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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背影——怀念张香桐院士

时间:2008-07-05 01:35来源:神经所 作者:bioguider 点击: 230次

远去的背影(附照片)

——怀念张香桐院士

    ■杨雄里
    去年初冬那个晴朗的早晨,是向张香桐院士作最后告别之时。《科学时报》记者前来采访,问我想说些什么,我无语凝噎,只说了八个字:“提携之恩,没齿不忘。”时光流逝得令人惶恐,半年了,我竟然没有为张先生写些什么。我不敢妄称自己是张先生的弟子,但是,“受恩莫忘”(《朱子家训》),当历史已蒙上尘埃,记忆正在被冲刷,我应该为这位提携我的学界前辈留下一点文字的纪念了。
    我第一次知道张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我从“生理学”教科书上读到对他的科学业绩的介绍,对这位蜚声学界的大教授充满崇敬之情。1963年我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工作,虽未在张先生直接指导下工作,但他无疑是我心中的一位偶像级人物。我们这群刚出校门的小字辈对他在大脑皮层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高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娴熟的实验技巧,无不津津乐道;而他历经艰辛从美国转道北欧回归的传奇经历在我们之中更是不胫而走。张先生的一次讲演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主题是“如何撰写科学论文”。他从京剧故事的展开谈起,引经据典,声情并茂,详细讲述了各类论文写作的基本规律以及他自己的心得,引人入胜。他那带着浓重的河北口音抑扬顿挫的声调,至今忆及仍觉在耳边回响。
    更多的接触始自1978年夏,其时,经历了“文革”的摧残,科研凋敝,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正以拳拳的爱国之心筹划学界振兴之大计。张先生以古稀之年出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我也忝列其中,于是在各种会议中与张先生多有近距离接触,亲闻謦欬,获益良多。
    翌年,所里决定选派我第一批出国进修,张先生力主我先去日本,并亲自出面与他先前在美国“神经生理学杂志”编委会共事的日本胜木保次教授联系,直接促成了我80年代伊始的日本之行。行前,我专程去张先生办公室示谢并辞行,他向我祝贺,微笑着对我说:“1977年你曾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长篇综述论文,你知道这幕后的故事吗?”我未解其意。那年春天,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我曾写过一篇长达万余字的《色觉研究的某些重要进展》,投寄经“文革”风暴后仅存的几种国内学术杂志之一《科学通报》。初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四个月后,在没有收到任何评审意见的情况下,几乎只字未改,全文刊登在七月号上。我当时颇感纳闷:为何论文发表得如此突然?为何未按惯例要求作者进行修改?这种情况在当时是罕见的,而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张先生笑着道出了原委,原来按杂志通例,我的稿件曾经专家评审,意见是“此稿内容属基础研究,不宜发表”,即宣判了稿件的“死刑”。当审稿意见转至时任《科学通报》编委的张先生时,他仔细阅读了稿件,写了很长的书面意见,力陈论文的价值,希望编辑部尽快全文发表。张先生一言九鼎,最终使稿件得以面世。张先生的讲述使我感慨良多。他是着眼于科学发展的长远考虑——国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但这篇论文的发表对我本人而言意义非凡,它是我正式跨入神经科学领域的先声和铺垫。
    之后,我和张先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时承关照。在日进修期间,我不时向他汇报研究工作的进展,常获指点。1981年秋,他赴日访问,专程去我当时进修的机构——日本国立生理学研究所讲演,一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他还欢迎我回国后去刚成立的脑研究所工作。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时,曾就《中国大百科全书》稿件一事向他请示。在5月12日的回信中,他写道:“如你所知,对于你的才学和科学成就,我一向是十分赞许和钦佩的,而且予以全力支持。我虽然不敢以伯乐自许,但良马终究是良马。”慰勉有加,令我汗颜。我手头还保留着张先生给我的另一封亲笔短笺,那是他在《中国日报》上看到我的一张工作照,获悉我忝列1991年上海市科技精英时写下的:“雄里:Congratulations!You may like to keep this.(祝贺你!你也许会喜欢保留这张照片。)张香桐,1991-9-23”。当我读着这封短笺和报纸时,仿佛看到了张先生的亲切的笑容。我并非出自张先生门下,甚至连私淑弟子都算不上,但他密切注视着周围年轻学子的成长,不吝热情的鼓励,并在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何有更可贵者?其实,我只是张先生提携的众多后辈中平凡的一员,他的学生现在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有好几位当选为院士。尊崇张先生为我国生理学、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绝不为过。
    上世纪90世纪后期,在他安静的办公室里,张先生曾与我多次长谈,谈及他早年崎岖的人生之路,谈及他回国的艰辛,谈及他对中国神经科学发展的种种设想。他曾向我展示过他自撰的“仙人掌”一词:“侬本来自荒漠里……烈日严冬历尽,漫天风沙无情。行若无事,篱下自峥嵘。”这首词不啻是张先生一生的写照。可以说,张先生之所以成功,固然也有因缘际会的因素(如上世纪40年代初去美国福尔顿教授处进修),但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其矢志不渝、永不言败的精神,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行事风格。在近年出版的《张香桐传》的作者后记中,张维先生曾记述了我的一段评述:“张香桐先生大器晚成(14岁才上小学,39岁才获得博士学位),可谓是典型的平民科学家。他出身贫寒,生活艰苦,历经坎坷,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登上了成功的顶峰……他的经历昭示人们:人皆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关键看你愿不愿意努力。”我想,张先生的成功之路,对于我们这些既非天才又立志献身科学的芸芸众生无疑有着深刻的启迪。
    在张先生谢世前的最后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未去请益。先生年届耄耋后,身体尚称硬朗,惟记忆力有所减退。2007年初滞美期间,我专程致电“脑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李秀岩女士,请她向张先生转致问候;秀岩后来告诉我,张先生闻之十分高兴,期盼着我前去拜访。只是回国后,百事纷沓,我又未能成行,直至去年11月4日噩耗传来,遂追悔不已。斯日,我抚摸张先生惠赠的《张香桐科学论文集》《脑研究的崎岖道路》《英译朱子家训》(这是1990年先生在美国因车祸住院期间完成的),唏嘘良久。
    张香桐先生以期颐之年驾鹤西去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在战乱不绝、政治运动频仍的艰难岁月中,像张先生这样的中国社会的脊梁们,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地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悲壮的一页翻过去了。在许多意义上,这些前辈们是一群科学上的殉道者,他们贡献于社会许多,但从未企求,也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抚今忆昔,我们应该格外珍惜目前科学界的良好境遇。
    几年之前,当我最后一次向张先生请安后,我目送他拄杖蹒跚的背影在暮霭中渐行渐远。背影远去了,但却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心中定格。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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