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hynoweth：我刚好也想说这事儿。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下，Dick，虽然我们与那些处心积虑的官僚体系较劲，有一句是一个被激怒的AVP（？）说的话我老挂在嘴边。他使劲嚷嚷道："Unis从未交付使用。"

问题：个人的压力会怎样？那会让事情不同吗？

Hamming：会的。但如果你不能投入感情，就不会。我在贝尔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有早期的溃疡病症（有研究声称溃疡病与压力有关。译者注），我到海军研究生院（NavalPostgraduate Schoo）后病症就消失了，也放松了不少，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好多了。但是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大科学家，你就得忍受压力。你也许会有一个优雅的一生，你也许会成为一个优雅的人，另外或者也许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你要过只想有娱乐伴随、事事占全的优雅美满生活的话，你就会开始"优雅"的一生。

问题：你谈到的关于勇气的内容无人反对，像我们这些头发花白的人或已有建树的人已没有那么多担忧。但我感觉到在年轻人当中，他们当前的担心是在高度竞争环境下的抗风险能力。你对此有何高见？

Hamming：我还要举更多Ed David的例子，Ed David担忧我们社会中总体勇气的缺失。我们是走过了不同时期的人。我们走过了战争（二战。译者注），走过了建造了原子弹的Los Alamos，走过建设雷达的时期（此话背景不明，应是和二战有关。译者注），诸如此类，然后来到了（贝尔的）数学部门，一个研究的领域，以及一群充满勇气的人。我们目睹事情的经过，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战争，美妙之极。我们有理由充满勇气以便完成更多的使命。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再重新"安排"重现一次。我也不能埋怨当今一代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我同意你说的，我只是不能加上抱怨。就我看来，当今一代有伟大的理想，只是缺乏勇气去实现。但是我们有啊，因为我们因环境而拥有—-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极成功的战争。在战争中，我们也曾长时间地绝望，如你所知，那是拼死的抗争。

但是我们的胜利给了我们勇气和自信，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40年代后期及整个50年代，各个科学实验室在早先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过去的日子逼迫学习别的东西— -我们被迫学习我们不想学习的东西，我们被迫打开那扇门—-于是我们可以得益于我们学到的东西。的确，我对（当今一代的勇气）无能为力，我也无权指责年轻一代。这就是现实。

问题：有什么是管理层可以或应该做的吗？

Hamming：管理层做不了什么事！如果你所说的是研发管理，那是另一回事，我得再花一个小时来讲。这次演讲是关于个人如何成功地进行研究，与管理层能做什么无关，也与其他的任何障碍无关。那么你怎样做呢？就像我观察别人如何做的一样。就那么容易，

也就那么难。（牛人说牛话啊。译者注）

问题："自由讨论（头脑风暴）"应成为日常的必经程式码？

Hamming：以前这是个问题，但看起来没有什么"回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内心有和别人交谈的愿望，但是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不是太有价值。我的确去和人认真地谈，对他说："嗨，我认为是有这么回事，我是这样想，这样看的……" 然后翻来覆去地谈来谈去。

但是你必须挑选有能力的人谈。用其他的比喻，比如你知道的"临界质（criticalmass）"。如果你肚里有足够的料，你就拥有了临界质。再者就是我以前称呼的"不间断吸收器（sound absorbers 即国人所说的"吸功大法"。译者注）。 如果你有了"吸功大法"，你就能出新点子，然后他们只会说："是，是，是。" 你需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去取得足够的临界质，"是呀，这提醒了我这样，这样，" 或者"你想过这样或那样吗？"

当你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对那些只会点头称是的"好"人，你可拿开你的"吸功大法"了。

