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院士：一个良知走了

        “他在每个阶段都在努力，年轻时搞研究，年老时反学术腐败，他始终坚持原则。他是对国家和公众做出莫大贡献的人。这是有意义的人生。”

        今年这个夏天，邹承鲁的生活依然规律而家常。6点即起，上午8点已经到达办公室，工作内容大致是查收回复邮件，看新闻，和所里的同事朋友聊天，2小时后(10点左右)回家。然后是午饭午休，起床后再次打开电脑工作，4点多钟由6年来照顾自己的小刘搀扶至起居室，半躺在摇椅上看会儿电视，还有，经常拿支冰棍做点心。6点半晚饭，饭后看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陈赓大将”之类的，9点准时洗漱睡觉。

        “再好看的连续剧，即使是在紧张的关头，9点到了，我还是遥控一关，睡觉。”类似这样的生活，除了偶然被住院所打断，先生已经持续了数年。

        9月的一天，他给笔者打来电话，“现在医院有床位，我要住院化疗。”“化疗也没有什么，就是会不舒服，全身上下不自在。”

        这几年，因为膀胱癌和淋巴癌，邹先生已经历了3次手术和10次化疗，期间摔坏了腿，还带着久已缠身的糖尿病。此时的邹先生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会这样——生着病，看着病——颤颤巍巍地走下去。

        不想，11月23日，美国的感恩节，笔者收到了邹先生女儿的邮件：邹先生走了。

        诺奖：“炒作过头了”

        邹承鲁名字中的“鲁”字表山东，祖籍无锡的他1923年生于山东青岛，由于父亲铁路职员的工作性质，幼年和青年的邹承鲁还曾在沈阳、武汉、重庆等地留居。

        抗战中的1941年，他由天津迁到重庆的南开中学高中部毕业，同年考入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有传奇意义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化学系。因就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学术基础和研究兴趣，邹承鲁1946年以化学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开始英国求学之旅，其师为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基林(Keilin)教授，从事呼吸链还原酶研究，1951年，邹承鲁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彼时的剑桥大学是世界生物化学的重要研究中心，基林教授的实验室也是世界呼吸链的研究中心。

        研究生期间的邹承鲁在国际上最早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在基林教授鼓励下，其独立署名论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巧合的是，1979年他在《自然》发表的一篇论文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因为上世纪60年代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方面所做的重大贡献，邹承鲁不仅被誉为中国生物化学界的泰斗，而且常被媒体评价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对于诺奖与他的关系，他曾坦言“不能说不想”。

        “做的时候没有想过。假使一个人做科学研究工作，他做工作就老想得诺贝尔奖，我想他永远也得不到……但现在，我觉得炒作过头了。”

        “一个说真话的老头”

        诺奖是媒体最爱拿来和他说事的话题，但他最爱说的则是反学术腐败。晚年的邹承鲁已淡出学术研究，反学术腐败的事却一直未落下，“新语丝网站常常看，也常和学生朋友讨论……年纪大了，(反学术腐败的事)我现在就尽量说，多说一点是一点。”

        邹承鲁传记的作者曾跟笔者感慨：“现在但凡涉及学术腐败的文章总是阻力重重，20多年前的邹先生真不容易。”

        当23日笔者将邹先生去世的消息告知中国科学院的一个普通研究员时，她沉默良久后慢慢地说：“一个良知走了。”邹先生的传记执笔者应是和他接触最多的记者，他对邹先生的评价是“一个说真话的老头”。

        2004年年底，邹承鲁同饶毅(旅美生物学家、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鲁白(华裔科学家，美国NIH儿童发育研究所神经发育和可塑性研究室主任)一起在《自然》杂志《中国之声II》增刊中联合发表了《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现在，当笔者联系到饶毅教授时，他在机场对邹承鲁先生做了发自肺腑的评价：“他在每个阶段都在努力，年轻时搞研究，年老时反学术腐败，他始终坚持原则。他是对国家和公众做出莫大贡献的人。这是有意义的人生。”

        身后的遗憾和牵挂

        在中国科学界，邹承鲁和夫人李林以及岳父李四光同为院士，有“一门三院士”的佳话。但年轻时很孤傲的邹承鲁，其实很没有架子，也喜欢和朋友同事聊天，会留初次见面的记者在家吃饭、聊家常。

        现在的邹先生家中，以前的饭厅改成了灵堂，餐桌上陈放着照片，桌上桌下摆放着亲属、同事、学生和朋友们敬上的鲜花挽联，时而有人前来吊唁。邹老生前最爱坐的摇椅原就放在房间中间餐桌旁边，现在和几把餐椅圈成半圆，供来宾落座。一向乐观、晚年当“管家”的女儿邹宗平接待来访客人。

        小刘夫妇已经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六年，照顾老人和维护房子。每次邹老住院，小刘陪房。这次先生国庆前后两次入院，前次还好，他们趁间歇还粉刷客厅墙面成红色，先生国庆回来还说好看，说小刘他们太辛苦了，陪房陪夜还抽空干这些。

        随即，他被检查出心脏附近又有一肿瘤出现，国庆后再次入院，小刘跟笔者说，这一次他们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邹宗平也说他大概出不来了。

        肿瘤的压迫让人遭罪，加之肺部感染，整夜咳嗽，几乎无法入睡。先生最后一周几乎发不出声来，咳得声带坏了，而且连续几天睡不好觉。

        23日夜里，先生咳得厉害，医生吸了好多痰，先生才好受了些，小刘跟他说睡一会儿，先生还轻轻地说好，就睡了过去。睡着了有轻鼾，小刘还挺安慰，舍不得叫他，想让他多睡会儿。4点多时发现监视器情况异常，多个指标全面下降，医生大声喊他的名字，老人已经醒不过来。医生电话征求他女儿邹宗平的意见，是否立即进行气管手术，或可延长一些，邹宗平不想让他再受苦，放弃了。

        5点20分，邹宗平赶到医院，先生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陪护的小刘说先生到昏睡过去之前的最后一刻都异常清醒，旁人说什么都很明白。邹宗平在发给朋友的邮件中说：“父亲走得很安详。”

        邹承鲁先生的生命有意义，也有遗憾，更有牵挂。当我们收拾眼泪，把科学家还原成一个老人，在夫人李林走后的这几年，虽然从一个外人看来生活条件优越，可邹先生其实是有些孤单的。

        他一直说希望两个外孙上大学后女儿回来住，多陪陪他，“最后几年我能够跟她在一块儿”。今年暑假，两个外孙在北京待了3个月后返回美国，小外孙也上大学了。本来，女儿从此要多些时间呆在北京了，可惜老人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

        还有他坚持了几十年的反学术腐败，如今到了最严重的时期。今年夏天他还对笔者说，期望这就是谷底，中国的学术风气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记得9月时，邹老曾亲口对笔者说起他的个人传记之事，稿件他已全部审过，他对出版社的坚持是只可对文笔进行错误修改或润色，内容不得擅改，如有改动，必须经其本人同意。此时先生已去，传记能如他所愿的面貌面世吗？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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