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21)

远去的身影。二年轻转学回沈阳后，再也没见到我的启蒙老师--吴老师。
　　那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当时公社动员投资。投资本是当事人在自愿条件下的一种民事行为，然而一执行起来基本就是强制的了。那时我家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伯父家哥哥花27元给买的一台闹表，而在那贫穷的小村就是希罕物，当然也列入投资之内。村干部到我家拿表那天，我哭闹着不让拿。妈妈告诉村干部一会她想办法给送去，干部们才走。后来，可能在投资上纠“左”，公社把闹表给退了回来，但村里也没有退给我家，而是留在大食堂公用。1959年末我家又搬回小城前夕，母亲才向村干部把表要回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的财产的所有权”。有时，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行政命令又不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千百年来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产生的“均贫富”小生产意识根深蒂固，别人家没有表，惟角你家有表，上级给退回来，也不能还给你们，所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思想解放的口号，真正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
　　升入初中后，我的思想逐渐成熟，但思想包袱也渐渐地重了。担任班干部、入团这些事几乎与我无缘。我们这些人经常受到的教育是：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说起来冠冕堂皇，实质是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歧视。那时我总有一种“天生的罪人”、“无罪的罪人”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血统论”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我们这些人冠之为“黑五类”子女。“文革”初期，学校的走廊中贴着一幅这样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
　　每当我看到这幅对联时，所受到的压抑和刺激是难以言表的，更使我们难堪的是在对联的空白处贴着三个大字“鬼见愁”。我们这些人不准参加红卫兵组织，去外地串联受到限制。1966年10月“三秋”支农劳动结束后，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全校大规模的“革命大串联”开始，“红五类”出身（即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到外地串联不受任何限制，而“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否可以串联要由各班的“文革小组”决定。一部分天生的“红苗”就可以决定一部分天生“黑苗”的命运。我“幸运”地被班级“文革小组”批准可以串联，但这仅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到了组织串联时，没人愿意和我这“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一组，想出去串联的希望成了泡影。
　　两天后，一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由于他性格孤僻没有找到合适的伙伴，这样，我和另外一个“成分未划”的同学找到了他。我们三人一起到校“革委会”开了介绍信，介绍信上分别写上了我们三人在成分：a.工人b：未划c：富农。当我去那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家做串联的准备时，他的姐姐拿着介绍信端详了好长时间，对她弟弟说：“你们三个人一组不行，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小”。我是含着眼泪离开他家的。一路上觉得天空充满了阴郁和昏暗，我患抑郁症时的感觉和那时极为相似，躲在家里不出屋，很怕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去串联。
　　几天后，有两个较早出去串联的同学回校了，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成分不好不敢去”。他俩说：“没关系，出去谁也不认识”。我们到来校“革委会”，开了介绍信。当时，我试探地对开介绍信的那名高中学生说：“把我们的成分写到存根上行吗？”那名同学十分理解地点点头。这样我们的家庭成分没有写到介绍信的正文上。这位同学的名字至今还铭记在我的心中。大串联结束后，我索性不去学校了，成了“文革”中的逍遥派。
　　1968年，66届、67届、68届（俗称“老三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一同被赶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自那时下乡到1975年返城，在农村我度过了8年的蹉跎岁月，在那段近似于“劳改”的岁月，招工、参军、入党、上大学这些事都与我无缘，好多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于连参加会议的权利都没有。记得刚下乡不久的一天，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会后，请贫下中农留下开会。当时，我没有出去。我认为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识青年，应该留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怎么能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出去呢？这时，一位负责治保的干部走到我身边小声告诉我：“你不能参加这样的会”。在那个年代，他能这样做，也算是给我面子了。当我扛着铁锹和“另册”的“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们一起下地时，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描述我当时的心情。
　　在我下乡一年后，我的家又一次被送到渤海边上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
　　在我送家人下乡那天的一件小事，我多次讲起。半夜，我们下了火车后转乘汽车，我是抢先上的汽车，当时心情十分不好，索性把眼睛一闭，我仿佛听到身边有老人的咳嗽声和小孩子的哭闹声，但我不愿睁开眼睛，有一种对现实的敌视。客观地说“文革”前的17岁，我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健康的，有理想，懂得爱，明辨是非。吴老师用行动教育我爱人、关心人。在乘车时，遇到老人或行动不便的人每次都让座，在大串连的日子里，占到座位后，都和身边素不相识的同学换着坐。我多次用这个例子说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人们优良道德品质的形成的积极作用。
　　含辛茹苦的8年蹉跎岁月结束了，不公平的命运又把我送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尽管通过奋斗调入某机关，但还是“另册的二等公民”，这个帽子我戴了14年。这14年中，国家干部应享受的权利基本和我无缘，而应尽的义务则是同样的。多年来，不公平的命运，坎坷的经历，备受压抑的环境，可能是形成抑郁心理的外因条件。
　　不仅个人的童年生活对其成年后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民族的“童年”对其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心理的形成，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民族的兴衰。
