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的历史真相

        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三个单位的有关科学工作者，合作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用人工方法全合成蛋白质牛胰岛素。我国科学家的这一重大基础研究成果，是在多肽化学薄弱、专门人才缺乏、各种氨基酸和特种试剂国内不能生产等不利情况下，同科学发达的美国、联邦德国有关实验室的激烈竞争中取得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外许多科学家对此始则表示惊讶，继则给予高度评价，甚至有的著名科学家认为它可以获诺贝尔奖。国内许多人士对它获诺贝尔奖也持乐观态度。但后来的结果却是它与诺贝尔奖无缘。

        近年来，诺贝尔奖成为国内有些人士的热门话题。他们期盼在中国本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学者尽早实现零的突破，在诺贝尔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们对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成果与诺贝尔奖无缘而遗憾。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然而，人们在探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原因时，以讹传讹，错误的说法广为流传，湮没了历史真相，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它以本来的面貌。

        传闻之误

        近几年，国内出版的一些专著、传记、报刊，乃至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都把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失去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机会，归咎于我国有关机构违规申请诺贝尔奖。其中有代表性的说法当推两本专门研究中国人与诺贝尔奖的书，即栾建军的《中国人谁将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与中国获奖之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和吴东平的《华人的诺贝尔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这两部书中写到：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化学组主席对此给予很高评价，并希望中国推荐领衔这一研究的科学家角逐诺贝尔奖。但后来没有结果。……到了1975年，杨振宁又推荐了这一成果。有消息说，我国有关机构曾提出以集体作为候选人，因为不符合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定，以后又经过平衡，从参加研究的十多位科学家中，推荐出四位候选人，但由于诺贝尔奖同一奖项获奖者不得超过三人，又不了了之。”（栾建军，第206页）

        “‘文革’后期，杨振宁回国时再度提出×××等人研究成功的胰岛素，应该去争取诺贝尔奖一事。他本人也极力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推荐。当时中国也写了申请，并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四个获奖人。根据诺贝尔奖的评奖规则规定，每项科学奖中一次最多不超过三个人，有人提议将报告中的获奖人减少一人，但由于国情，强调集体主义，不能助长个人主义，还是坚持报了四个人……”“据说瑞典方面也愿意把奖发给中国科学家……就此和中国有过交涉，但是中方不肯更改名单，这个问题被卡住了”；“正是如此，使×××等人失去了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机会。”（吴东平，第163～165页）

        两本书的说法大同小异，概括起来就是：（1）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的；（2）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推荐了两次；（3）“我国有关机构”也写了申请，推荐了四个候选人，虽不符诺贝尔奖的规定，却又不肯更改，从而导致中国科学家失去了诺贝尔奖。

        以上说法都是错误的或毫无根据的。事实是：（1）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只有一次，是1979年1月；（2）杨振宁确实十分关注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1972年、1978年先后向周恩来和邓小平提出过，但也只在1979年这一次作了推荐；（3）中国科学院只是应杨振宁等有资格提名或推荐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人士的要求，向他们提供了一份代表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的全体人员的名单，作为诺贝尔奖1979年候选人的有关资料，而且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同诺贝尔奖有关部门进行任何联系。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诺贝尔奖候选人的问题上，机构、组织、团体是否有推荐权。在诺贝尔奖的几个奖项中，除和平奖外，其它奖都不受理任何机构、组织、团体推荐的候选人，也不受理任何个人自荐，只受理有资格提名或推荐人士的个人提名或推荐。这些规定，栾建军、吴东平是知道的，在他们的书上也有所表述。然而，他们却在“我国有关机构”直接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4个人的候选人名单等这类子虚乌有的事情上煞有介事、津津乐道，令人费解。

        批判拒绝诺贝尔奖的时代背景

        上述两本书还提到，“文革”期间，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另一可能原因，是江青认为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栾建军，第207页）；“有的领导者”认为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感兴趣。对此，我无从查证。

        我国对诺贝尔奖持批判拒绝态度不是始自“文化大革命”，其发明权也不属于江青或“有的领导者”。拒绝或反对诺贝尔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乃至于军衔制等采取全盘否定的必然结果。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正式通过国家鉴定的时间是“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在这次鉴定会即将结束时，有人发言：“诺贝尔是靠搞炸药发了财的，后来拿出一些钱作奖金，我们要打破诺贝尔奖金的迷信。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1966年4月19日，鉴定会议简报第14期)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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