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之间出成就——记我国视觉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杨雄里院士(2)

　　虽然在日本期间因时间所限，有很多研究不能进行得更加深入，但是这成为了杨雄里80年代中期和国内外合作者进行一系列研究工作的起点，最终导致了很多重要成果的诞生。

　　从冈崎到美国

　　1985年，哈佛大学J?E?Dowling教授到上海参观了杨雄里的实验室。杨雄里向客人介绍了视网膜视锥信号通路在长时间黑暗中受抑制的这一成果。与他殊途同归的是，Dowling教授在鲈鱼的立体视网膜观察到了同样现象。他推测这一现象可能与网间细胞释放的多巴胺有关，于是，他向杨雄里提出了邀请——赴哈佛进行合作研究。

　　1985年9月，杨雄里束装就道，飞赴美国来到了哈佛大学著名的生物实验室，与在视网膜研究方面最负盛名的Dowling教授合作，进一步研究“暗压抑效应”的机理。在哈佛，他们应用离体、灌流的鲈鱼视网膜详细比较了长时间暗适应和短时间暗适应条件下视锥水平细胞的反映特性，并考察了多巴胺及其拮抗剂对这些细胞光反应及电耦合的影响，将研究成果写成三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的《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

　　1986年底，杨雄里南迁至美国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与Dowling的学生、视网膜研究中的后起之秀吴淼鑫博士进一步研究这一系列问题。蝾螈的水平细胞兼接收视杆和视锥的信号，他们推测其活动所受到的调制会有不同的规律。对这些细胞反映特性的仔细分析表明，在长时间暗适应时，它们反映的上升相非常缓慢，但在适应后或有背景光存在时，反映的上升相大大加快。这提示明暗对这些细胞的调制主要表现在时间域上，不同于鱼的水平细胞反应主要表现在幅度域上的调制。在不断的探索研究中，杨雄里和同事们进一步发现，L型视锥水平细胞所接收的红敏和绿敏视锥信号在长时间适应中所受到的压抑程度是不同的，红敏视锥信号所收的压抑要强烈得多，因此参与暗压抑效应的不仅有多巴胺，可能还有其他机制。

　　从美国到上海

　　正当杨雄里在美国实验室里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之际，祖国召唤他回国担任上海生理所的第三任所长。1987年5月，他在贝勒医学院收到了上海市科技党委写来的信，正式通知他，市科技党委已经通过对他的任命并已上报中国科学院。尽管当时杨雄里在美国的研究工作正处于高潮，他的名字频繁的出现在著名的学术杂志上，但他真诚朴素的说：“我的事业在祖国。”1987年12月，他登上了飞往祖国的飞机。

　　1988年1月3日，陈至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联系会议上，宣布了中国科学院任命杨雄里担任生理研究所第三任所长的决定。那一年，杨雄里47岁。从此，杨雄里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他一上任，便改组学术委员会，全力推动所内学术交流和评议活动，扩大生理所的影响，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

　　1991年9月，杨雄里的所长任期即将届满，他希望自己能够还原为一个专事研究的科学家本色。但是在他为期三年的任职中，得到了所内高级研究人员和中层干部的一致肯定。于是，他顺从了民意，继续了他第二届所长的繁重工作……

　　就在他连任之际，他成功的当选的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成为了上海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实现了他年少的宏愿。

　　2000年，杨雄里终于卸下了“沉重”的行政职务，寻找着更适合做学问的空间。同年5月，复旦大学以非常优厚的科研条件，把杨雄里招至“麾下”。7月杨雄里开始了在复旦工作——领衔组建复旦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这是当时沪上最高级别的科学家“跳槽”。尽管杨雄里年过半百，但此次“不安分”的“跳槽”，引起了中科院同事们的种种“向往”。

　　数十年来，从上海到冈崎，从冈崎到哈佛，从哈佛到贝勒，从贝勒到上海，杨雄里取得学术成就的地点主要在海外。他从一个特殊问题着手，与同伴们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拓宽了一个重要领域，翱翔于科学的自由王国。

　　杨雄里的座右铭是“信书，但不尽信书，凡事独立思考”。也正是这一科学精神，赋予他一双火眼金星，发现了常人忽略的规律，从而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开拓创新。 (责任编辑：泉水)

搜索

热门标签:

辗转之间出成就——记我国视觉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杨雄里院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