后这个市场会烂掉,最后让消费者享受不到这样的服务。基础研究、转化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人才引进是国家做得很到位的,但是真正的缺位之处是市场的监管和保护。

Robert Desimone:我想简要的说一下。深圳现在在努力建立大学,当然建设非常有名的研究中心是需要时间的,如果真正能够建立,我的建议是,大家考虑能够引入更多的国际性研究室相关因素。比如说引进一些美国的核心实验室,吸引更多的人来与中国的相关科学家、年轻人进行一些互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机制。这也就是所有世界上大学的特色,我们希望在深圳的大学也更加以全球化的视角来去发展。

鲁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高端对话就到这里,感谢他们精彩的分享。谢谢大家!

主持人:上午的会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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