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完整序列信息问世后,其他研究者便着手制造这种病毒。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病毒学家彼得·帕勒斯(Peter Palese)的小组,将病毒的8个基因拼合到一个普通流感病毒的基因组里,然后将DNA送往乔治亚州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在那里,病毒学家特伦斯·塔姆佩(Terrence Tumpey)将DNA注入人类肾脏细胞,细胞据此合成出病毒粒子。 塔姆佩随后从细胞中分离出病毒,分别对小鼠、鸡胚胎和人类细胞样本进行试验。实验发现,该病毒的毒性极强,4天内它在小鼠肺部复制出的病毒粒子,比当代人类流感病毒复制出的高出3.9万倍。接受病毒注射的小鼠体重下降,出现严重的肺部炎症(这令人想起1918年医生们对流感患者的诊断报告),6天内全部死去。作为对比,当代人类流感病毒并不会导致小鼠死亡。 1918年大流感病毒对鸡胚胎表现出的杀伤力,则与有代表性的H1N1型禽流感病毒相似。相反,H1N1型人类流感病毒,或者包含1918年大流感病毒部分基因的病毒,都不会导致鸡胚胎死亡。实验不仅进一步显示了1918年大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的密切关系,也显示该病毒的毒性关键在于血凝素(病毒表面的一种蛋白质,帮助病毒顺利进出细胞)和聚合酶。将血凝素基因或聚合酶基因换成当代流感病毒中的对应基因后,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毒性明显减弱。 该病毒的独特之处还有,它不依赖于只在特定细胞里出现的酶,而能像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一样在任何细胞中生长,不仅仅局限于有着胰蛋白酶的肺部细胞。实验表明聚合酶使该病毒能在人类支气管细胞里极其有效地复制。 瓶中的恶魔 这两项成果———完整的基因组和再造的病毒———立刻引起了有关生物安全的争议。人们一方面担心再造出的病毒从实验室里泄漏,另一方面则担心,基因组序列信息是公开的,既然科学家能够照方抓药合成病毒,有实力的恐怖组织难道就不会吗? 美国罗格斯(Rugters)大学的细菌学家兼生物安全专家理查德·厄布赖特说,这种病毒可能是“我们所知的最有效的生物武器”。而有害物质泄漏先例颇多,例如SARS病毒曾从防护最严密的4级实验室里泄漏。如果病毒从实验室中逃逸出去,后果将极其危险,有什么益处能够远远大过这种风险、使发表这些成果是值得的呢? 对于这样的担心,《自然》的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与《科学》的主编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都表示,发表这些论文利大于弊,我们必须依赖这些知识来对抗下一场大流感。肯尼迪还在一星期后(10月14日)的《科学》上发表社论,回顾了再造病毒的论文如何通过审查得以发表的过程,说该过程遵守了必要的规程,有关各方一致认为利益大于风险。 经过了1918年的浩劫,现在活着的人对1918年大流感病毒多少会有一点免疫力,这与当年人类免疫系统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不同。因此万一病毒逸出,也应当不会造成那样的大悲剧。而从有关研究中获得线索,力图将下一场大流感扼杀在摇篮之中,对于正面临禽流感急迫威胁的人类更加重要。 陶本伯格承认,没有绝对的安全保证,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可能被滥用。但他说,我们正努力理解大自然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防止下一次大流感。在这里,大自然就是最大的生物恐怖分子。 (责任编辑: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