　　江潮教授在所著的《阿Q论稿》中指出：“精神胜利这种全民族的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与深刻的历史内容，决不是一朝一夕或来一阵暴风雨所能洗刷掉的。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影响，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形成的，因而其消失过程也必然是长期的，缓慢的，甚至需要好几代或更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做到”。
　　“这种落后的国民性--精神胜利由来已久，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极盛到衰落过程中，逐渐滋长蔓延的一种汉民族的消极的民族性。它逐渐遍及各民族，遍及全社会--统治阶级、士大夫、市民、农民（小生产农民有其本身的落后性）等，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的'病毒'。宋元以后，外民族入侵，其后各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屈辱。民族失败主义与奴隶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角落。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这样联系，并不是故弄玄虚，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确实和民族文化、社会环境与本人性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文中笔者中谈到非洲文化中就缺少自责和负罪感的成分。有资料研究表明，基督教徒自杀率最低，工业发达国家患心理障碍的人较多，患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居多，社会环境的剧变，也极易引发抑郁症。1991年，东欧某国政体变革，在那段时间，这个国家45岁至60岁的男子自杀人数明显增多。林秀珍、闫立新二位记者在《92心理症候群》一文中向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人大声疾呼：“当一个充满活力，充满诱惑的崭新时代到来之时，你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一旦涌动的时代大潮冲撞你的生活你的心灵，你是否能接受？是否能应付自如？亦即你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足够的心理准备？”
　　接着二位记者分析了心理障碍产生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近来，到北京各心理门诊部就诊、咨询的患者中，因'社会适应不良'而出现的心理障碍骤然增多仅仅是第二轮改革大潮的冲击造成这么多人心理失衡？心理学家们不以为然，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薄弱环节早就存在。一旦时代需要，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旧生活被打乱，潜伏已久的心理问题便大量暴露出来”。
　　人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及所接受的价值观念也是导致心理障碍的原因。二位记者在文章中指出：“许多人从小就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教育下长大。现在机遇来了，耳闻目睹的似乎又是成功的典范，于是带着百分之百的'成功期望值'奔向新目标新位置，稍遇挫折便一蹶不振。他们却很少有人会想要为当'将军'而奋斗，也许你成功的机会比别人多，但你要付出的代价一定也会从别人大。况且，由于种种偶然的因素，你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换来的仍旧是失败。你做好了面对挫折失败的心理准备了吗？”
　　病愈后，我对自己以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承受能力进行全面的反思，发现我心理上的薄弱环节早就存在。前文中我已谈及，在偶然的诱因之后隐藏着自己没有察觉的必然。患抑郁症给我提供一次“变化的机遇”，使我摆脱多年的抑郁心理，我的心理得到一次“扬弃”。我曾对朋友说过：“我庆幸自己得了一场抑郁症”。我也对患抑郁症的朋友说过：“在心理上山重水复后，你迎来的将是柳暗花明，你会因祸得福，换回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是安慰，而是事实”。
　　病愈后，我对人生的态度、价值观、对待困难和挫折的处理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以更加洒脱的态度对待人生，把好多事都看得较淡。人生可以有追求，但不可强求。笔者曾有感而发写篇《赞美回忆》的散文，文章最后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奥运金牌每项只有一块，只要我们为祖国、为人民、为自己尽到我们应该尽到和能够尽到的，在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无憾无悔地就足矣了”。
　　当我把自己的体会与患过抑郁症的朋友们谈起时，他们都有同感，都觉得自己比以前成熟了。一位朋友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抑郁症患者面对生活中的“难题”好像燕子面对前面的烟雾，只有穿过烟雾之后，才是晴朗的天空，而烟雾没有损伤燕子一根羽毛。当前进的道路上再出现烟雾时，就会无所畏惧地勇往直前了。
第十章心情有旷达自安康（1）
——谈抑郁症的预防
　　中国有句话说：“结构中结构走进去就有发现；圈圈套圈圈跳出来便成神仙”。当我走出了抑郁这个“圈圈套”之后，我不敢说我成为神仙了，但我获得了解决内心冲突、调整心理平衡的一些方法和体会，使我能自觉地克服抑郁情绪，保持心理平衡。
　　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受人们的经历、文化及对此病的了解程度的影响，而相当多数的人对人的抑郁心理及抑郁症知之甚少。而在此山中的抑郁症患者，处在当事者迷之中，更是无法认识抑郁症，而当抑郁症患者摆脱抑郁之后，才认识到庐山真面目。痛定思痛，笔者认识到抑郁症不但是可以治愈的，而且是可以预防的。诚如弗拉赫指出的“最好的治疗就是有预见性地工作”。
　　精神病理学家指出，预防抑郁症比预防其他人类疾病更为复杂，因为抑郁症的形成与社会环境、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个人气质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心理医生指出，精神治疗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调整患者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他对付精神压力的方法，而这种调整又与患者的个人素质紧密相联的，也就是说要因人而异。
　　预防抑郁症之所以复杂是由于抑郁症的症状在正常人身也都有，只不过没有达到“病”的程度。在第三章的《抑郁自测量表》中，小于16分即为正常，16分至35分为轻度抑郁症。而抑郁的程度，只有抑郁症患者本人最为清楚，不仅是有抑郁心理的人难于认识自己，就是一个正常人也很难认识自己。
　　曾有人问过哲学家第奥根：“世界上什么事最难办到？”他回答说：“认识你自己”。印度的《五卷书》中说：“最难的是自知，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又不能做，谁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他就决不会陷入困境”。无怪乎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也说“自知者明也”。认识自己很难，这几乎是全世界哲人的共识。
　　然而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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