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引进与文化融合

我刚才写了几句话，我稍微说一下。我觉得在科教界讨论人才问题，我自己觉得有三个基本的要点，这三个基本的问题层面上再讨论其他的事情可能更有效一点。第一、我们需要人才是有很直接具体的目的，那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全局的利益。第二、现在招聘，科教界招聘已经完全是市场模式，是双向选择。第三、我们要招聘好的话，必须要做到真正好的专家来把关，择优录用。围绕这三个，再谈其他可能讨论到的一些问题。



在目的上面我觉得要非常明确，经常有人在说，引进人才、招聘人才会造成国家现有的人和新来的人利益冲突，或者某个单位现有的人和新来的人的利益冲突，这个说法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完全忘了目的，目的不是为了来竞争资源。国家要发展，国家要投入这个资源做这个事情，单位要投入资源做这个事情，单位认为在增加资源的情况下，需要有更好的人来做或者是更合适的人来做，或者原来没有的人，或者水平更好的人来做，这完全是整体发展的事情。



我自己有一个感想，因为中国以前比较穷，所以谈起事情来经常会说做事情先会提经费是多少，再说做什么事情，我们来了以后，不光在国家层面，在学院里学校给了多少经费，你有什么事情要做，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再来讨论。我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才会体会到，一部分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阶段，慢慢走的过程，另外一部分就变成习惯性文化，因为在西方科技界，我们没有谁去找院长，找系主任说，你给我多少钱，从来没有人会这么说，每个学院院长、每个系主任来，学校和学院都会给他们经费，这些经费每位教师都不知道是有多少钱，但是知道肯定有，没有人有资格问这件事情。这边是反过来，反过来到了什么尺度，我举个例说，我相信有些人也经历过，但是他们不愿意讲，我讲出来是把一些事情落到实处。这件事情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教师会跑来问我我有多少钱？如果我们问他们你们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就退回去了，下一段时间又问我这个钱。我说我说得很清楚，你提个计划，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先问钱。这样讨论在一个单位的时候，在一个国家也好，国家有人支持，有人不支持千人计划，首先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而不是国家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其他人做什么事情，这个关系要调整，这个关系不调整，深层会有很大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有钱了，是一个利益分成的国家，我认为中国经历过去历史的考验，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概念下，中国永远不能做守成的国家，永远要做一个创业的国家。毛主席就是一个创业的人，他后来一定很恼火，有些人天天想着做官分钱，所以他的说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问题，他深层的想法是他希望这些人不要天天争什么东西，而是去做一个什么事情，这个概念下我同意他，我们文化经常要讲到。最糟糕的李自成打进北京没有多少天，大将都在分利，他们太想分成不想创业。文化根本上的问题，要纠正过来，我们一直要创业。从整个全球化的形势下，大家都知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只要他作为一个守成的国家，过了不多久就会被创业的国家会打下去，我们在已经知道这个历史的情况下，把国家作为一个一直要保持创业心态，各个单位要保持创业心态，都是要这样的，知道这个目的的情况下，在大家有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他问题才比较通顺。



招聘的模式是市场模式，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在讨论招聘人员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注意了。最明显的有两个，一个是从国家也好，单位来说，招聘的时候，国家出的只是政策，我们国家有能力了，或者某一个单位有能力招聘，我尽量要使我这个现有的资源也好，政策也好，体制也好，我希望招到一个在我有的条件下最好的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单位，我觉得可以考虑我招聘的那个人，他是爱国或是其他是什么原因，我们单位在具体招聘也是要考虑这些事情，由我们做这个工作。但是从国家层次来说，不要考虑细节，国家是给一个大的政策环境支持，国家并不在乎，你是为了哪一个个人原因来的，个人原因是个人和单位具体招聘的人考虑的。当用这些层次的事情跟国家说事情，我觉得层次错掉了，就是因为把这个市场关系搞错了，国家并不是直接管市场具体的东西，国家只知道引进市场竞争得到这些人，是双向选择，所以我觉得国家在提供大环境情况下，让我们各个单位再到市场上竞争国际上的人才。



