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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大学药理系王小凡教授专访

时间:2007-04-17 11:33来源:人民网 作者:admin 点击: 232次
(责任编辑:泉水)

博士生(Ph. D)的训练是很特别的,它系统地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这种分析能力是相通的,它不局限于你所学的专业,而是适用于各个领域,甚至比如说法律,经济。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是失败的。 有些人提倡好像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能做成一番事业。 这不一定是对的。

                                                                    ------王小凡教授


  人物背景: 王小凡,新疆乌鲁木齐人。小学没毕业即进工厂,一待就是八年。1978年高考考取武汉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1982年考取吴瑞教授主持的CUSBMBEA项目后赴美留学。1986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后赴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被聘为杜克大学药理和癌症学系助理教授,成为最早来杜克大学执教的华人教授之一。1998年被评为终身教授,03年成为正教授。 在美期间获得多项学术嘉奖,并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 他在《细胞》、《自然》、《科学》等顶级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科研论文总数逾80篇。目前他还担任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 (Society of Chinese Bioscientists in America) 秘书长。实验室主页:http://pharmacology.mc.duke.edu/faculty/wang.htm

  钟丽娴: 王教授,你好! 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听说您早年的经历很特别,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吗?

  王小凡: 我的经历比较丰富。 我还在乌鲁木齐上6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开始了, 学校停课了。 武斗结束以后又碰上中苏边境问题,整天挖防空洞,所以就一直停学。到1970年初的时候国内要搞三线建设,内地要修军工厂, 我母亲的单位石油学院就搬到河南山沟里去了。在河南的山区里面,我们住在农民家里。 当时我小学没毕业,中学也没有上,还不到16岁就去工厂里当工人。当时当工人的时候,做齿轮,57个齿或者58个齿,需要通分,提取公因数,但是这个没学过! 我们学到约分就停课了。 3/4+1/2怎么算我们还没学过呢。 所以我当工人的时候就自学一点基础的东西。

  1973年教育回潮,要考试,结果考得还不错。 厂里的人说,嘿,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比高中生考得还好。 1977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妈妈从北京回来,说高考要恢复了,你要赶紧准备了。我一看我没学过化学,没学过物理, 只学过一点数学的东西。 但是我还得上班啊,我当时还是个班长,白天要管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我就每天上下班走在路上的时候看的化学。 数学和物理就结合起来一起学,学了初中的还得学高中的。 第一次高考我就去了,那是1977年的冬天,当时虽然过了录取线,但是我自己感觉火候还没有到。 78年又考了一次,数学,物理,化学都考得还可以。但是 英语很难,因为我没有时间学,我就硬着头皮进去了,画了几个圈,得了9分。(笑) 我以前做工人的时候,对生命现象很感兴趣,订了一些杂志,跟医生也很熟,所以当时填志愿是生命科学。 然后当时刚好出差去武汉,武汉机床厂。 同去的人带我去东湖, 我们在东湖划船的时候我看到对面山上的建筑很好看,人家说那是武汉大学。出差还没回去,电报来了,说立即返厂,原来我考上了。 我当时就填报了志愿武汉大学生化专业。

  当时我已经提升三级工人了(笑),带着工资上了大学。别人的学校补贴,16块,18块。我工资就56块 (笑) 。 去了以后,我发现我们班上有8个人英语都考及格了,有一个最高的80几分,而我才9分,自然被分到慢班。 第一次考试我记得是听写,结果我一句也听不懂,所以我当时觉得英语一定要赶上去,天天早上起来就背单词什么的。 每个夏天暑假的时候,我就借一本英文书来看。 我当时也搞一些学生工作,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比较活跃。 武汉大学当时是学分制,是刘道义校长搞的改革,当时没有几个学校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可以提前学一些77级的课。

  等到1981年夏天的时候,我好多课都修过了,就不需要再考试了,但是班上其他同学还要准备考试。 结果同屋的几个同学就说怎么不去试试考研究生啊。 那时候是3年级刚完的时候,77级都在报名,我呢学校也就特批了,因为学分修够了。 一考呢果然考上了,我当时报的是北京遗传研究所,就是中科院。 刚好又赶上吴瑞的CUSBMBEA (China-US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change Application),1981年的冬天考。 但是都要用英文考。大家都有点头痛,我们当时英文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好,但是也都考上了。 然后就毕业了。1982年2月份先去广州中山大学学英文,3个月强化训练。 每天听说读写4节课,然后还有一门美国文化课,每天小考,强度挺大的,都是美国老师,很有帮助。

  钟丽娴: 这真是听起来很传奇的经历,您当了8年的工人,你有没有觉得把人生很宝贵的一段时间浪费掉了?

