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昉：生物产业发展需技术和资本共同支撑

发达国家主要推动力在企业，政府负责基础技术，后期如安全性评估、田间实验、示范推广由企业负责，两者的投入比例大约在1∶3。

　　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安全永远是不能放松的一根弦。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后，农业科技再次成为热门词汇。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大昉。

　　黄大昉委员提出，在农业技术上，特别是新兴的农业生物技术上，我国的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相对其他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小，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没能形成高效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化链条，迫切需要提高高技术与大资本之间的合作水平。”黄大昉说。

　　记者：最近，关于农业生物技术的关注度在逐渐升温。我国现有技术的成熟度，能达到产业化水平吗？

　　黄大昉：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863计划开始，转基因技术就被纳入国家农业高技术领域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每年的经费投入都在以15％的速度递增。现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转基因工程重大专项，经费就更多了，匡算下来大约有200多亿元。可以说，在国家战略层面，生物技术是被寄予了很大期望的。

　　国家的战略，有着现实基础。从国内来讲，已经有些技术能达到产业化水平，如抗虫棉转基因技术，2007年匡算下来的产值就达到300多亿元，还有像木瓜等产品也有上市在卖。从国际来看，据统计，从1996年国际转基因技术开始产业化以来，12年间，种植面积从170万公顷猛增到1.143亿公顷，增长了67倍。

　　记者：既然技术比较成熟，为何大规模产业化仍在期望之中？

　　黄大昉：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纳米技术被称为21世纪三大革命技术，被人们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但不得不承认，从现实来看，技术的发展是没办法赶上人民的需求的。另一方面，生物技术是一项发展中的技术，也是一项中间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农业问题，如抗旱、耐寒，将来的技术是有可能的，但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

　　除了技术原因，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没能形成高效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化链条，这既妨碍了成熟技术的推广，也不利于技术的进步。

　　记者：企业为什么不愿投？

　　黄大昉：一是投入大，二是回报期长，三是风险也比较大。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基本由政府来承担，在发达国家，主要的推动力却是在企业，政府只负责基础技术，后期如安全性评估、田间实验、示范推广，都由企业来负责，两者的投入比例大约在1∶3左右，有的企业负担得更多。

　　由于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化基础比较薄弱，涉农的大企业比较少，因此，高技术与大资本的结合仍处于初级阶段。比如，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搞抗虫棉，1997年就获得了独立的知识产权，1998年开始推广，当时科技部就提出高技术要与大资本相结合。当我们来到深圳时，感兴趣的企业倒不少，但他们往往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的合作伙伴，也是磨合了很长时间才理顺。为了推广技术，我们又不得不采用多家转让技术的方式，才让抗虫棉取得今天的成绩。

　　记者：我国有六成的国土是山地，因此林业的发展现在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转基因生物技术在林业上的应用，现在有成熟的技术吗？

　　黄大昉：木本植物的遗传背景远比草本植物的复杂得多，因此，现在的技术还无法达到在林业上的规模应用。不过，在一些个别领域还是有一些突破的，比如速生杨。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关于生物农药。粮食安全，不仅需要18亿亩的耕地来保证，更需要18亿亩稳定高产的耕地。但现在化学农药的使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负面后果。您怎么看待生物农药的前景？

　　黄大昉：生物农药的特性有点像中药，疗效神奇，但化学成分不是非常精确，标准化生产的难度比较大，这也是农业部审批时最担心的问题。现在，国内有一批企业投身于生物农药的研发，比如四川、南京(九康)就用楝树来生产农药，这是应该肯定的发展方向。现在，迫切需要研究一套标准，就像我国的中药现代化一样，来推动我国的生物农药发展。这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大问题。(杨朝英)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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