从国家本身来说，竞争也不是个人，它是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竞争。中国发展这么快，中国一直在过去二十年，条件越来越好，总是要调整能够提供的条件。这个情况在国际上也有，但是没有中国做得明显。国际上也有，但是很多人没有参与这个过程，不一定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是经济发展好的时期，每个单位提供的条件也是越来越好，具体说我自己做助理教授的时候，等到我做副教授快做完了做正教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华盛顿教授他招聘助理教授工资待遇和我做正教授的时候非常接近，本身国家条件好他也是增加的，他不会反过来说，原来的正教授，副教授，为什么助理教授的工资待遇跟我接近，不存在，没有谁会抱怨，因为这是市场的规律在运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样的，只是中国这个事情比较明显，因为中国变化特别大一点，而且中国这些事情大家都会说出来。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说出来，其中包括一部分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我分开来讲。所以我觉得在市场竞争双向选择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还没有想清楚，很容易的一个说法，对国家抱怨或者对单位抱怨说现在新招的人条件好很多，你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市场条件下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科教的单位，是按住你不准走的，任何人要走都可以，既然是双向选择，任何人我觉得他如果不高兴，不高兴中国也好，不高兴北大也好，都可以走，所以你用不着抱怨，你抱怨跟单位或者哪个地方说，我需要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给我就走，如果人家不给你，你不走，这个抱怨就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看清楚，因为国际上是这样，我觉得国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学院的教授跟我说，他们院长不支持，我说你第一步找他，跟他讲我需要什么，客客气气的，过一段时间再找他一次，如果他第二次还不给，你说我就要走了，第三次就走了，没什么好抱怨的。我说你在哪个地方就高高兴兴的做事情，西方的学术界不像中国这样怨声载道，他们矛盾会非常少，等到系和学院里面开除一个人，开除前一天才跟他说，你再不走我就开除你了，其他时候都不说，你就做吧。同样作为一个个人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人卡住你不能走，这是从个人心态来说的。用这个东西来要求单位和国家要支持他，因为单位和国家有些政策是说，只能支持新人，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我跟他们提出来方法，你任何人觉得你比新人好，你想要得到资助，虽然现在我不能突破这个事实，但是你可以跟我辞职啊，你说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可以拿你的辞职信到学校说，我现在要把他引进回来，我有这个条件，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好，他提出来的东西我能做到，我有条件又愿意的话，我拿他的辞呈找学校，但是你这个得说清楚了，如果学校做不到，你不走了，或者学校不愿意做，或者我不愿意做，你给我辞呈我很高兴，那么再见。我觉得市场这个事情，不光心态上这样想，而且用市场运作这个事情。我觉得实际上在西方也是做了很多年，以前有很多女教授在西方，不知道用这个方法，女的不好意思跟系主任说你要给我增加工资，增加地方，不增加我就走了，她们后来才知道，所有男教授都是这样干的，男教授经常用这个方法，所以为什么女教授工资比男的低呢。只要用这个方法学校愿意要，有这个条件就会给他，没有条件不愿意正好，这个充分要用市场竞争。



第三、专家把关，择优录用，专家把关水平要相当高，另外有事业心的人来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做好的地方就做得很好，做不好的时候会做得很差。因为虽然大家说起来，叫做体制要好，可是在科技教育界，这个体制里面，很关键的一个是人，这个人怎么样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经常不用人来选，而用所谓的客观标准SCI，但是科技教育界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最后做得好不好一定是直接掌管这个事情的人，他的水平加上他做事的方法。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地方是英国剑桥的叫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出了12个诺贝尔奖，选人的时候没有标准，他的心理就是标准，你知道这个人会好好的做事情，能做好。什么人好？这个东西也是说不清楚的，所以一定要叫大家站在一起说你凭什么选这个人，他凭什么选这个人，这个拿不出一个客观标准，模糊的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在知道全世界从古到今选择这样智力人才的时候，本身是依赖于人在选，专家把关非常重要。这点我觉得我们常常做的不够，有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在以前不出于公心、经常有些小动作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要专家把好关就是说，从千人计划，从其他的计划也好，它一层层的都要有清晰的问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是谁，以后大家回过头来看有没有选好，这个都有记录，做得很好、很在乎自己能不能做好事的人，你给了他这个工作他就会好好做，他会尽量的想办法选择好的人，你选上有很多人回来以后只是经常为某个局部利益，大家还说他是好人，用这种人做一定做不好。所以我觉得，这点你在不用的情况下，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从好几个计划，包括千人计划，总体委员会，科技部、教育部这个层面，这个委员会也是不断的换人，不是很稳定的，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报名的时候，质量控制会出问题，具体操作环节上一定要很好。这个不是不能做，我觉得有些人知道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王晓东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从事实上证明，如果有一个好的所长把关、有一个好的体制可以钱少办大事。北京生命研究所全所的经费不能进入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所的前三名，至少有三个研究所每年的经费比他多，他有20多个研究员，每个实验室的研究经费是差不多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做同类型超过300万年经费的实验室，肯定超过20个，很可能超过50个，但是这50个里面跟这20个一样好的实验室是不多的，很少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王晓东他不光做得好，他能够好好的把关，怎么选人，他把人选好了，支持这些人自由探索，在这个情况下，把有限的经费运用很好，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很多部委到北京生命研究所做过调研，学习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这里强调的不够，那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选错人不行，选错了第一个人后面的事情就做不好。其他的体制也是重要的，但是选对这个人更重要。



我就讲这些。后面有什么讨论我再讨论。



主持人：

我借着主持人的便利，先问一个问题，饶老师您从人才引进来说是把关者，具体的操作部门应该是人事处，甚至是党委的组织部门，你怎么跟这些实体部门进行业务合作，或者搞好关系把这个事做好。



饶毅：

北京生命科学院就是一个特例，基本上独立于中国现有所有的系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让我做院长，我做院长的条件是人才经费还有什么体制的，都是我自己拍板，我们学校的人事部门备案，没有终审权。我觉得这个原因很简单，学校管我们内部的事情一点意义没有，学校有那么多专业，学校人事部门学生物的很少，他来微观控制我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我去管实验室，其他实验室也是一样，我招了教授，我觉得可以招了他，他实验室的经费什么的都是他管，他拿来东西我就签字。在北京生命科学院体制上已经是完全是这样的，这边很多地方需要院长签字，我也没有管他实验室，各个单位的人事部门也是要放开，你要请一个人，全部让他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要，你不给他这些权利，他做不好怪你，你怪他，来回扯皮是不行的。他做了几年不行，你就把他撤下来，他做的时候你不要管他的事情。学校的校长和书记不管我们里面，他管我们里面干什么，他已经做校长他还做院长干什么，这个权利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权利是给一个人做这个事情。



提问A：

您在美国的时候，人才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因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很多碰撞更容易出成果，现在回国带领中国的科研人员，都很聪明，但是是不是跟美国的时候相比，这种思维的视角会少一些，这是不是一个缺陷，我主要想问的是，您回国这段时间的经历，从科研方面来说，和美国比，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劣势？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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