去找那些能马上启发你的人谈吧。

例如，你一和John Pierce谈话就会很快被激起情绪。以前有一帮子人我常和他们谈，比如Ed Gilbert，我常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问题，听他讲，回来时信心百倍。我仔细挑选可以头脑风暴的人和不可以头脑风暴的人，因为"吸功大法"是祸根。他们只是一些好人，他们填满了整个空间但除了抽取你的思想，他们什么也不贡献，而且那些被抽取的新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了，而不是有个回音。是的，我发觉有必要和别人交谈。我想那些闭门造车的人未能这样做，导致了他们未能让他们的想法更锋利，比如"你注意到这里有什么事吗"。我从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 我过去看个究竟就行了。有人指了条路，我看来，我已发现了一堆书我回家必须读。我去问那些我认定能回答我并给我尚不知道线索的人问题，然后我走出去，自己看个究竟。

问题：你在给阅读、写论文、和实际做研究各自分配时间上是如何取舍的？

Hamming：我坚信，在我的早年，我认为要花和原始研究一样多的时间用来修改和表达。

现在我认为要花50%的时间用来表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问题：应该花多少精力在图书馆里面？

Hamming：那要取决于什么领域。举个例子：在贝尔实验室有个同事，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家伙。他老在图书馆里呆着，读所有的东西。如果你想要参考资料，你到他那里去，他就会告诉你所有的参考资料。但我在提出以上那些看法的同时，下这个结论：长此以往他不会有任何以他命名的成果。他现在已退休，成为了一个副教授。他是很有价值，我对此没有疑问。他写了一些不错的文章登在《物理评论》上，但他没有以他命名的成果，因为他读得太多。如果你成天研究别人怎么做的，你就会按别人的老路子思考。

如果你想要有不同的新思维，你就得按那些创新的人的路子—-先把问题搞得相当清楚，然后不去想任何答案，直到你已经仔细地把如何做的过程考虑清楚，以及如何你只要稍微调整以下问题的角度。所以，是的，你需要保持状态，保持状态去搞清问题，而不是成天靠读书去找答案。阅读是搞清"怎么回事"以及"可能性"的必要手段，但靠阅读去寻找答案不是可取的有意义的研究的方法。所以，我给你两个答案：你阅读；但不是靠读的量，而是靠读的方式起作用。

问题：你是如何让事情以你的名字命名的？

Hamming：靠做大事！我告诉你一个"Hamming window"的事。我以前老"难为"Tukey。后来一天我接到他从普林斯顿打来的电话。我知道他在搞power spectra（不敢乱译，字面为"能量频谱"之类。译者注）,他问我是否介意他把某个window命名为"Hammingwindow"。我对他说： "算了吧，John，你知道我只做了很小的一部分，主要是你做的。"

他说："对，Hamming，但你贡献了不少的'小事'， 你理应得到这些荣誉。" 所以他就叫那为"Hamming window"。让我继续。我常搅合John的大事。我说的大事就是把你的名字变成"安培 ampere"、"瓦特 watt"、"傅立叶 fourier"的时候 —- 但你的名字被拼成小写（西方人名以大写开头，小写即是以人命名某物。译者注）。这就是"Hammingwindow"的来历。

问题：你能谈谈演讲、写论文和写书之间各自的效果吗？

Hamming：短期来看，论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明天就要去激励某人。如果你想要一个长期的认可，写书的作用更大，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需要方向。现今的知识几乎是无穷的，我们需要方向寻找自己的方向。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无穷的知识。从牛顿时代开始至今，我们差不多每17年就增加一倍的知识量。我们基本上通过"专业化"来应付。在下一个340 年，按此增长规律，会使原本的只是增加20次方，如一百万，并且现在的一个领域届时就会有一百万个专业领域。这不会发生。直到我们找到不同的工具，现在知识的增长就会窒息而停止。我确信那些帮助我们融会贯通的、协作的、抛开重复的、丢掉干瘪的方法，（从而代表重要思想的书）会成为未来后代所珍视。公开演讲也是必要的，私下谈话也是必要的，写论文也是必要的。但我倾向于认为，长期看，那些只写至关重要内容的书比起什么都谈的书要重要，因为你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我并不要了解那么多关于企鹅的事就是一个通常最好的回答。你只需要知道精髓。

问题：你提到在某个事业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事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声远扬。这就是有关名声更广泛的问题吗？一个人能为此做什么呢？

