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吴瑞等科学家致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吴瑞教授的特殊身份使他义不容辞地成为中美科技交流的使者。如前所述，他不仅与国内许多有关机构建立了联系，而且把自己实验室在水稻生物工程方面的成果向国内介绍、推广，谋求合作，以使有关技术能通过合作而向实用化方面推进。
　　他所在的康乃尔大学校长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人，希望通过建立与中国的科技交流和合作关系来加强两国的友谊。吴瑞为此多次往来于两国，义务牵线搭桥，帮助落实具体计划。在他的协助下，康乃尔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于今年1月来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等5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式签定了有实际意义的合作协议，包括互派人员及经费等有关事项也都正在一一落实；同时，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已经决定于今年夏天在美国举行一次双边学术会议，“合作已经开始”。
　　生物工程是高技术，有关项目的开展需要大量经费的保障。针对国家的资金困难，吴瑞教授积极帮助有关机构争取外来经费的支持。在他回国讲学的内容中就有如何申请国外基金。作为美国洛氏基金会支持中国水稻生物工程项目的科学评审委员会成员，他为一些有研究水平和条件的单位（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等）争取洛氏基金的资助。不仅如此，他还倾囊支持有关事业，除了与母亲共同捐资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设立“吴宪生物化学教授基金”、办“吴宪图书室”，以及在父亲的母校——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设立“吴宪生物化学教授席（Hsien Wu Professorship)^［2］ 外，还曾资助“海外及归国中国生物学者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讨论会”等。
　　吴瑞教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促进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和友谊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4　生活道路

　　纵观吴瑞教授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到，他所从事的每一领域都与科学前沿和人类利益密切相关，并且都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每一次研究方向的转变又都有前瞻性、挑战性。只有具备了第一流素质和水平的学者才有勇气和能力做到这点。他是以基础研究起家，但他那敏锐的目光、开放性思维方式和对人类的爱心使得他能在从事基础研究的同时关注社会，积极参与将其成果转化、应用到对人类有益的事业上。在他看来，科学的理想境界是，既满足人们对大自然中的未知世界的求知欲（精神需求），又为人类造福（物质需求）。
　　　吴瑞教授的父亲吴宪教授晚年曾著有《科学生活导论》一书（该书在父亲去世后由他母亲整理、出版），该书是作者多年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和对社会问题长期关注和思考的结晶。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指导个人的生活和修养、社会的运作乃至国家的发展，以期通过应用一个“最适度的原则”来“博得个人健康”并使“世界和平得以实现”^［35］。吴瑞教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父亲这部书的影响不得而知，然而，做为一个科学家，他是确确实实地以科学的方式生活、思维和工作，理性始终占据其主导地位。

4.1　谦虚谨慎：生活和事业的立足之本

　　笔者有幸在1996年赴美调研期间去伊萨卡（旧译漪色佳）吴瑞教授的家登门拜访，并去他的实验室参观。回国前，曾对一位在美一著名研究机构任职的老同学提及拜访过吴瑞教授，对方不无羡慕地说：“真的？！吴瑞可是做过了不起工作的人，我们都只闻其名，并未见过其人。他的工作可是差一点就获得诺贝尔奖的！他主编的那些《酶学方法》我们都在用着。”的确，回顾、考察一下与分子生物学发展密切相关的生物大分子序列测定的发展历史及其与诺贝尔奖的关系（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吴瑞教授正如一些科学家所评价的那样是“诺贝尔级科学家”（1992年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先生在主持吴瑞教授的讲学时，曾向与会者这样介绍过吴瑞教授）。有人为吴瑞未能获奖而遗憾，也有人认为，如果吴瑞不是华人，很有可能获奖。实际上，一个诺贝尔级科学家是否能获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单凭逻辑推理作出预测。吴瑞教授未能得到充分认可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在荣誉面前过于谦虚。例如，从论文发表情况来看，显然吴瑞在采用了能定位的引物延伸的方法对DNA进行测序后，于1968年发表了有关工作的第一篇论文^［36］，并在1970—1973年间发表了13篇论文，报告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4］。然而，他在其1972年发表的关于DNA测序的综述中介绍使用合成的寡核苷酸作为引物对DNA进行测序时，将荣誉同样给了另外两个实验室——德国的科赛尔（H. Kossel）和英国的桑格的实验室^［18］。他没有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使用合成的寡核苷酸作为引物只是他1968年和1970年建立的最基本的能定位的引物延伸方法的一种变化。因而，看到这篇综述的科学家也许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吴瑞的实验室不过是3个独立提出引物延伸方法的小组之一。因此，当一起合作的桑格和科赛尔1973年联名发表论文后，便得到了更多的荣誉。不仅如此，在70年代，当科学家们没有引证吴瑞建立第一个DNA测序方法的工作时，他也没有与他们联系，纠正这一疏忽。所以，许多学者忘记了他的最初贡献，而只提桑格等人1977年发表的工作。现在看来，当初吴瑞似乎过于谦逊，他应当勇于争取自己本应得到的荣誉。吴瑞对自己的选题及成果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他非常珍视自己的成果并为之自豪，但他虚怀若谷，从不去刻意追求名利，更不居功自傲。在向笔者介绍自己时，他总说自己“运气很好，从念书到现在，都是如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幸运”、“运气好”和“很高兴”常挂在口边。例如，在谈到取得博士学位后想去雷克尔处做癌症研究时，“幸运地”得到了有关基金的资助；当他计划及开展DNA测序工作时，又“幸运”地有机会向凯瑟、霍拉纳等科学名家大师学到了许多有用的技术；在从事开创性的DNA测序工作时，“运气很好”，设计思路和采取的策略是对的，所以取得了成功；在从事水稻基因工程研究时，又很“幸运”，实验室有高水平的国内访问学者和研究生帮他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使不大懂植物学的他能在该领域短时期便做出成绩；他“很高兴”自己建立的“引物延伸的方法”能被桑格、穆利思和史密斯等著名科学家采用，发展出新的方法，对生物科学的发展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很高兴”自己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的工作成果将能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很大的好处；“很高兴”能做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生物学科外籍顾问，与物理学、化学学科的外籍顾问、诺贝尔奖获得者们一起，为发展祖国科技事业献计献策……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运气好”。然而，没有远大的目光，积极而正确的策划和扎实、广博的基础，虚心求教的态度，也就不会有他的“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