  王小凡: 其实那时候跟工人在一起也挺开心的,学到不少东西。 我不认为自己在什么地方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是经历比较重要,只要从经历中能学到东西,就不能算浪费。 我当时在工厂里的时候,因为做班长,后来又做工会副主席,慢慢练着要在众人面前讲话。 后来我碰到我当时做学徒时认识的一个人,他说你改变真是太大了,以前你是那么害羞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怎么看,如果你从你的生活经历中学到了东西,那么这些生活经历就是有价值的。

  钟丽娴: 我觉得这个看法也跟您的性格有关,您是属于那种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吧。

  王小凡: 这一直都是我的生活哲学。 就是往前看,永远都往前看。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像当时我们很多经历都很苦的,当时在乡下被整得很厉害,我妈妈当时被关了起来,叫做三反五反。 然后我们也不准回家,因为要清理阶级队伍什么的。我就跟70多岁的老奶奶还有妹妹住在农村一家人的厨房里,每天吃个饭都要去两里地外打饭。 砸石子,挑石灰,什么苦活儿都干过。 但是也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怎么跟人相处。 所以一切往前看,就不要把这些都当成一个包袱。 没有人会一帆风顺的,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 像现在,也还是有不顺利的时候。比如有时候我没拿到科研基金,或者投出去的论文被拒了。但是两个小时过去了,地球照转,人家不会等着你,是吧。所以你再重新写吧,重新改吧,送不同的杂志。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钟丽娴:你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来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没有前人铺路,走到这一步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王小凡: 美国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 你一看就很明白,每一步该怎么走。 科学还是没国界的。 像我们当时所在的实验室,一半以上的人是外国人,所以你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例外。 一步一步还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钟丽娴: 对年轻的一代有什么建议吗?

  王小凡: 要告诉广大年轻人的一点是,如果你要想做一个学者,你需要知识渊博,懂很多事情,同时还有一个善于分析思辩的头脑。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以外,不要只对体育感兴趣。看书的话也不要只是看看小说,这些对拓宽知识面帮助不大。 政治、经济、法律也应该懂一些。如果懂得很少的话,跟别人的交流也会成为问题,比如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在饭桌上闲聊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

  另外一点是与人沟通的能力一定要好。 这个我在自己的实验室一直都强调的。尽量不要在实验室说中文,中文忘不了,回到家慢慢讲。 但是以后如果英语不好,是个很大的遗憾。 特别是写作,因为现代社会往往是未见其人先读其文,如果文章写得很糟的话,给人第一印象就不好。 我23岁开始学ABC,但是写作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口语的话,我经常也会注意发音的重音在哪里。因为如果重音放错了,美国人就听不懂了。 所以现在如果有学生说错了,我就会提醒他们,这样才会慢慢有进步。

  钟丽娴: 您对生物方向的博士生的择业怎么看法呢?

  王小凡: 博士生(Ph. D)的训练是很特别的,它系统地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这种分析能力是相通的,它不局限于你所学的专业,而是适用于各个领域,甚至比如说法律,经济。 像平时媒体报道的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我都喜欢去看看,因为这里需要的分析能力是类似的。只不过他们分析的是人,是社会,我们分析的是自然。 在毕业典礼上,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名单是最后才宣读的,因为博士是最高的学位,每个博士毕业生都取得了一些成就。 在毕业册上,其他人的名字都是排在一起,只有博士毕业生是一个一个单独列出来的,包括导师的名字还有论文的题目。因为这表示对他们工作的肯定。

  大概是10年以前,美国国立卫生院前主任 Varmus写过一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启发。 他说现在每年有很多博士生毕业,却可能没有这么多教授职位提供给他们。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很多职业都需要这些受过博士训练的人。 这个训练对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 比如做律师啦, 做商业啦,都是有帮助的。

  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不想做教授的话,我就马马虎虎混个学位算了。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尽力去做好,别人也将通过我们已经做出的成绩来判断衡量我们。 比如说我博士毕业想去工业界,不是因为我学的不好,只能去工业界,要是真的是这样,工业界也不会要你。 正确的态度是,我科研做的挺好,现在我想生活上有点改变,换一个环境挑战我自己。 这样的话,人家一看你的论文发表情况,成绩是摆在那里的,这样别人也会尊重你,并且对你的期望值也很高。

  做科研有没有运气这一说? 当然也有,但是很多时候也反应了一种选择和判断的能力。 像选题就很重要,所以我经常鼓励学生试着去解答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

  最近三年,我和其他两位在美教授为清华大学提供一些咨询服务。 其中一项就是与大学生座谈。座谈的时候我也谈到,要擅长发现自己。 像生物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有的人很聪明,但是手不巧,什么实验都做不出来,那可能真是有够绝望 (笑) 。 就是你再想竞争,但你在那个瓶颈卡住了,那就没办法。 现在博士生要找工作,你要发第一作者的论文,主要工作还是得你做,博士后找工作也是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做科研不是最适合你的路,也许你就该尝试做点别的东西。 我以前就有几个学生改行的,我都挺支持他们的。 一个学生是医学博士加上理学博士(MD/Ph.D)。 他说我觉得我实际更适应做医生。 我说那好啊,你很聪明,我希望你能做一个勇于创新的医生。 他说: “ 我真是如释重负,我还以为你会对我很生气。”