Hamming：你能做以下的事情：大约每7年做一个重大的专业领域调换，如果不是全部的。所以，我从数值分析到硬件，到软件，等等。周期性地，因为你想要用到你所有的想法。当你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你就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开始。你不再是一个mukitymuk （不是英语单词。"权威/大人物"之类，完全瞎猜。译者注），你可以从头再来，你可以播洒那些种子以期长成参天大树。香农，我相信他毁了他自己。事实上，当他离开贝尔实验室的时候我就说："香农的科学生涯结束了。" 我受到不少朋友的"炮击"，他们认为香农和以往一样聪明。我说："是的，他仍聪明，但他的科学生涯就此结束。" 我确信事实如此。你的改变，一阵子之后你就会疲倦，你用光了在一个领域的创造力，你需要找到相近的事。我不是说要你从音乐换到理论物理再换到文学。我是说，在你的领域里你需要更换不会令你厌烦的区域。你不可避免地被迫每七年变动一次。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会要求一个做研究的条件，做到此，你得每七年改变一次研究的区域，伴随以合理的解释，或者到第十年的头上，管理层有权强制你改变。我坚持改变因为我是当真的。老的领域会发生什么呢？会有一些成熟的方法在那起作用，大家一直用着。他们在当初正确的方向上继续前行。但世界变化着，现在有新的方向。但老伙计们还在老路子上迈着步子。

你需要走进一个新的领域以求新的视角。你能为此做些事，但那要费神和费力。要有点勇气才能说出："是的，我要放弃我的响亮名声。" 比如，当校正错码成功发布的时候，有了这些理论，我对自己说："Hamming，你要停止看该领域的论文了，你要完全忽略它，你要试着做点别的事了，别老吃老本。" 我有意拒绝继续在此领域。我甚至不去读有关的文章以强迫自己去做别的一些事情。我操控着我自己，这就是我在整个谈话里反复宣讲的内容。了解我的缺点，我操控着自己。我有很多缺点，所以我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有很多可操控的可能性。

问题：你能比较一下研究和管理吗？

Hamming：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研究者，你就不要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如果你就是想成为公司的总裁，那是另一件事。我不反对成为公司总裁的想法，只是我不想。我认为Ian Ross在贝尔实验室总裁的位置上干得不错，我不唱反调。但是你得清楚你要什么。进一步说，当你还年轻，你也许希望挑选去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如果你活得较长，你也许会改变你的想法。比如，一天，我到我的老板Bode那里，对他说："为什么你要当这个部门的头呢？为什么你不去当一名大科学家呢？" 他说："Hamming， 我有远见，知道贝尔实验室的数学部分要怎样，如果要让这个"远见"得到共识，我就得当上部门的头。" 当你觉得你想干什么的远见正好在你游刃有余的能力范围内，你就应努力获取它。如果有一天你的远见大大超过了你轻松应付的能力时，你就应该去做管理工作。

而且，"远见"越大，你就应做越大的 "管理"。如果你拥有一个关于整个实验室应该向何处去，或者有关整个贝尔系统，你就得到该去的位子让它实现。你从底层是无法轻易让它实现的。这取决于你的目标和对目标的渴望，而且这些都随生活而改变，你得准备这些变化。我选择回避管理工作因为我更希望做我容易应付的事。但这是我的选择，只对我起作用。每个人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但是一旦你选择了一条道路，看在上天的份上，明确你做过什么以及你做了什么选择。别试着两样都占。

问题：一个人对自己的期望重要呢，还是置身于你所在的那个期望你做出大事的群体重要？

Hamming：在贝尔实验室，每一个人期望我干出大活—-这可是帮了我大忙。每个人期望你做出好的活，所以你就去做，如果你有自尊心的话。我想让你的周围聚集一流的人非常重要。我寻找最好的人群。当物理饭桌失去了最好的人时，我就离开。在化学饭桌同样情况发生时，我也离开。我总是跟着那些有能力的人，因此我能从他们那里学习，他们也期望我做出成绩来。通过有意操控自己，我觉得我做出了比放任自流好得多的事情。 (责任编辑：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