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黄禹锡案” 引发中韩两国法律界人士争鸣

监禁2年，缓期3年执行――10月26日，黄禹锡因犯有“侵吞研究资金罪”和“非法购买卵子罪”得到这一纸判决，而4年前的他则凭借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成为“民族英雄”。

　　“在韩国的法律界，这并不是个很大的案子，我也不同意有人所说的‘犯罪性质严重”。从事过12年检察官工作的韩国律师郑然镐告诉记者。相比之下，中国法律界和学术界对这一结果的反响似乎更为激烈，不仅多家媒体以最快速度报道了判决结果，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提问，我们可以向韩国学什么？事实上，自从有了“黄禹锡事件”，每当国内学术界“地震”时，总有不少人叹息：为何我们不能学学人家？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段伟文表示，对学术行为的法律追究最终都归结到研究经费的使用上。“如果研究者拿得是国家的经费、纳税人的钱造假的话，就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检察院很难就研究成果是否造假来起诉，”郑然镐透露，韩国检察院最初是想侦查黄禹锡科研成果是否属实来提起诉讼，“但黄教授坚持称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数据造假，他对其下属机构和工作人员的这种行为也并不了解。”

　　郑然镐说，黄禹锡曾请求政府给机会以证明其研究成果，但检察院无法判断研究成果的真假。“在科学界都存在争议的事情，非专业的检察官无法判断，即使有部分论文造假，也不能否认其他的研究。可是也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最后只能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来起诉。”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于国旦表示，通过造假骗取国家科研经费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获得的经费通过某种方式占为己有，如果数额较大的话，可以考虑认定为刑法规定的诈骗罪。还有一种情况，虽然经费是通过造假手段获得的，但还是用于科研活动，“对这种行为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

　　在我国，从刑事处罚来看，一般公民骗取国家财产可以构成诈骗罪，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家财产可构成贪污罪，但上述两个罪名都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学术造假中获取的经费并未据为己有这种情况，不符合上述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所以有人指出，依据现行法律无法追究学术造假者骗取科研资金的刑事责任，有必要再在刑法上通过立法确立相关罪名。

　　于国旦认为，是否将此种行为单独规定，需要考虑到制裁效果和司法成本两个方面。他解释道，所谓制裁效果指的是一旦做了这样的法律规定，对惩治学术不端行为会起到多大作用，如果有其他的非刑罚的手段可以使用，最好还是使用其他的手段予以处理；而司法成本则包括调查取证的难度、审讯时间等等。他指出，将通过学术造假骗取科研经费(非占为己有)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涉及到学术造假的认定问题。

　　然而“是否将经费据为己有”在黄禹锡案中并不是判决要点。“拿到钱怎么用很难判断，它只是量刑的依据，我们只看你获得钱的方式是否正当合法，黄禹锡之所以被判缓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钱没有被他个人占有。”郑然镐说。

　　韩国法律中并没有“欺诈政府科研资金罪”这样的罪名。“这个案子中，最大的一笔近200万美金的科研经费诈骗指控被判无罪，挪用政府50万美金科研经费的和民间团体5万美金赞助费是成立的。判决的罪名只是表明他在获得科研经费的时候资料或手续不齐全，比如说没有发票或收据。”郑然镐说。

　　他还分析道，黄禹锡案之所以炒得沸沸扬扬，是因为在他的研究取得成果后，政府和企业都加大对生物领域的投入，“就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议论投了那么多钱怎么办，所以案子本身更大的意义在于对科研经费使用的警示作用”。

　　段伟文则表示，学术造假行为最终要考虑伦理和法律的切割。“学术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学术共同体来解决，非常明显的违法事件要靠法律来解决。”他说，从法律角度看，黄禹锡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完善现有的法律框架，制定更详细的法律解释条款，加强法律的解释力，让其更具操作性，“比如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中，怎么样算‘非法占有’，怎么算‘贪污’？”

　　而另一方面，他指出，我们还需进一步明确法律主体，加强司法实践。“我们的问题是，出了事没有人提起诉讼，有法律没人去执行，也就没有司法实践，而其实司法实践对法律的制定和完善都有很大好处。”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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