  还有个学生,是从国内来的,她以前得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奖。 后来读生物了,做得也不错。 但是她在实验室会议做汇报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干巴巴。 做生物这个领域需要很强的想象力。比如说怎么想象那些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细胞怎么在一起,胚胎怎么发育的,需要能够浮想联翩,每个细节都要想到,想象一个模型出来。 然后那个学生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来找我了,她说: “虽然我的实验还比较顺利,但是我感觉从长远来看我学生物不利于竞争。 像实验室的另外两个美国学生,每次实验室会议都讲的非常生动。 我觉得我跟他们比没有优势。” 我当时其实已经观察出这点来了。 她说: “我如果能够把对数学的爱好和生物的训练结合在一起,去做生物信息学,会很合适。” 结果她就进了斯坦福大学的生物信息系。 我给她写了很强的推荐信,说她自己发现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自己热爱做这方面的工作。 人家一看,这是很好的一个理由,背景也很强,就要了。

  钟丽娴: 您和您的夫人董欣年老师都是杜克的正教授,家庭幸福,事业成功,非常令人羡慕,你们是怎样互相支持走过来的呢?

  王小凡: 我的博士后导师 Robert Weinberg,讲了很多话很有道理,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从科研讲,他经常能看到大格局。 像我们做癌症的,不能只钻在一个分子里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是应该经常能走出来,看到整个疾病,这样呢,他总是能到看到癌症领域下一个主要问题。 还有一点他谈到家庭一定搞好。你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如果你连家庭都没有,谁会觉得你多发一篇《细胞》文章是很幸福的事情呢?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是失败的。 有些人提倡好像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能做成一番事业。 这不一定是对的。 其实很多很好的科学家也有挺不错的生活。欣年和我一起从武大毕业后她去了美国西北大学,我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后来她去哈佛做博士后,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当时我们非常地努力,工作很辛苦,周末,晚上总是加班加点。 后来我们拿到教授职位以后,才开始有了周末,更享受生活一些。

  关于科学中的性别问题。 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存在,在国内也存在。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到清华座谈的时候,几个女学生也谈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她们看到的是,怎么这么多女学生读,但是到后来好像怎么就没有多少人成了教授? 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生孩子,带孩子。 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很多女学生都是很好的科学家。 但是最后很多都选择支持丈夫的事业。 我觉得是个遗憾。 困难是有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可能要家庭比较和谐,两个人互相配合。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持更多的鼓励态度。

  钟丽娴: 怎么看待中国人在美国学术界遭遇“玻璃天花板”的问题?

  王小凡: “玻璃天花板”这个问题是存在。饶毅,鲁白他们提出来让我们积极地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但是又不能太过分的去争辩,因为这个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在里面。 在克罗拉多的一个会议上,鲁白让饶毅,施一公,钟伟明还有我几个人一起做关于“玻璃天花板”的论谈。我是这么看的,“歧视”有些时候是存在的,也是没法完全避免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社会,特别是在科学研究这块,对你得评价基本都是建立在你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有一个指标看得就是在杂志上担任编委的中国人少啊。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挂名,得做事,而且还得做好。 如果我给你一个论文你很长时间评审不出来,那我下次就不找你了,对不对(笑)。 但是要是你做得很好,人家就愿意找你,慢慢得就把你提到上面去了。中国人比较喜欢专心做自己的研究,不太喜欢被其他的事情打扰。包括我自己也会矛盾,到底我想花多少精力在这些事情上。 我当时跟施扬也谈了好多次,谈到我们有一半的时间在为别人服务:评审别人的科研经费申请,审阅别人的论文,给别人写推荐信,做学生的论文委员会成员。 这些是你在为别人服务,但反过来说也是别人对你的认可。 我建议中国学者们都开诚布公地多交朋友,在系里啊,在外头啊,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 中国人里头也有很多人做得很好,像许田啊,都是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前头讲,知识要广,这也容易跟别人找到共同语言,对交朋友就很有帮助。

  钟丽娴: 跟国内有什么联系和合作?

  王小凡: 因为我这里的实验室 也比较忙,我在国内主要做一些顾问和评估的工作。我和施一公,林海帆在清华组成一个小组,帮助他们评估教授职位的申请,看看他们的简历啊,帮助跟他们的导师联系啊。 还有就是在校方的学科设置啊,人才特殊待遇啊方面给一些意见建议。 我们每次回去,也会跟学生见面座谈。跟大学生讲各种各样的事情,有讲怎么做人啊,也有讲科研方面的。 另外明年可能会帮自然科学基金会审一些科研经费申请。 我觉得这个评估的工作很多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应该可以做很多。 因为是内行,而且相对来说可以做到比较客观公正。 另外我在科学院也做一些工作。 还有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希望我能帮助做一些工作,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回馈母校。

  钟丽娴: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相信您的故事,对广大的留学生来说,从做学问到做人,都会有很多启迪。

  (作者:钟丽娴,杜克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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