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科技界真理斗士

邹承鲁：科技界真理斗士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南方周末2004.11.25

　　邹承鲁简介：1923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45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1951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主要贡献者之一。20余年来，因坚持抨击学术腐败、呼吁
科学道德被喻为“科技界真理斗士”。2004年11月18日，因参与发表文章建议改
革中国科技体制而再受瞩目。

　　邹承鲁并不知道那篇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的文章引起了轰动。是记者纷
沓而至的脚步告诉他，自己又一次成了新闻人物，或者说敏感人物。此时的邹承
鲁正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今年3月他被发现患有淋巴癌。

　　作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生命科学的学者，81岁的邹承鲁对自己的癌症举重若
轻，“没有那么严重。”这份淡定从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口中缓缓而出时，多少
让人有些伤感。伤感来自他对个体生命表现出了大度，却把那些与自己生命联系
微弱的事情纠结在心，难以安宁。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执笔发表文章，第一次在科
学界鲜明地提出“科研道德”问题。他说，“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
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
不能容忍。”

　　之后20年，反对科学腐败、维护科学道德成为他科研生涯中另一个重要责任。
他在媒体和各种公开场合痛斥科学界学术腐败，主张科学道德的精神回归。他直
言不讳，毫无隐瞒。

　　2001年，在那场“核酸风波”中，邹承鲁公开指责生化学会某专门委员会副
秘书长为某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2002年，他公开抨击徐荣祥“5年克隆人体
器官206种”之说为伪科学。他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他毫
不留情开出清单痛陈科学领域学术腐败“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
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
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
传。

　　邹承鲁大胆无畏的作风，使他成为一个在学界“有性格的人”。美国西北大
学教授饶毅说，这样的人在中国“有人钦佩、有人头痛、也有人不满”。但他们
的存在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证，说明中国国内有成就的
科学家们中有一批客观态度者，不应只看到那些浮夸者”。

　　至今，年届八旬的邹承鲁仍独居于“李四光纪念馆”，仍在健康的时候天天
上班。2002年，妻子李林先他而去，1950年代他们相识于剑桥后结为伴侣。李林
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之女，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院士。这是一个“一家有三个
院士”的令人尊敬的家庭。

　　病榻上的邹承鲁焦急而孤独。看到记者进来，他才收起面前的笔记本电脑。
医院不能上网是他最大的苦恼，他急切盼望几天后出院的日子。“没有工作我不
知道该怎么过。”采访是在他说话、喘息、停顿、喝水、量体温的断断续续中进
行的。

　　记者：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邹承鲁：这篇文章不是我发起的，是第一作者饶毅发起并且起草的，他写好
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我。我和饶毅之前也通过这种方式讨论问题，我们发现彼
此之间有很多观点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当他提出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时，我说很好，
我鼓励你。文章写好后我做了些修改，他问我愿不愿意署名，我说，文章的观点
我是同意的。如果你认为署名对更多人接受有好处，那就署。

　　记者：1949年您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nature》（自然）上，我们知道
《nature》杂志在全球科学界的地位非常之高，对这篇文章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
响力您应该是有判断的吧？

　　邹承鲁：对，《nature》是一份令全世界科学人士尊崇的刊物，是科学界最
重要的杂志之一。我知道文章出来后肯定会引起一些影响。

　　但究竟有多大，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就希望更高层能注意到文章中的观点，
因为是对中国科学管理有益的，希望他们能吸收其中积极的一部分。但是显然，
这篇文章也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

　　记者：哪些人？现在有没有听到或者感受到来自他们的一些反应？

　　邹承鲁：当然是文章中抨击到的那一部分人，这就不用直说了。目前还没感
觉到什么反应，不过即使有什么负面影响，也没关系。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
人那样怕挨整。也不怕在基金上封锁我，我现在也不做什么研究了。剩的那些钱，
最后几年做些小项目还够用。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个奖那个奖的，我这一辈子得
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我希望在我最后几年把我对科学问题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我最近写了一些
文章，也是这些方面的。年纪大了之后，研究做得少了，关注学术外的问题反而
多了。关于中国科技体制问题，我以前就有所思考，只不过这一次以相对尖锐的
方式呈现出来了。

