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提前：感受多重成长压力的聚焦

处在千百年来变迁最急剧的时代，现代化的起飞多少会使每个人都有一点“不适感”。而对于25岁的人来说，“焦虑”的凸显源自多重压力的聚焦。如果一般意义上的“焦虑”主要来源于本体性安全需要的未满足状态，那么，青年期人们“焦虑”则有着层次更高级、内涵更丰富的需要有待满足，如爱（友情、爱情）的需要、尊重（自尊、受人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成才、事业成功）的需要等。因此，从总体上说，25岁“焦虑”是一种良性的焦虑、一种成长的“烦恼”，而且它不是一种个体性现象，成为一种群体性表征。　　 “焦虑”核心：渴望真正成年的一种强烈冲动 　 25岁所属的青年期，是从青少年期迈向真正成年期的过渡阶段。由于现代社会的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对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必须接受一定程度且越来越高级的教育之后，才能获得基本的就业资格。这一普遍趋势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由于生活质量提高等因素，青年的生理和心理成熟年龄在个体身上日趋提前；另一方面，由于上学及其就业时间的后移，青年自立的年龄延迟了。作为真正进入成年期重要标志的立业、成家等时间的后延，青年在人生历程中处于边缘人地位（已不是青少年，还不是真正成年人）的时限在扩大。可以说，强烈的“边缘人”感是25岁“焦虑”的重要原因。急切想成年，但由于环境更复杂而延迟成年，由于成年必须付出更多的沉重，又使他们难免多少留念轻松快乐的青春时光。这是一个矛盾心理很强的群体。一般情况下，25岁意味着大学毕业迈入社会不久，刚展开职业生涯规划和人生理想。由于社会变迁的加剧，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发展条件所出现的变化，使其成长规律和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改观。的确，既便在改革开放大变迁背景下出生、成长而善于感受变迁的一代人，也深深感受到了“焦虑”，说明深层的变化正在多个层面上发生。　　 职业场所：充满了发展机遇与竞争压力 　处在现代化起飞阶段，我们正从一个发展机遇匮乏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发展机遇激增的时代，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了呼唤人才、造就人才的氛围。今天可以说是创业机遇、成才机遇最多的时代。明星辈出的现象对青年成长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成就动机呈现出不断增强之势。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取方式由世袭（即父辈传承）变成自致（即自我成就）。毫无疑问，这一切必须首先以拥有职业岗位为基础。然而，由于人口压力等等原因，就业成为中国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一个人在经过竞争进入职场之后，压力同样存在，在后单位制时代，已经没有“铁饭碗”可用，职业地位的巩固与职业成就的取得必须在人们素质越来越高的竞争环境中实现。而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个人职业理想与现实职业岗位之间一时还难以达成完全一致。　　　　　出于这些原因，青年努力追求创新而不愿墨守成规，甚至一些人为了事业成功一定程度地忽视个人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工作狂”现象将付出的是一定的人本性代价。　　 金钱态度：并非至上，然而却不可或缺 　我们正从一种泛伦理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向着强调价值规律的工业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进程的加速以及世俗文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金钱角色日益彰显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从而为正确定位金钱这一物质利益的最基本象征符号的作用提供了前提。一些实证调查表明，大多数青年把人生理想和追求目标看得比金钱更为重要，他们承认金钱的重要作用但又没有做出夸大。在价值观念层面，表现出了现代人对于金钱所应具有的健康态度。但随市场化的日益深入，收入会成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更重要的是人生发展中存在一种“需-有倒错规律”（在最急需一切的青年阶段，什么都还没有；而在最不急需一切的功成名就阶段，又什么东西都涌上门来），青年阶段正处在一个百需待补的特殊时期，租房、学习、交往等等都需一笔不小的开支，为购房、买车、结婚、医疗等等储蓄都需要日常固定节省开支，因此，金钱“焦虑”又表现为一种很现实的心态。可以说，这是观念与心态之间的矛盾表现。　　 人际关系：面对个体化和理性化带来的“间隔” 　由于人们的个体意识、利益观念、个性需要的增强，导致社会中的个体化趋势也日趋增强，表现在对于个人生活空间的追求，隐私权的出现等等。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理性化。随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人们的规则意识日渐强化；此外，由于竞争机制引入了生活领域，使人际关系发生了更深刻变化。当今人际关系呈现出的基本特征是：一是交往日趋“间接化”。以往面对面的互动正被越来越多的“媒介交往”所取代。二是，交往越来越“理智化”。现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和纠纷时，运用法律手段加以妥善处理的趋势增强了。三是，交往更加“务实化”。人们之间交往的利益取向或实用化越来越明显。面对这一切所带来的“大家见面越来越有礼貌”态势的同时，人们又不免怀念集体生活的温暖、亲密无间交心的愉悦以及那种情重于钱的人情味的深重。　　 爱的世界：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转型 　由于世俗化进程的深入、价值观念的深刻嬗变，当今人们在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上表现出更加开放、宽容和理性的态度。首先，人们对早恋、婚前性行为、离婚等现象已经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甚至对婚外恋现象也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性。其次，婚前财产公证的观念正被逐渐地接受，人们具有了婚姻风险意识，如果出现无可挽回的婚姻危机，则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理智地解决以往离婚时因财产分割弄得两败俱伤的问题。第三，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少生育的观念已经形成，而且还出现了一些较时尚的不生育的观念，如丁克家庭的出现，而独身成为了一些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恋爱婚姻家庭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它具有对以往被束缚和压抑人性的一种解放的进步作用。然而，两性亲密关系的世俗化取向也给当今青年在面对爱的世界时增添了选择上的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传媒对于性的渲染、以及科学化的性教育已经过早地打破了他们对于性的神秘感，而在一个日益增强的个体化时代，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高的个体，对于感受质量的至高无尚的追求、以及对选择自由的更加充分的拥有，使得以往的“从一而终”的模式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在这种状态下，爱对于它的主体已不可能有固定感可言。　　　　　　 自我确证：当心理发展合法延缓期与社会转型期相遇 　作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期，青年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作出自我确证，建立自我同一性，形成稳定的人格系统。在著名心理学埃里克森眼中，这种心理任务的完成在传统社会里通常能够比较顺利，因为传统社会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稳定性，而在现代社会则不可能顺利，因为现代社会表现出较高的异质性、变迁性。因此，现代青年想要迅速而明确地建立起自我同一性并非易事，而必须经历一个心理发展的合法延缓期。在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心理发展的这一合法延缓期与社会的转型期正好相遇，这个重要特点无疑进一步加大了青年外在成长环境与内在心理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性。总之，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心理变革的速度不断加速，固有的生活模式在消解，以往的思维方式正失效，因此，青年的生活状态出现了“不稳定性”，心态出现了“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常态现象。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悖论性质，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世俗化具有双重面相。尽管25岁“焦虑”现象主要是一种良性的焦虑，但也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在一个转型时代的人如何寻根与定位？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才会成为人最严重的“焦虑”源，也是25岁“焦虑”的“恶性”方面。在我们这个已逐渐习惯于用科学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文化对于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被充分地强调。因此，在心理学、心理咨询学面对25岁“焦虑”感到无能为力的地方，便意味着哲学、文化学大有用武之处。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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