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陈化兰与13亿人面对的禽流感

　　鸡命关天

　　从一见面，陈化兰的手机就不停地在响。她苦笑说，月初刚刚充了1000块钱的话费，刚刚短信通知，只剩下61块2毛3。给她打电话的人，有国外的专家、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农业部的领导、疫苗生产厂的负责人、地方检疫站的研究员，但更多的还是记者。

　　陈化兰的身份，是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主任。这是中国大陆唯一有权对禽流感病毒进行最终病毒分离鉴定的研究机构，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动物流感监测网点实验室之一。中国什么地方的家禽家畜确实出现了禽流感疫情？禽流感病毒在这些动物体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异？未来哪一种毒株最有可能用于生产禽流感人体疫苗？36岁的陈化兰，是最早知道这些问题答案的人，自然，也就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突然成为一个新闻人物，陈化兰并不习惯。对于手机另一端不断传来的问题，她的回答，带有做研究的人一贯的谨慎——“我不知道”，“我没看到”，“我不预测任何事情”。而她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我只是个兽医，不要问我人的问题。”

　　见到陈化兰那天，她刚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这个奖一年前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莱雅公司共同设立，每年奖给5名40岁以下的女性科学家，奖金10万元人民币。在最初公布的获奖名单上，陈化兰的名字排在第4位，但在颁奖时，却调整成了第1名。这和她在颁奖典礼前后受到的关注程度恰好构成一个有趣的呼应。

　　陈化兰对这看得很开。“你们关注的不是我，是禽流感。”

　　一位与陈化兰打过多次交道的同行用“霸气”二字形容她。如果说这个形容带有过多个人感情色彩，说陈化兰“傲气”，却是不错的。这个7岁孩子的母亲，话很少，声音很低，但一出口便斩截利落，虽然永远面带微笑，可看上去总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她的自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电视记者采访她，得奖后有什么感觉，她的回答是，“没什么感觉”。有人问，你负责研制的禽流感疫苗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她不假思索，“国际先进水平”。她告诉媒体，对于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禽流感病毒，非常便宜的金刚烷胺就是特效药，不用言必称达菲。面对来自外国和中国专家的关于禽流感病毒对金刚烷胺存在抗药性的质疑，她却淡然而笃定地说，“那是流行于东南亚的禽流感病毒，就我对中国高致病力禽流感病毒的研究，金刚烷胺的疗效很好。我得出这个结果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外的研究者都认同了我的观点，现在在辽宁黑山疫区发放维生素C和金刚烷胺，就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对于大家都担心的禽流感病毒变异问题，她笑了，“禽流感病毒天天在变，每一代都不一样，不见得变异了就更可怕。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现在发现致病的H1N1病毒从每个特征上来看都是‘禽’流感，一点儿变异都没有，但却因为人没有任何抵抗力，反而迅速置人于死地。禽流感病毒如果真的像大家担心的那样与人流感病毒产生重组，未必就比单纯的禽流感病毒更可怕。至少，没有拿到数据前，不能妄下断言。”

　　陈化兰是甘肃白银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都在甘肃农业大学兽医系完成。这并不是她最初的高考志愿。高考成绩不理想，陈化兰本想复读，但信命的母亲对她说，再考一年，未必不会有另一个更不理想的结果，于是，她选择了服从分配。1994年，她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于康震的指导下做专业禽流感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一位从事动物流感的专家对记者介绍说，严格从辈分上讲，于康震应该算是陈化兰的师兄，他们都是国内研究马传贫(马传染性贫血)的学术泰斗卢景良先生招收的博士生。不过，1994年，陈化兰考上博士生后，因为卢先生年老体弱，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斯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于康震。“这样算起来，陈化兰是于康震的开门大弟子，情分自然不同寻常。”

　　有人把陈化兰同于康震的这种“师徒之情”解释为她能有今日特殊地位的原因:1999年，陈化兰到美国疾控中心(CDC)进行博士后研究，这时，于康震已担任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所长。2000年，他被调往北京，担任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此后，任全国畜牧兽医总站站长至今。2002年陈化兰回国，不久，农业部就决定将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设在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由陈化兰担任主任至今。

　　对于这种说法，陈化兰的反应是“哭笑不得”。“有的时候，有些人说的每件事都是真的，但是连在一起，味道就变了。”她说，“于老师教过的博士研究生多了，如果是回护学生，为什么不是当时在国内的其他人，而是一直虚位以待，催我回国？如果没有于老师从1994年国内还没有禽流感爆发的时候就开始的相关研究，难道就因为我陈化兰在什么地方，就把国家参考实验室设在那里？口蹄疫国家参考实验室在兰州，疯牛病国家参考实验室在青岛动物检疫所，猪瘟国家参考实验室在北京中国兽药监察所，难道每一个参考实验室的设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举贤与避亲之间的权衡，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真正关键的，还是被推举者是否能够胜任有余而非尸位素餐。问题的答案，只有，也只能，从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实验室中寻找。

　　11月11日，记者来到位于哈尔滨南岗区马端街427号的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同哈尔滨许多还未被推土机和塔吊消灭的老房子一样，这个研究所是四五十年代俄式建筑和80年代筒子楼的奇特组合。虽然许多人是直到近一两年借着禽流感恐慌的步步逼近，才知道这个研究所的存在，但事实上，早在1945年，日本人就在这里成立了兽医研究中心。东北解放后，利用原有设备，在这里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家畜防治所，1949年，更名为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兽医研究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兽医科研单位。1957年，这个所划归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定名为中国农科院兽医研究所，1965年，才最终确定了现在的这个名字。

　　走在今天看来仍算时髦设计的盘旋楼梯上，带记者参观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王秀荣副研究员感慨说，“当年，我们这儿可是好地方啊。来的是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用的是各处调来的最先进的设备仪器，可牛了”。言语里，有几分今非昔比的伤感。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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