　　记者：经过这么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思考，您认为影响现在中国科学研究发展
的最大问题到底是什么？

　　邹承鲁：科学领域的很多事情说到底就是体制问题。现在国家对科技项目和
经费的管理仍然实行计划分配体制，这种人治模式部分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还
有就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现在来看，这种计划体制使得科研发展进入了一个
非常糟糕的状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行政的权力过大，直接掌握大课题的项目
计划和庞大的科技经费，一些大课题甚至直接就是非专业的官员和中层行政人员
主导计划的，也就是所谓的“处长政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项目和经费的
取得直接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和科技官员有更好的“合作”关系。

　　记者：您不止一次地谈到科研人士现在落入了“人际政治”，您个人有过这
样的体验吗？

　　邹承鲁：当然有，那就多了（摇头）。比如说，现在评议一个项目，说是专
家评审。实际上呢，有的专家是要打引号的。一个评审组里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懂
这个专业，大多数人不清楚。我过去经常参加这样的评审。这些评审表面上看中
规中矩，无记名投票啊等等，实际上有些已经内定，即使没有内定，他也要给你
种种的暗示。当然你可以不照做，但因此会有两个可能：好一点下次不再找你作
为评审专家，坏一点以后你的项目参加评审时就给你穿小鞋。我有过不少这样的
遭遇，牵扯到具体的人，就不讲了。

　　我讲两个小故事。几年前，有一个大学拿来一位博士毕业生的论文请我评议。
我看后如实答复，论文有很多明显漏洞，如果不修改不能答辩。没关系，他们又
从外校找了另外一个专家做了评议，结果顺利通过答辩。从此，这个学校这个专
业再也没有找过我评议。还有一个事儿。

　　80年代，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有一个大学要申请博士点，派人来
北京找我，拿来了资料，还拿了一份厚礼甚至现金。我留下资料其他的都退了回
去。从此以后他们也不再找我了。无非就是这些结果，冷落你，孤立你。

　　记者：现在您被称为科学界的斗士，这个称号带来的荣誉多还是麻烦多？

　　邹承鲁：都有吧。在志同道合的同行中获得了同情和尊敬。在二十几年前可
以从这些方面找我麻烦：职务、职称、评奖等。因为所谓的“同行”评议不是地
道的同行评议，所以如果我的项目遇到这种情况，那我就倒霉了。（笑）不过，
等我当了院士后就好多了。（又笑）

　　记者：依照您这样的性格，不知道在科学界您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邹承鲁：有一些不错的同行朋友，但得罪的人也不少，有教授也有当官的。
教授是哪些呢，就是我认为他学术上有问题的。比如说选院士，我认为他不够格，
我就在会上直说不够。当然，很多人最后还是选上了，但我说的这些话还是传到
了他们耳朵里。以后他们会找些机会来对付我，对付不了我就对付我的学生。

　　记者：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和您志同道合的人多吗？

　　邹承鲁：我想应该还是多，应该还是多数吧。有些人他脑子里这样想却不敢
说，不愿意说。

　　记者：那为什么偏偏您要站出来说？您如何看待这种大多数人的沉默？

　　邹承鲁：我就是太爱说话了吧，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得有人去做这些事情。我不觉得很孤独，真的，我刚才说了，大多数人都是
和我观点一致或接近的，虽然他们公开场合不说，但他们私下也赞同我、同情我。
我能理解他们，但我也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责任。

　　记者：经过20多年您个人的努力，在科学界您所反对和主张的现状是否有所
改变？

　　邹承鲁：有些改观吧，一些单位对违规者有所处理，中科院和教育部都制定
了法规。但总体上遗憾地说，似乎效果不怎么明显。很多事情并没有太多改变。
科学界的腐败问题，有的违规者依然如故，有的甚至更加春风得意。那场核酸斗
争，自己还是被击败了，核酸营养品仍然畅销如故，科学家的道德终究敌不过广
告宣传。

　　记者：能否告诉我们您现在对中国科研现状的心情？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期待？

　　邹承鲁：或许很多旁观者认为我一定是很失望的心情，实际上，我还是充满
了希望的。我相信新一代领导人有长远眼光、具备解决中国科技根本问题的政治
智慧。我已经是 80岁高龄的老人了，未来再谈什么个人研究成果，未免自不量
力，也太微不足道了。我只是由衷地希望，我20多年来一直呼吁的科学道德问题
将来能够得到真正的重视，科学腐败现象能够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那
些勤恳工作，做出成就而不自我宣扬的人能够得到切实的重视和资助。最重要的，
中国的科技体制能有所改变，真正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使中国科学能够发扬光
大。

　　邹承鲁历年言述

●关于论文剽窃：置之不理是不行的，必须公开承认错误，自己尽快改正。

●关于诺贝尔奖：这个目标不是为了科学，不是为了科学而工作，是为了奖
而工作。碰到一个坎的时候，你也许就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过这个坎。这样你
不但不能得奖，而且搞不好会身败名裂。

●关于院士选举：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一是不够透明化，二是单位的参与实
在太多了。

●关于学术打假：我们作为科学家应该有责任向大家说明一些事情的真相。
这是为了科学的声誉和自己的良心。

●关于出风头：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是不可能有什么“第二职业”的，过多
的兼职，过多的抛头露面，只会毁了一个有前途的青年科学家。

●关于核酸风波：珍奥公司是在借教授之名，借大学和科学院之名进行商业
炒作。近年来，各单位教授评得太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商业炒作的风气。
‘水变油’不是曾经有哈工大那么多位教授支持吗？不是也说有实验数据吗？问
题是，这些实验数据得到同行的验证了吗？以科学的名义欺骗世人，还要走多远？

●关于院士评选“十大科学新闻”：我想每一个院士都有自己的专业范围，
对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的并不一定熟悉，因此我想评选就不必用院士名义了吧。
我想即使我根据自己的“感觉”划出十道来又有多少分量呢？和一般读者的“感
觉”又有多少差别呢？

●关于科学研究成果的质与量：最近几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譬
如单纯追求S CI论文数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发表的文章，而不敢或
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义但非常艰难的科学问题，表现为浮躁、急功近利。这样发
展下去只会导致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导致我国最终不能进入世界科学强国。因
此，现在是从对量的重视转而对质的提高提出明确要求的时候了！

　　●关于科技规划：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
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比如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是科学家们提出、并经过争论后向政府提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而提出
的，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

　　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
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并且在规划中留有
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搜集整理／赵凌）

　　■新闻背景

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这个讨论始于2003年3月22
日，在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
划，以指导今后15到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

　　而2004年11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55周年纪念日。温家宝总理到中国科学
院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对我国未来的科技发
展进行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管理体制
和国家创新体系。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11月18日，世界顶级科技杂志《自然·中国之声》刊
载了一篇关于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文章，而此文一出，立即在我国科技界引起巨
大反响。

　　这篇题为《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的文章
是由三位著名学者撰写的，他们是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饶毅、中国科技部科
学顾问鲁白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

　　三学者说，制定为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的中长期规划，并
辅以大量的新增经费，既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它相信科技对
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理念。

　　三学者也直率地指出，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最根
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
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
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合适
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已严重制约中国科技的进步，而建
立良好的科技体制，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这篇文章提出了非常直率的一系列建议，其核心是：“竞争优胜的科技体
制”，应从“政治与科技的分离”开始。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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